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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我八岁时离开人世，父亲则在我十岁时撒手西归。他们去世时我太小，以致除了道听途说，我对他们知之甚少。我的父亲去了巴黎，做了英国大使馆的律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儿，要不就是受对未知的某种不安所引诱，而这种不安也正折磨着他的儿子。他的几间办公室就在大使馆对面的圣奥诺雷市郊路（Faubourg St. Honore），但他住在当时称作德安丁大街（Avenue d’Antin）的街上，那里街道宽阔，与圆形广场（Rond Point）相接，街道两旁种满了栗子树。我父亲在那时算得上是位了不起的旅行家了。他曾去过土耳其、希腊和小亚细亚，在摩洛哥最远到过非斯（Fez），那个地方当时还很少有人去过。他藏有大量的旅行书籍，在德安丁大街的公寓里满是从各地带回来的物件，像来自塔纳格拉的小雕像*、从罗得岛
带回的器具，以及刀柄上镶有大量银饰的土耳其短刀。他在四十岁时娶了当时小他二十多岁的我母亲。母亲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而父亲则是个非常丑陋的男人。有人曾告诉我说，他们在当时的巴黎以“美女与野兽”而为人所知。母亲的父亲供职军中，死在印度；他的孀妻，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在挥霍了一大笔财产之后，在巴黎安顿下来，靠养老金度日。我猜想她是个有个性的女人，可能还有些天赋，因为她曾用法文写过供少女阅读的小说，还为室内歌谣谱过曲。我愿意想象小说和歌谣由奥克塔夫·弗耶
笔下出身高贵的女主人公所读所唱的样子。我有她的一张小照，照片上的中年女人穿着衬裙，眼睛很漂亮，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我的母亲长得很娇小，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一头浓艳的金红色头发，容貌精致，皮肤姣好，非常受人倾慕。安格尔西女士是母亲的一位挚友，这个美国女人在不久前以高龄谢世。她告诉我，她曾经问过我母亲：“你这么漂亮，有这么多的人爱慕你，可你为什么对你下嫁的那个丑陋的小男人那么忠诚？”我的母亲回答说：“因为他从不伤害我的感情。”
我见过的母亲唯一的信件，是在整理死去的叔叔的文件时发现的。叔叔是个牧师，母亲请他做自己一个儿子的教父。她非常简单而又虔诚地表达了她的希望，即借着他神圣的呼召，她请他进入的这样一种关系将会对这个新生儿产生影响，使这个新生儿以后成长为一个好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母亲是个很棒的小说读者，就在德安丁大街公寓的桌球房里，有满满两大架陶赫尼茨
版图书。母亲深受肺结核病的折磨，我记得有一排驴子停在家门口，为她提供驴奶，当时人们认为，驴奶对治愈她的病有好处。夏天我们常常住在多维尔
的一幢房子里，多维尔当时还不是什么时髦的地方，不过是个被特鲁维尔掩盖了光彩的小小渔村。母亲走向生命终点的那段日子里，我们去波城过冬。有一次她躺在床上，我猜是在一次大出血之后，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想到她的儿子们长大以后就不会再记得她在世时的模样，她就叫来女仆给她穿上白缎做的晚礼服，去摄影师那里拍了照片。她有六个儿子，最后她死于生产。那一时期的医生有一套理论，认为怀孕对受肺病困扰的妇女有好处。那年她三十八岁。
母亲去世以后，她的女仆成了我的保姆。一直到那时我都由法国保姆照看，并被送到一所为儿童开办的法语学校。那时我对英语一定所知甚少。有人告诉我，有一次，我看到火车车厢外面的一匹马时大叫起来：“看呀，妈妈，一匹马。”
我觉得父亲有一种浪漫情怀。他想好要造一幢夏天住的房子，就在叙雷讷
一座小山的山顶买下一块地。平原之上，那里景色壮美，而远处就是巴黎。有条路通往一条河，河边坐落着一个小村庄。造好后的房子将像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一座别墅，顶层环绕着凉廊。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和他一起乘观光船沿塞纳河去那里看房子建造的进展如何。屋顶装上后，父亲买了一对古代的火钩装在上面。他订购了大量玻璃，并在玻璃上刻上了反“邪恶之眼”*的一种标记，父亲是在摩洛哥看到这个标记的，读者在本书的封面上也能看到它。房子是白色的，百叶窗则被漆成红色。花园规划好了，房间布置完了，然后父亲就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