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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初秋的一个星期日，为了庆祝詹才芳将军的83岁寿辰，也为了他与夫人杨静的金婚纪念，他们全家人聚在北京五棵松那座高楼11层的病房内，欢庆了这个双喜佳日。
杨静梳洗之后，用手抿了抿额前那缕白发。然后，穿上了那件从深圳沙头角买来的、样式时髦的白色西服。年逾古稀的杨静显得那样年轻、精神。她和詹才芳并排坐在儿孙们中间。他们在鲜花、礼品、大寿糕、常青树中。此时，杨静的心情最为激动，他拉起丈夫的手，说：“才芳，咱们俩结婚已经整整50年了……”
故事从红安开始。50年，这条稳固的婚姻之船，历经多少战斗、多少磨难，又有过多少忧愁、多少欢乐啊！
杨静满怀深情地说：“50年前的事，至今，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昨天。尤其是我与才芳从认识到结婚……我们的金婚是值得庆贺的，因为，50年来，我们一直是相亲相爱、风雨同舟的忠实战友和伴侣……”杨静向儿孙们娓娓道出了她和詹才芳的恋爱故事。
50年啊，这条稳固的婚姻之船，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经历了建国后的风风雨雨。这悠悠岁月，有过多少战斗、多少磨难，又有过多少忧愁、多少欢乐啊！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提到那个著名的地方——湖北省红安县。1907年农历八月初五，红安县高桥区黑石嘴村一个雇农家庭的茅屋草舍中，一对婴儿的啼哭划破了夜的死寂。双胞胎男孩儿的降生，非但没有给这户贫苦的人家带来丝毫的喜悦，反而笼上了一层愁苦的阴云。苍白虚弱的产妇竟愧疚地望着丈夫，淌着泪说：“仲禄，我对不住你，是我上辈子没积德呀！一个都难养活，这一下子生了两个，这可怎么办啊……”
双胞胎中稍大的那一个，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这的确是一对苦命的弟兄，母亲生下他们俩之后，落了个产后妇女病根，常常出血不止，苦苦支撑了7年之后，撒手人寰。
12岁上，两人一起上山挖野菜，不知不觉走远了，走到一个陌生的村庄，在一座高大的瓦房前停下了脚步。一个穿着干净利索的妇女，端着一个盆子从大门出来，把盆内的东西倒在路边扭身就往回走。才芳飞快地跑过去一看，啊，是大米饭！饥肠辘辘的才芳招呼弟弟才银：“银子！咱们快把大米饭兜回去。快，快！”
“好！”才银把身上的破衣褂脱了下来，刚要蹲下……
“莫动！”只听见那个女人大喊了一声，两兄弟吓了一跳，停住了手。
“这是猫食。多脏！吃了会肚子疼的。你们是要饭的？”
“嗯。我们好长时间没吃一粒米了。还有爹爹、哥、姐。”
“你们等一等！”没等他们明白过来，女人又回来了，“快，拿走吧！”她递给他们一个大纸包。
“啊，大米饭！还有猪肉块儿！”兄弟俩又惊又喜。
好心的女佣人走了，才芳和才银有说有笑地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们悄悄咽着口水，想象着父亲和哥哥姐姐打开纸包后的欣喜，很快走近了他们的村庄。
“呜——呜——”的哭声远远地传来。他们一惊，撒腿就向村子中跑去。哭嚎声正是从自家院子里传出。
他们的爹爹和二姐没能等到他们回来，吃上一口他们俩要回来的米饭，就这样去了。他们死于野菜中毒。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大哥二哥是眼睁睁地看他们死去的。二姐在死前痛苦地用手指挖着自己的脸。
那一包好吃的米饭洒在了地上……
1924年春，詹才芳在大姐夫的帮助下来到武汉，在董必武主办的武汉中学半工半读，从事青年运动，并于当年底，加入了青年团，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詹才芳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黄麻起义后詹才芳上了木兰山，而只小他几分钟的弟弟詹才银仍留在家乡做交通员工作。1929年夏天，红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转战到了光山县柴山堡地区。而在黄安，敌人又在闹起“清共”了。詹才银被当作哥哥詹才芳惨遭敌人杀害。从敌人误把他当作詹才芳起，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詹才银始终没有开口说一句话。他的妻子在得到他牺牲的消息时，正值她要生产，悲痛之下，孩子夭折在母亲腹中，几天之后，她也追随丈夫而去。大姐夫楚臣、大哥才华、弟弟才银一家……这一笔笔血债，把对敌人的仇恨深深地刻在了詹才芳的心里。
周恩来的小同乡，经人介绍给抗大二分校的大队长。她第一眼看到的他和她想象的完全不同。“我从来就很敬重有文化的人。”
从排长、连长、营长，詹才芳在红军的队伍里迅速成长起来，渐渐成为我军的一名优秀的高级将领。
1939底在抗大二分校任大队长的詹才芳经人介绍，结识了阜平县康家峪妇救会主任杨静。
杨静可不是个一般的姑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期间，杨静出生在江苏淮安。她的父亲是个破产地主，娶有二房妻室。正房生有一个女儿。杨静的母亲是二房，生有二女四男。杨父去世很早，幼子显基是遗腹子。算大姐在内，杨静是第三个女孩子。她同母的几个兄弟姐妹都走上革命道路。她的大哥道基在四川搞地下工作，暴露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于成都荒郊。二哥德基（后改名为杨述）在北平搞学生运动，他与后来成为著名女作家、也成为他的妻子的韦君宜组织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杨母在儿子们的影响下，先是对革命同情、理解，后来，她自己也投身于革命活动。在这样的家庭的熏陶之下，杨静和二姐晶明，毅然远离家乡到北平求学。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杨家举家辗转奔赴延安。
到延安后，杨静先是在陕北公学、党校学习，尔后，到青年训练班做青年工作，再后来就到了阜平县康家峪。
“媒人”上门来找杨静。临见面，杨静却犹豫了：“我不想去见面了，谢谢你的好意，洪大姐。我还年轻呢……”
“那还行？我已经跟人家约好了。你快21岁了吧？是该谈对象的时候了，别再犹豫了。詹队长可是个好人哪！见了面，等你们认识了，你会喜欢他的。他也一定会爱上你的。”洪大姐偷眼看着杨静那因羞涩而低垂的脸说，“你是这样温柔、聪明、能干，又是这样漂亮。一对大大的眼睛，娇小玲珑的身材……本来嘛，你就是咱们这里的‘黑牡丹’啊！”
“看你，别说了……我去，我去，这回行了吧？”杨静想，见见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据说，詹队长有30多岁了，肯定是个“小老头”，再说，怎么就能跟他谈得来呢？说不定，她杨静根本就看不上他呢！
于是，杨静跟着洪大姐来到了离抗大二分校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她们先到了一步，在老乡家里等。詹才芳来了，掀起门帘，一个青年军人跨进门坎。她第一眼看到的他和她想象的完全不同。他高高的个子，一张白皙而又温文尔雅，又有着军人刚毅美的脸。明亮的眼睛，豁达的神采，没有拘谨，也没有激动。他的鼻子直挺挺的，仿佛那是人内心正直的标志，他的颧骨微微凸出，正好显示出男子汉的棱角。他身着一套洗得很干净的粗布旧军装，腰里紧扎着皮带，小腿上打着整齐的人字绑腿……两人的目光相遇时，杨静的心里一阵慌乱，她低下头，两眼盯着自己的足尖。
不知什么时候，“媒人”洪大姐已经悄悄退了出去。
“咱们坐下吧！”詹才芳主动招呼杨静。杨静坐到炕边不言语，心里实在有些发憷。
“我听小洪说过，你的家庭是个革命家庭。你本人革命立场很坚定，工作积极肯干，为人热情诚恳，是个好妇女干部。”詹才芳的话是湖北方言，杨静听起来很费劲儿。
“您是老红军、老革命，又是首长……”杨静低着头说，“可我……”
“可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哟！我从来就很敬重有文化的人……好啦，对我，请不要称什么首长首长的。咱们都是革命同志嘛！”他说道，“呃，听你的讲话口音跟周恩来同志的差不多。你们是老乡吧？”
“您听出来啦？！”杨静惊喜道。她显得自然了些，“我们家和周恩来副主席家同住淮安县城，只隔着一条街。他与我们家是至交呐！”
“怪不得呢，在延安，你的母亲就是周恩来同志称道的3个革命母亲之一呀！任锐、陶承和肖禹，原来你的母亲就是肖禹……”
说着说着，两人的话多了起来，杨静也不感到拘束了。
“骗”来的一支派克笔。“它跟了我3年多了，我就是用它给你写信的呢！我想我一定要把它送给我的心上人”……
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给对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两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革命而工作，为抗日而奔波。他们时常通信，但见面的机会不多。
1940年夏天的一日，詹才芳到阜平办事，顺路看望了杨静。他给杨静讲了一件有趣的事。
他在红军大学学习时，他红军时期的警卫员谭知耕来看他，那时的谭知耕已经是个团长了。
“谭知耕，你有一杆派克牌钢笔吗？”也不晓得他是从哪搞来的情报。
“干嘛？”谭知耕很警觉地反问。
“嗯……你到底有没有？”
“有是有一支，笔尖是真货，不过，笔杆是后配的。”
“那也行啊，你就把它送给我吧！”
“不行！你要这个干嘛？”谭知耕下意识地紧捂住上衣口袋。
“我有用。嗯……我找了一个对象，人家向我要一支派克笔呢！”谁晓得当时他怎么想出这么一个点子。
“这可是件大好事。那我就送给你好了。”就这样，詹才芳把派克笔“骗”到了手。实际上，那时候，他哪里有什么对象哟！
“杨静，”詹才芳边呼唤着姑娘的名字，边把那支笔从口袋里掏了出来，“我的文化水平低，但我酷爱这支笔。它跟了我3年多了，我就是用它给你写信的呢！我想我一定要把它送给我的心上人……现在，我……”说着，他把那支钢笔别在了杨静的胸前。
当年8月24日，他们结婚了。
新房是向老百姓借的一间屋子，炕桌上摆了些瓜子和野梨。没有鲜花和美酒，只有一张由彭真同志签名批准的结婚证明信。他们眼望着它，心里乐融融的。这时，供应处长吴先恩手里拎着个包袱破门而入。
“杨静同志，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我个人没什么东西好送你们的，只得拿公家的东西送个人情了。”他说着，随手解开那个包袱。
“军装！”杨静惊喜地叫了起来，她参加革命这么久了，还没穿过军装呢，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军装啊！
杨静匆匆穿好军装，和丈夫在村外留下了一张作为终身纪念的合影。
夜色由淡而浓。月亮渐渐升高了，远方的山影黑黝黝的。这一对新人在太行山村的静夜，沉浸在幸福的热流之中。
“看，天上的月牙就像你的眼睛，又亮又弯又好看。”詹才芳含情脉脉地说。
杨静紧紧地依偎在丈夫胸前，娇羞不语。
冲出包围，她吃惊地发现，大衣里嵌着一颗子弹！她开始感到怀孕4个月的肚子痛得厉害。可是没想到，这个后来取名詹杨的女儿竟和年轻的妈妈一道，经受住了这一次血与火的洗礼。
1943年春，杨静在唐县“白求恩学校”学习。那天，詹才芳托人给她捎来一封信。信上说：“听到你已经怀孕的消息，我很高兴。你一定要多加小心，保护好……”杨静微笑着想象丈夫写信的情景。就在这时。院子里传来“嘟！——嘟嘟——”的紧急集合哨音。他们接到立即转移的命令。
没想到她们出发不到一小时，竟走进了敌人的包围圈！哗！部队散了。这个队100来号人，除了几个男同志之外，几乎全都是女同志。杨静随着人群向东跑着。
“杨静，快把背包扔掉！”
“对！快把背包扔掉！快！！”余政委也喊。杨静听了他们的话，连忙丢下了背包。背上只留下一卷皮大衣，那是詹才芳送给她的。她想：扔下什么我都舍得，只是这件大衣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丢……
敌人开枪了。子弹像雨点似的射来。一个战友牺牲了，又一个战友倒下了……杨静亲眼看着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肖敏中弹倒在了血泊里。“肖——敏——”她大呼着她的名字，冲到她身边，想上前去搀扶她。这时，余政委一把拽住杨静，大喝一声：“什么时候了？！快跑！”
他们向东猛冲，敌人的枪是从三面打来的，只有东面是突破口。终于，枪声渐渐稀落，又渐渐远了，她们可以喘息一下。
全队三分之一的同志牺牲了，冲出来的同志有许多负了伤。杨静解下背上的大衣，想重新整理一下，这时，她吃惊地发现，大衣里嵌着一颗子弹！她开始感到肚子痛得厉害，她想，这下可完了，肯定要流产了。可是没想到，这个后来取名詹杨的女儿竟和年轻的妈妈一道，经受住了这一次血与火的洗礼。
不久，杨静和丈夫团聚。他们一同去看望了肖敏的爱人。
“你们可知道？她同我一样——已经怀孕4个月了啊！”杨静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
这一年的冬天，杨静调到詹才芳所在的晋察冀三分区工作。部队又要转移。从晚上10点钟出发一直走到第二天拂晓，也没有把追踪而来的敌人甩开。
“杨静，你们女同志留在山下那个小村子里吧！”詹才芳说，“有通讯员小李和你在一起。”
“行。”杨静爽快地答应了。这样，她带着小李，还有其他两位家属进了这个山脚下的小村庄。进村后，村长把他们分散到各家下了地道。整整一个白天平平安安地过去了。到了晚上，大约8点钟左右，日本鬼子进了村。一进村，他们就叫喊着要抓“八路”。可是丝毫没有见到八路军的影子。他们只得带着汉奸挨家挨户地搜查了。
杨静他们隐藏的这家地道口上堆满了玉米秸和高粱秸，洞口没有被敌人发现。她和小李趴在被子上，不出声，鬼子连嚷带骂地离开了这家。
“指导员，咱们再向里爬爬。”小李轻声说，“这里面还有个洞哩！”他们俩把棉被先塞了过去，又向里面爬。没想到，这个洞子却是比刚才的那个浅。他们爬过去不远就听见外面有动静。
“他妈的！这儿有个洞，不知里面有人没有。”汉奸的声音。一听到这个，杨静和小李一动也不敢动了，趴在洞里身子紧紧贴着地，连呼吸都屏住了……
几块石头扔了进来，正好打在杨静的头上。顿时，鲜血顺着脸颊流下，她咬紧牙关，仍未出声。
“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开枪啦！”紧接着是拉枪栓的声音，杨静紧握了一下小李的手，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真他妈的，人都哪去了！”敌人骂骂咧咧地走了。这时，早已跳到嘴边的心，总才算放了下来。
会合之后，詹才芳轻轻抚摸着妻子头上的绷带，深情地说：“不容易啊！你们这些女同志，尤其是你。”
“咱们的孩子不是好好的吗？”
“嗯，我希望你俩都好，当然，你更……”
詹才芳指挥得了千军万马，可管不了这个甜睡着的小女婴。万般无奈，他只好把小春放在他那仰卧着的肚皮上睡觉。后来，詹才芳和杨静一共养育了三男二女。
在晋察冀三分区时，詹才芳任分区副司令，还兼任了一段参谋长。后来肖新槐调来任参谋长，并且把爱人白冰和儿子虫虫也一起带来了。詹肖两家住对门。
不满周岁的虫虫煞是可爱，圆圆的小脸儿上长着一双笑眯眼，鼓鼻子，一张小嘴红嘟嘟的，詹才芳特别喜欢他，总是抱着他，把他那双胖胖的小手放在自己长满胡子茬的脸上来回摩擦着。有时，他把这个小东西放到自己的腿上，让他在自己的身上蹦蹦跳跳，口里不断地说：“小虫虫，小虫虫，你是一条专吃庄稼的小害虫……”
杨静见他对虫虫那个样子，才想到自己的孩子生下来不知他要怎么样地喜欢了，詹才芳已经是个三十五六岁的人了，而且周围的战友们也都有了孩子，他盼望着做爸爸的心情杨静是可以理解的。
“詹副司令，你这么喜欢我们的虫虫，那就把他送给你和杨静作儿子吧！”白冰开着玩笑。
“那当然好啦！你们老肖舍得吗？”
“舍得。”肖参谋长从对门走出来说道。
“那我就不客气啦！”詹才芳说着抱起虫虫转身就走。到了自己的房门口，又转回了身子，道：“小虫虫是你们的亲骨肉，你们舍得他，他还舍不得你们呐！”
两家人开怀大笑了好一阵。
1944年4月15日，杨静分娩，生下了一个女孩，詹才芳取妻子的姓氏“杨”做了女儿的芳名，寓她是詹杨二人的爱情结晶之意。因为出生在春天，又取了个小名唤作“小春”。
小春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像极了杨静，皮肤不算白，但圆圆的小脸蛋儿总是红扑扑的，像个红苹果；淡淡的两道眉下，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又黑又亮：长长的睫毛像密密的小扇子；端端正正的小鼻子下长着一张乖巧的小嘴巴。真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可人儿，谁见了都乐意抱抱、逗逗。“多漂亮的小丫头啊！”小春这时就举起小藕节似的胳膊，张着小肉虫一般的胖手冲人家来回摇摆。詹才芳笑着对妻子说：“咱们的女儿长得多像你呀！你是朵黑牡丹，那咱们的小春儿，就该是朵儿小黑牡丹了……”
詹才芳这个我军的优秀高级指挥员，也称得上是一个“模范丈夫”，给孩子煮粥、喂饭、喂水，给孩子洗脸、洗澡、洗尿布……能干的他都干。
女儿4个月时，杨静到分区后勤部被服厂任指导员。一次，因为紧急任务，杨静晚上没有回家，这可苦了詹才芳。白天倒好对付，晚是可就热闹了。詹才芳只好自己一个人带女儿睡觉。开始，他把女儿放到自己身子右边。过了一会儿，发现褥子被尿湿了，他就把女儿搬到左边，可不一会儿，小春又在左边的褥子上“画了张地图”。詹才芳指挥得了千军万马，可管不了这个甜睡着的小女婴。万般无奈，他只好把小春放在他那仰卧着的肚皮上睡觉。这一夜，詹才芳自然没有睡安宁，他的裤子、被褥，全都被小家伙尿湿了，而且，不等他把湿了的捂干，新的“水灾”就又发生了……
越是这样，詹才芳就越能体谅初为人母的杨静。
日本鬼子对我晋察冀边区反复进行疯狂的“扫荡”，在这种转战太行的动荡生活中，小春成了他们的“小包袱”。为了更好地工作、战斗，他们不得不把5个多月大的小春寄养在唐县潘家峪一个寡妇家中。这个寡妇表面看来抗日积极，人也干净利落。詹才芳夫妇对她还是很放心的。他们轮流抽空去看望女儿，给女儿带去口粮。
到了1944年年底的一天，有人捎来口信，要他们提高警惕，“带小春的那个女人最近活动异常，经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其中就有个汉奸……”听到这些情况，他们很着急，立即决定马上把女儿接回来。
一见女儿，他们都吓了一跳：那张红扑扑的苹果脸已是荡然无存，留下了一张女黄又瘦的小脸；一双眼睛更大了，却是黯淡无光；原来藕节似的小胳膊小腿成了柴禾棍子……而且严重的痢疾正威胁着这个幼小的生命。杨静抱着女儿失声痛哭，詹才芳这个铮铮的汉子也心疼地掉下了眼泪。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啊！可不能让她这样死去啊！”杨静哭泣着。
“我饶不了那个坏女人，我去找她算帐！”詹才芳派人去潘家峪。但是，晚了一步，那个女人当了汉奸，投靠日本人去了。
“她会得到应有的下场的，让她不得好死！”詹才芳义愤填膺。
“可是小春呐？当前最要紧的是得赶紧想办法救咱们的孩子啊！”杨静焦急地说。
正当他们束手无策时，詹才芳原来的警卫员邓岳从延安来了，恰好他随身带来了一些药，8片磺胺，救活了小春。
“杨静，看来我们再也不能把小春丢给别人了。再苦，再累，我们也要把孩子带在自己的身边。”詹才芳说。
后来，詹才芳和杨静一共养育了三男二女。这5个孩子分别取名为詹杨、詹威、詹英、詹武、詹胜。
詹才芳回故乡时，曾和杨静共同赋诗一首，小儿子詹胜又做了一次改动：
小小黑石嘴，稻场山下垂。
登上黑石顶，眼向山丘随。
当年红霞起，今日彩虹飞。
学习老前辈，武胜英扬威。
这最后五个字就是这五个孩子名字的谐音。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已转业到广州省委的杨静受到了冲击。她的家庭出身被重翻过来，她成了“地主的女儿”。她的哥哥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詹才芳叮嘱儿女们要好好照顾妈妈。两个女儿不再去串连了，她们每天把妈妈送到单位劳动，下班时再把她接回来。为她洗衣服，逗她开心，陪她去看病。
詹才芳总是用一句话来安慰妻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还经常说，“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
杨静这个“地主婆的女儿”，“反革命的妹妹”就是这样在家人的关爱下，度过了最难熬的日月。
在他们50多年的婚姻中，比妻子年长13岁的詹才芳一直是妻子的老师、兄长和保护人。她也十分热爱、敬重和体贴自己的丈夫。
5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她们的爱情更加深厚，更加成熟，他们不仅能同甘更能共苦。每当杨静依偎在丈夫身旁，她总能感受到他那颗火热的激荡的心。
许世友，上将。1905年生于河南省新县。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第1师任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31师班长、排长、营长，红四方面军第12师34团团长，红9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红4军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八路军129师368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于1985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