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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商隐在桂、在昭诗研究

作家与地方文化、文学、文献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可以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通过文献、文物,笺证、印证作家行迹与作品创作、作品创作背景以及作品系年等。这些都是其他地区的学者无法企及的。当今,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地方文化建设和旅游文化开发,很多地方学者结合作家、作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值得重视。李商隐作为桂管观察使郑亚的特使,到昭州整肃吏治,铨选官员,古昭州人民至今都感念李商隐,建有李商隐公园。当地的学者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研究队伍。2019年12月“李商隐在桂文化论坛”顺利召开,这吸引到更多专家学者参与本次的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多与当地文化旅游建设有关。董乃斌主题发言《说李商隐的昭州诗》就是李商隐在昭诗的研究。该文指出,宣宗大中元年(847)李德裕及其党人被进一步贬逐。原在朝任给事中的郑亚因与李德裕关系密切,出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李商隐本与李党瓜葛不深,倒是牛党令狐楚为其骈体章奏之师,楚次子绹为其学友,然而此时李商隐却毅然应失势离朝的郑亚之聘,入其幕为掌书记(或云判官),随其同赴桂州(今广西桂林)。这在人生路上,未必是个明智选择,却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正义感——与趋炎附势相反,以行动对政争失败者表示同情。李商隐在昭州留有三首与昭州有关的作品,即《昭郡》和《异俗二首》,诗体都是五律。《昭郡》写的是商隐的旅程和初到此地的观感闻见,主要书写自然风光;给他最强烈印象的是地方的荒凉,像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人文方面,突出了方言难懂,以及接触到一些白日烂醉如泥的人。《异俗二首》从描写现实始,以表达志向终,既叙事亦言志,是赋比兴三种手法的灵活运用与巧妙结合,称得上是中国诗歌兴发感动、言志述怀的典型作品。

广西平乐县社联主席黄金华、保乂《李商隐在昭州》指出,《昭州》诗中所咏“桂水”“昭州”“金沙井”“乳洞”等地名,均与平乐县的地名完全相符,2007年,已发现李商隐笔下的“金沙井”。李商隐所说的“乡音殊可骇”是平乐方言最早的、最珍贵的概括记录,今天仍可以从现存的方言中得到证实。平乐话中,汉语占84.6%、壮语占5%、瑶语占10.4%,无法用各自的语言交流,是因为这些语言发生了地域性变体。李商隐所说“异俗”,如“好巫鬼,重淫祀”的“古傩礼”,至今尚有流传。论文还对李商隐在昭州整肃吏治的效果作了梳理。广西大学商学院凌常荣、刘洁《诗和远方:李商隐名人文化助推平乐旅游高质量发展》从区位、资源、竞合力、机遇四个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李商隐文化在平乐旅游业的发展优势,并提出了平乐县开发保护李商隐文化资源的构想和政策建议,为当地文旅融合和助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广西师范大学莫道才教授《“麻兰”“兰麻”考——兼论柳宗元的之“麻兰”与李商隐之“兰麻”之关系》认为,唐代文学中的地名信息往往被忽略,地理信息细节的考究有意义。如柳宗元和李商隐关于桂州永福县同一处地名记载正好相反,柳宗元称之“麻兰”,李商隐称之“兰麻”。这里没有版本的错讹,但是隐含了民族文化信息:“麻兰”指干栏式建筑;“兰麻”是从“麻兰”讹传而转指具体地名。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宿富连《简论李商隐在桂诗歌的美学特色》对李商隐在桂林留下的36篇文章、近40首诗歌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成就作了分析,归纳为境界美、含蓄美、情感美、风格美、语言美等几方面。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唐基苏《李商隐在桂诗文索要》梳理了李商隐在桂林区域的祭祀文章,计有14篇,并注明今地名。这些文章是:《赛灵川城隍神文》《赛荔浦城隍神文》《赛永福城隍神文》《赛(桂州)城隍神文》《赛(兴安)北源神文》《赛(平乐)曾山苏山神文》《赛(灵川)白石神文》《赛(兴安)龙蟠山神文》《赛阳朔名山文》《赛(兴安)海阳神文》《赛(桂州)尧山庙文》《赛(理定县,今永福)古榄神文》《赛(永福)蘭麻神文》《祭全义县(兴安)伏波神文》。桂林旅游专科学校谢国荣《试论李商隐文化与平乐旅游的开发》提出以平乐县城西金字岭为商隐或义山公园,以李商隐及爱情诗歌文化为核心内容,旁及千年岭南迁谪文化,全力打造平乐县旅游业的拳头产品,这将对平乐县的旅游业产生极大的拉动力。广西大学阳国亮《李商隐文化应成为平乐旅游开发的龙头》提出,在众多的平乐籍乡贤和众多的历史人物中,李商隐无疑是最有影响的一位。以平乐县城西金字岭作为商隐或义山公园的基本载体,以李商隐诗歌尤其是爱情诗歌文化为楔子,自然融入中国古今爱情诗歌文化,全力打造以爱情诗歌文化为核心的平乐县旅游业“龙头”产品或爱情主题公园,或可引爆平乐的旅游产业,有力拉动经济建设。 jE6Cdcx+vvlJyDEDzQSZ8THYEqAP6EM1kWz4Y5BdH9k+SqB1cJpCXvfNIxycf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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