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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迎来黎明之时，古代歌谣也正处在辉煌灿烂的时代。历史与歌谣是相伴产生的。《梨俱吠陀本集》的圣歌、荷马的史诗、《圣经》的诗篇，都属于古代歌谣。它们共同构成了各民族展开其历史与命运的序章。
印度的《梨俱吠陀本集》成书于前 12 世纪前后。于此时间稍晚——大概前 10 世纪左右，中国即开始了《诗经》的时代。虽然绝对年代上相当晚，但日本的《万叶集》也是具有上述古代歌谣特性的歌集。在各民族历史开始的时期，为何古代歌谣的时代会突然到来？这是一大谜题。
《诗经》与《万叶集》都是由民谣发展而成的歌谣。这一点，与由特定擢选的祭司、预言者，或语部稗官编撰而成的古代歌谣是完全不同的。它们都是在广阔的地域产生，形成于民众的生活之中。但是之后，《万叶集》很快进入了创作诗的阶段，而《诗经》则在创作诗的形成过程中，其发展戛然而止。不过《万叶集》之后，也陷入了漫长的国风黑暗时期。古代歌谣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忽然出现，并完成了歌谣的定式，随之成为民族的经典。如此光辉灿烂的诗歌时代，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古代歌谣的世界，真正具有历史意义；它的形成与发展，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反映着重要的社会史实。
民谣的形成以民众的形成为前提。古代的氏族社会是具有极强封闭性质的社会，他们信奉的神祇具有排他性与好斗性。而这种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社会，会不断寻求内部的血缘结合。人们无法求得向外部的解放，在族长和宗老的强力统治下，只能对外孤立起来。甚至结婚，也只能以特定集团为规定对象。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民众”还谈不上存在。
在此之后古代王朝诞生，大量氏族在王朝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但王朝的统治只能及于氏族集团之上，并不能渗透到氏族内部，不能达到氏族的核心。在氏族内部，氏族的原则仍然生生不息。由于参与王朝的祭事、行役和战争，与外部的接触日益频繁，但氏族的原本生活方式还是保留下来。伴随着王朝统治秩序的加强，氏族内部也产生了阶层分化，作为祭祀共同体的统一性相应不断减少；不过，氏族的传统制度还是具有很强的规制力。在这种社会当中诞生的原始歌谣，应与氏族社会内部活动特别是祭祀和仪礼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民众的感情还没有提高到需要寻求自由表现的程度。
以强有力的豪族联盟为基础建立的古代王朝，很快便强化其集权化倾向，直接统治的范围开始扩大。各豪族以中央权力的背景开始领主化，占有了广大的土地和人民。古代的小型氏族渐次丧失抵抗能力而解体，在领主治下成为直属的民众或公民。长此以往，他们从氏族的封闭性中苏醒，逐步脱离了氏族的核心，而解放在朗朗乾坤之下。但是这种解放，同时也意味着从属于更加强力的政治统治。民众在喜获自由的同时，却又不得不对新时代感到畏惧。在这种一喜一惧之下，古代歌谣的世界就诞生了。
从历史时期而言，中国古代氏族的解体应始于西周后期，而日本则是在《万叶集》的早期时代。《诗经》与《万叶集》这两部古代歌谣集从本质而言具有很多相似性，都基于这种古代氏族社会崩塌的社会史实。两者都从此前被绝对畏惧的神灵咒缚之祭祀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进入了历史世界之中。每个人都于此第一次获得了自由。感情得到解放，爱恋与悲伤可以自由抒发。在新的视角下，自然是新鲜的，人们的感情也变得鲜明。这是人类在历史上首次经历的新生时代。人们追求共同的情感，遂将这种喜悦和悲伤形诸歌咏。这种歌咏并不似其他的古代歌谣，只歌咏深刻的冥想、胜利的喜悦，或表现对命运的恐惧。古代歌谣的本质，毋宁须求之于《诗经》和《万叶集》这种民众生活感情的丰沛表现。于此，与神祇同在的人们，从对神祇的隶属之中解放出来，在逐渐鲜明地歌咏中确立了现实感情的精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