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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出现了大量关注现实、联系当下的论文。张清华、张弘韬《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从“自振于一代”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以历代学术界、思想界、文学界对韩愈文化、学术思想的接受与开拓为线索，揭出韩愈文化学术思想对时代的沾溉与推动，揭示韩愈思想的当代价值。张清华《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认为道统、文统、学统三位一体，构成了韩愈的思想和实践。唐志荣《传承韩愈初心造福人民群众——韩愈不忘初心对当代共产党人的启迪》指出在韩愈谪阳诗文中曾两次提到“初心”，他的初心就是“鳏寡孤独废疾有所养”。韩愈勤政廉政和有爱在民的为官之道是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有的放矢地传承韩愈提出的“初心”，吸取其精华。韩传保《勤政廉政溶于韩愈家风家训》指出韩愈不仅传承了自家勤政廉政的良好家风，同时也创造性地将勤政廉政建设融入自己的家训中。郭云德、行新民《劫波中坚韧贬谪中进取——论韩愈为国家、为百姓无私无畏精神》指出韩愈一生既能“道济天下”，又敢“犯人主之怒”，全在于他胸装国家，心系百姓，仁爱至上，无私无畏的人生价值观念。刘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诗说韩愈之五》从“马牛襟裾”谈起，认为《符读书城南》诗虽是教子，亦是劝学。张掌印《从文化自信视角看韩愈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联系》指出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来看，韩愈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发展在文脉上是相通的，有着必然的传承关系，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来看，韩愈的一生都在践行核心价值观，韩愈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有机的联系。
杜兴梅、杜延《关于韩愈史迹资源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设计——以潮州韩文公祠为例》以文创产业的兴起与韩祠的文化定位为切入点，探讨了韩祠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价值与设计理念，为未来韩愈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艺术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指出，韩祠明显的文化优势与区位优势，是潮州提升旅游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宝库。开发利用韩祠自身的文化资源，逐步形成合理的创意园区格局，促进韩祠文创产业的逐步升级与发展。为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转化，潮州市政府应加强政策扶持，逐步完善相关配套设施，韩愈纪念馆可以与韩山师院携手组建一支韩愈文创设计团队，打造一个韩愈文创产业平台，努力构建一个融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文化创意产品生态圈，让韩愈文化不断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杨丕祥《漫议韩愈与韩湘的关系及其与潮州的机缘》指出韩愈虽只在潮州做了八个月的刺史，却干了许多有益于潮州民众的好事、实事，与其侄孙韩湘在潮州受到人民群众长久的缅怀与纪念。张家庆《韩愈治潮的影响及其当代价值》指出韩愈带来了中原文化，促使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独特的文化体系，推动潮州文化上了一个高度，是他留给潮州人民的宝贵财富。黄志超《韩愈文化与增进潮州民生福祉的思考》阐述了韩愈文化与增进潮州民生福祉的关系，指出韩愈对潮州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巨大的。石中坚《潮州“崇韩”之风的时代意义》认为韩愈治潮带动了中原文化在潮州的传播，潮人也因尊韩而崇学，又在兴学中益加崇韩。许经纶《从教学视角谈推展“崇韩文化”的几点看法》认为潮州特有的“崇韩文化”是潮州的核心文化。从教学视角出发推展“崇韩文化”，是一项向下扎根的历史使命及有效途径。牛劲刚《城市发展植入韩愈文化元素的思考》分析了孟州、阳山、潮州、宣城、宜春等城市将韩愈文化元素植入城市建设的基本方式和一些误区，指出要让韩愈文化和现代城市发展、文明生活融为一体，不断增强城市的文化底蕴，力求在植入韩愈文化元素工作中突出长远意识、精品意识、专业意识和协调意识。欧阳峻峰《德礼为先政刑辅之——韩愈德治、法治思想及其对当代启迪》以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中“德礼为先，政刑辅之”为论点，以其有关著述为依据，具体阐述韩愈德治、法治思想的形成历程及其丰富内涵，充分肯定韩愈“德法合治”思想是当今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精神滋养和思想文化资源，对建设和谐社会仍具有超越时空的现代价值。黄世康《韩愈＜燕喜亭记＞对连州后世的深远影响》分析了韩愈《燕喜亭记》的艺术特色，指出《燕喜亭记》的面世使山川、建筑、学校易名并衍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名人书法作品和摩崖石刻。鲍焱《袁州历代景韩诗及韩愈刺袁行为的当代价值》对历代景韩诗进行了分析，指出袁州景韩行为从晚唐开始萌芽，袁州地方长官景韩行为则从北宋祖无择开始，明清两朝，科举兴盛，景韩诗亦随之大量出现。
另外，陈才智《韩退之与白乐天——微妙的离合与迥别的风格》详细分析了中唐两大诗派——“元白诗派”和“韩孟诗派”。“元白诗派”在创作集团聚合的紧密程度上要略逊于韩孟诗派。中唐文学之变，就在文学叙事功能与抒情功能矛盾之激化。在激化中，“韩孟诗派”选择了其间的张力，突写主观视野中荒悖的外在世界，“元白诗派”选择了其间的调合，注重描画内心情感对种种客观事件的消解过程。莫琼《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的真伪问题再证》认为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旧题明钟惺编《唐文归》的来源值得怀疑。此书卷端除题钟惺评次，还署杨彝、顾梦麟参评。杨、顾二人为明末应社中人，坊间存在着不少冒充二人编刻时文选本的情况，《唐文归》或许就是金陵书坊集贤堂托名杨、顾所编刻。明代末期，在商业出版的推动下，“《文归》系列”选本曾颇为流行，“钟选”成为一种商标，形成了古代书籍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郭树伟《科举视野下的元载和古文运动》认为唐代“安史之乱”之际，元载执掌中枢政局十五年之久，从铲除阉宦、建策抵御吐蕃、启用科举寒士、加强中央政权权威诸方面的政治举措来看，元载之死是唐代宗自折手足的政治昏招。元载贪腐致罪是社会个体的闹剧，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看，则是门阀世族围攻科举士人社会群体的悲剧。童达清《韩愈宣城“昌黎别业”小考》认为，韩氏在宣城的产业当置办于安史之乱时，其置办者当为韩愈的父亲韩仲卿，但“昌黎别业”原址所在已很难考证清楚。孙君恒、韩兆笛《韩愈的收入支出研究》认为韩愈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反映出他的一生的确是笃行仁义的一生。
总的来说，本次会议的论文涉及面广，讨论问题丰富。主要特点是：新老结合，以新为多。不仅研究队伍有所扩大，也拓展了研究领域。五地的研究者踊跃参加，撰文也多，互相补充，加大力量将韩学研究和地方发展相结合。几位年逾八十的前辈学者勉力撰文，无疑是对全体与会学者的鼓舞。正如杨国安会长在理事会上所指出的：韩愈会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韩学研究进入了新高潮，这次大会正体现了韩学研究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