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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牛病，全称为“牛海绵状脑病”，
是一种进行性中枢神经系统病变，
发生在牛身上的症状与羊瘙痒症类似，俗称“疯牛病”。
疯牛病在人类中的表现为新型克雅氏症，患者脑部会出现海绵状空洞，
导致记忆丧失，身体功能失调，最终神经错乱直至死亡。
1986年10月，在英国东南部的一个小镇上，
首次发现疯牛病。1997年，英国科学家预计，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会有1000万人最终死于新型克雅氏症。
疯牛病被认为是通过给牛喂养动物肉骨粉传播的。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人用肉骨粉饲养牛而将羊瘙痒病
因子传播给了牛。到2000年7月，在英国有超过34000个牧场的
17万多头牛感染了此病。最高发病时间是在1993年1月，
至少有1000头牛发病。
——摘自新华社的报道
西班牙人斗牛的场景为世人熟知，但一头“手无寸铁”的肉牛现在也发火了——这是2000年的欧洲的一个经典的镜头。屏幕上，那牛已经身中数弹，头顶开花，鲜血淋漓，但它还没有死，它怒气冲冲，仿佛为枪杀它的人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契约”而悲愤不已，它愤怒地冲向那个朝它射击的警察，而那个手持冲锋枪的警察此刻真的有点恐惧了，他慌慌张张好像试图再次瞄准、射击，但却被那牛狠狠地掀了起来，然后又摔在地上，这一切就像人们经常在西班牙的斗牛节目里看到的一样。就在我的心正一下子发紧、担心那牛再上前一步的时候，它却停住了，它摇摇晃晃地、犹豫再三地，虽怒目圆睁，却终于悲愤地倒下了。
这镜头后来连续地出现过许多次，大概这对于观众和做新闻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噱头，就是刻意去制作“特技”恐怕也很难出这样的效果啊，所以一时间，它大概成了人们议论的一个焦点。但毕竟这不是斗牛节目，欧洲人正经历着对“疯牛病”的恐慌，而这场灾难足以毁掉他们千百年来的日常生活所赖以依存的基础。所以尽管它是如此地具有戏剧性和喜剧性，却很难使人从一个很轻巧和偶然的角度去看待、去观赏了，毕竟其中的荒谬和荒诞，只有西方人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且不说人与牛这动物之间的一个普遍的“伦理”，已经由于这样一个镜头而被彻底地瓦解，即便是仅仅作为杀牛的方法来说，这也有点荒诞得离谱了。
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西班牙斗牛
斗牛文化的裸体抗议者
我颇有些感慨了。想当年我们的先哲庄子，在他眼观高手庖丁奏刀解牛时，那是怎样优美诗意的一幕啊，那一刻，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多么完美的发挥：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砉然向然，奏刀
然，“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他的手游刃于牛体的骨骼之间如同凌虚于空无一物的宇宙天地，把劳动和“屠杀”变成了艺术、哲学和诗。想那死去的牛如有灵性，感于这庖丁如此“执牛耳”的玄妙手段，当也会有一种欣然和默契，有些许的欣慰，感叹死于斯人手下，也算死得其所，不枉了辛劳奉献的一生。而今看到这些造出了奔驰宝马、阿里亚娜火箭的洋人，用了如此歹毒而笨拙的方式射杀无辜的牛，不免唏嘘慨叹一番。
牛的异化是西方人最典型的悲剧。他们当然很习惯于玩那种很潇洒的与牛相搏的游戏，以显示他们的勇敢和冒险，还有手足之快捷麻利，然在中国人看来，与畜生相搏，终算不得什么大雅之事，有精力与人相斗，该更是“其乐无穷”——这当然是戏言。我们尝感慨西方人是“食肉动物”，比喻其茹毛饮血，生番怪物，当然半是艳羡半是恶心，显出些“食草家族”的带点儿寒酸迂腐的正气。食肉呢，当然主要是牛肉，牛是西方人的命脉，食牛肉，喝牛奶，就牛的黄油，夹奶酪，穿牛皮，日常所需几乎都离不开牛，所谓改良牛种也从他们开始，牛壮而肥，但“肥”的却是瘦肉，西方人的确是聪明，把些鸡羊下水杂物也加工炮制成牛的饲料，以使之被催熟得快些。可没想到就这样催来催去，催出来了疯牛病。西方人当然人富命值钱，恐惧之余，不论青红皂白，凡有“嫌疑”者皆屠之焚烧，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这真是欲“自食其果”而不能。牛是杀了，缓解一点时下的恐慌，可是那疯牛病据说有多年的潜伏期，天知道现如今正发病的牛是何时感染的，又怎知事实上已有多少吃了牛肉的人，尚为未知的感染者？
养牛的人可就倒了霉，杀牛卖肉的也倒了霉，因为种种检疫的费用，那牛肉的价钱先是一个劲地涨，涨得让人望肉兴叹；然后又忽地落下来，落得让人目瞪口呆，可还是无人敢买。自然，牛肉尚可不吃，忍一忍，或者代之以猪肉、鸡、鸭、鹅、鱼，可是牛奶呢？黄油呢？奶酪呢？那些各种各样的用牛奶黄油等做成的面包呢？天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这就是异化的后果。想起了早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还意气风发的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掌门人”纪弦先生，他有一首有意思的诗，题目叫作《阿富罗底之死》，说的就是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诗大致是这样的：“把希腊女神Aphrodite塞进一具杀牛机器里去//切成/块状//把那些‘美’的要素/抽出来/制成标本；然后/一小瓶/一小瓶/分门别类地陈列在古物博览会里，以供民众观赏/并且受一种教育”，这哪里是教育，这是对文化的割裂和对美的虐杀。末了诗人强调——
这就是二十世纪：我们的
五十年过去了，今日的异化自然非昔日可比，“阿波罗”已然登月，航天飞机往来于太空，克隆羊也已经名噪世界，但更可怕的艾滋病也出来了，“全球化”的文化危机如今成了西方学者们整日挂在嘴上的热门话题，现在又出来个疯牛病，没准儿明天又出来个什么基因突变的新病毒、新杀手，问题来得总比去得快。
话是这么说，但人们总是想，一时半会儿天还塌不下来。确实科学在需要的时候总是能够力挽狂澜，而且应了那句俗话：巴结的日子过得欢，梦里头吃瓜格外甜。现代化对我们来说还一半是梦，是梦自然就充满了激动和幻想，所以某种程度上我看到自家人的快乐，有了彩电冰箱，就盼车子房子，这就跟盼过年似的，只要“现代化”了就什么都好、什么都有了。可看看西方人，有车子房子又怎么样？就业率低，找工作难，虽然个人有自由，但人与人之间却也隔膜得很，生命似乎比咱们值钱，却又惦记着这不能吃那不能喝，快乐不比咱多，苦恼倒是不比咱少。也许富人本来就比穷人的苦恼要多些，所以斯宾格勒并不是在矫情之下故作危言耸听。离欧洲人越近些，你就越会感觉到，他们内心深处的灰暗和茫然。
不过穷人的理想当然是先富起来，对中国来说，不管发达了之后会有多少弊端，那毕竟不同于不发达的弊端，吃饱了打饱嗝儿总比挨饿的滋味强。所以问题也就简单了：先现代化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