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的钟声

站在城堡对面的山坡上，最难以躲避的是山下许多座教堂里传来的此起彼伏的钟声。每个礼拜天，这钟声都会让人心慌地响成一片，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要携家带口去教堂做弥撒，而我却只能选择一个人去河对岸的圣灵山，去那儿寻找属于我自己的一份宁静和安闲。

一河之隔，仿佛构成了两个世界。

我爬到了半山腰，慢慢地走着，尽量让自己感受到那种局外人的悠闲，可实际上是在消磨着时间。听着那似近犹远的钟声，有若隔世的召唤，俯瞰着下面的世界，终说不清那是一种怎样的意绪和心怀，是一种刻意的“区分”呢，还是一种无奈的被拒绝？我知道这和在自己国家的情形是一样的，人群选择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同，但在本质上却又是那么相似。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是通过和大多数人的一致，来融入所谓主流的价值观与生活信念的，他们必须认同一种力量，以逃避个体的孤独和弱小。其实也可以这么说——不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弱点和需求，这便是哲人所说的“群体的专制”了。只是对中国人来说，人们要融入的，常常是一种伦理或者政治，一种世俗意义上的规范与秩序；而对西方人来说，要融入的则是宗教，进教堂成为其人生教养和群体认同的一种必要形式，成为一个人终生的，或者至少是一个时期的必修课。在科学高度发达、现代教育已极为普及的欧洲，这一切仍旧没有改变。可见这不是用简单的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一类概念和道理就能够解释清楚的。

我沿着哲人走过的小径，沿着他们吟哦和眺望过的山间草地，茫然地走着，看着山下这个不属于我的世界。我知道，这就是文化的疆界了，不光是因为我的头发和肤色、语言和血缘，而是一种无形的东西，把我挡在一种永远无法逾越的距离之外。其实多数时候“保守”的倒不是政治，而是文化。是文化常常迫使人必须要做出选择：是，或者不是。对此刻的我来说，就是当我无法获得文化认同、产生那种由衷的“融入”其间的情感的时候，所感到的那种无论是拒绝还是被拒绝，都无法回避和免除的困惑与孤独。

偶尔也会有走进那教堂瞧瞧的时候。在山上转得累了，就沿着台阶，穿过密密的灌木林，下到涅卡河边，再踱到城里，那时教堂的钟声都已歇了，做弥撒的人群陆续散去。便在沿街的小咖啡店里要一杯咖啡，或者随便买点什么吃的，看着那些从教堂里出来的人拐进饭馆商店，或者钻进车里，一溜烟不见了，便觉得有些奇怪，他们刚刚还都是兄弟姐妹，这会儿又各奔东西了，回到了自己的世俗世界里。

我那时也会悄悄地来到教堂的跟前，推开巨大的木门，看看里面的情景。一切都静悄悄的，烛火的气味和人群的体温似乎还萦绕在空气里，但眼前却只剩下了一张张空荡荡的椅子。站在偌大的空间里，最强烈的感受是个体的渺小，太渺小了。我想这也许就是神学和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近缘的原因吧，这样的场景，使人产生了许许多多“终极的追问”，生存的意义和归宿是什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并不是俗人可以随便嘲笑的痴人问梦，而是真正严肃和需要回答的问题。哲学，存在，生命，信仰，一张张空空的椅子，在这个空无一人的世界里，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恍惚和疑惑。

但毕竟是一刹那的事。等出得教堂的门来，回到阳光下，那感受很快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明白了，某种意义上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首先创造了形式，创造了教堂和其中的一切繁文缛节的陈设，然后是上帝自己自然地住了进来。

某天，拗不过一位同胞的盛情，她请我去一帮华裔人办的教会那里瞧瞧，也是无聊，也是好奇，就跟她去了。在一间说不上是私人还是公共场所的小会议厅里，坐着五六十个人，自然都是清一色的黑头发、黄面皮。大家见了自有几分亲切感，一问，多是从台湾、香港地区和东南亚等地方来的，再问问来的目的，有的便坦言是来玩的，因为这里可以认识一些同胞，交交朋友。问我，我便也如是说。倒也真巧，一开口便问到一个“老乡”，山东来的，在这里学医，彼此甚至还有些“面熟”，便叹世界太小。接着，布道的人出场了，据称是个新加坡来的学神学的博士，很年轻，也蛮英俊的小生。研究神学可是令人敬重的，所以我对他先有了几分敬畏。可他非要先和大家“认识”一下，要让我这“新来的”做个自我介绍，我就感到大不自在，本来我只是想来听听玩的，目的是了解，认同则谈不上，至于信教，则是完全不相干的。可他非坚持让我和另几个第一次来的人做自我介绍，就有点强拉人“入伙”的味道，叫人先自怀了紧张，败了胃口。

接着他开始了讲经，是讲《圣经》里的一些教义，结合了他自身的一些体会，现身说法，还有现实中的一些例证。平心说，他讲得不错，还算生动，但给人的感觉总是和现代的人文知识体系不怎么搭边，有些荒唐的比附或者强词夺理之嫌。因为对这些“异教”背景下长大的“知识分子”来说，仅仅从“神学”的角度来讲解《圣经》，是很难服人的，如果没有哲学和人文的视角，这种讲解就会显得很荒唐滑稽。比如他讲，主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所以现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主其实早就预料到了云云，让人听了颇不自在。如果上帝是怜悯众生的，那他既已经预知了这世界上的所有不公和不幸，为什么还不现身，来避免这些事情？说到底，神学这东西是需要某种语境来起作用的，如果起点和语境找错了，那神学也就难以成为神学。

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我常常对这些人的宗教观感到好奇，既然是研究各种科学的，他们是否还相信宗教？我问他们，回答一般是，“不信，但教堂还是要去”，因为他们在教育孩子方面不会轻易放弃这一课，至少作为一种文化和道德教养，这一课对孩子来说是必需的，“有所敬畏”对他们来说不是坏事。所以他们大都会在礼拜日带孩子们去教堂，有的还要千方百计让孩子进唱诗班，甚至在家里每次吃饭之前，也要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仪式。我最初在友人家做客时，还对此感到惊奇，后来就觉得真是个很好的形式，这样的祈祷和感恩，对孩子来说绝对是没有坏处的，它会启示孩子对生活和生命的深入体认，启示他们在世俗的生活里认识一些关于“存在”之类的哲学问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天主教国家里哲学特别发达的一个原因。总之，孩子是认真的，他们幼小可是深沉的眼睛里，分明显示着。

很多年前，曾经为诗人余光中的一段话所震动，他在谈及台湾地区的现代化过程给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带来的震撼时说过，现代化带来了传统的解体，但这种巨变对东方人和西方人来说，又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的失落，大半是因为机器声压倒了教堂的钟声。中国人的失落，恐怕在于农业文化的价值面对工业文明的挑战所呈的慌乱。”他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人现代化的两难困境，向往西方，却又害怕西方；要保守民族传统，却又对自己的文化不那么自信，所以总是犹豫来，掂量去。中国人在20世纪里所走过的弯路，所遭受的挫折磨难，大都与此心态有关。

我此刻意识到了所谓“教堂的钟声”的意义，在工业时代迅疾的速度和节奏里，这钟声是悠扬和缓慢的，但唯其缓慢，它对现代人精神的安慰，甚至医治作用，才如此地大。它是召唤之钟，在科学化解了神学世界、技术战胜了个体人的主体意义的时候，它维系着人与群体，以及传统之间的精神联系；它也是警示之钟，告诉人们，欲望不可以无限度地膨胀，世界并不存在一个“永远的未来”，时间既不是一个无限期的开放体，更不存在一个“将来一定战胜过去”的虚构伦理。它是对进化论思想和技术化、实利化、欲望化的现代社会价值尺规的一个必要反动。正是因为它对“世界末日”的预言，这末日来临的时刻才能得以推迟些。因为人类以毁灭自己的生存土壤为代价所谋求的“发展”，实在是如同一列拆除了刹车装置又高速前进着的列车，它的前景如何，根本用不着去说。

“无所畏惧”曾是我们所引以为自豪的一种精神，现在看来，这恐怕不完全是一件好事。比如我们现今的道德问题，从大处说，人的基本良知，还有为公众所维护的社会正义，在很多情况下，是缺席的和下降了的，见怪不怪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为什么专横和恃强凌弱是如此盛行？为什么贪欲和侵吞豪夺是如此难以禁止？为什么谎言和欺诈通常是成功的要诀，假货和以次充好是发财的捷径？为什么暴行和公然的侵犯常常无人制止？为什么不关自己的利益，通常就只会袖手旁观？还有对自然的无节制的掠取与破坏，令人悲愤无言的滥伐森林与盗猎动物，对任何弱小生命和生灵的轻蔑和漠视……不要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生的一幕幕悲剧，就是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又有多少令人惧怕的事情，在一点点堆积？无所畏惧，看见的人置若罔闻，直接去做的人则心安理得，永远不会主动地忏悔……我们常常谴责别人是不懂得忏悔的，可我们自己，又懂得多少？我不知道，像我们这样一个重视道德教育重视了几千年的民族，为什么常常在最基本的道德上产生问题？假药——比如当我问德国人说“你们这里有没有假药”时，他几乎惊呆了：竟然会有假药？为什么会有假药？怎么会有假药？

而我就笑了，很平静地说，为什么不会，我们那里经常会有，什么都有假的，假药有什么稀奇，只要是为了钱！

这便是无所畏惧。我当然不认同，也不喜欢用基督教的神学，来唤起我们自己的良知和畏惧，但我也同样想不出，究竟用什么，可以阻止我们正不可遏止的欲望，唤起我们内心的一点点畏惧？ 0niOZr2iHi54ufa+ULxd/dwMqMAC5GqKIij7tmv4+9qpdhmCbN3/7WRr6iNmMJZ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