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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烈《思杜札记二则》一文，一则札记探讨苏轼书杜甫《堂成》的意义，指出杜甫《堂成》诗中重点突出的“桤林”和“笼竹”，正是川西坝子林盘的真实写照。苏轼追步于杜甫，写下的《书杜工部桤木诗卷》，也源自于对川西文化的怀思。另一则札记是关于蒋兆和先生所画杜甫像的几个问题答友人问。作者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绘像”，唐宋两朝写真图貌的人物肖像画技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关于杜甫外貌的历代资料可分为文字描述和杜甫画像两种，蒋兆和先生在画杜甫像的时候对此也应当有所参照。
吴夏平《“马骨”与“沧州”：杜诗“绘事”的渊源及义趣》借“绘事”一词探讨了杜甫与绘画相关的诗歌，指出杜甫“画马不画骨”之论实质是批评齐梁以来重形不重义的画风和诗风，是杜甫“尚义”思想的表现。此外杜甫诗歌中经常出现“沧州趣”，这其实是杜甫内心仕隐矛盾在画论中的反映。
胡秋妍《唐宋大曲＜剑器＞的演变历程及其文学形态的扩容》从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谈起，对流行于唐宋时期的大曲《剑器》进行考释，梳理了《剑器》舞蹈和乐曲的演变历程以及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文学形态，并指出《剑器》“演故事”的叙事特征，促进了宋代戏剧的孕育，其乐曲所配文辞主题和声情的演变，则体现了词体由“依调填词”向“拟格填词”的转变过程。
蔡锦芳、许琛琛《“盍簪”“簪盍”“盍戠”“戠盍”系列考》考察了杜甫《杜位宅守岁》“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中“盍簪”的典故。“盍簪”典出《易·豫》卦九四“勿疑，朋盍簪”，使用中又作“簪盍”“盍戠”和“戠盍”，意为群朋合聚，可替代使用。
武晓红《汉唐诗歌“天马”名物及其意象释证——兼论李、杜诗歌“天马”意象的创作特征》考察了“天马”名物作为诗歌意象的产生原因及丰富内涵，认为“天马”在汉唐诗歌中的形象表达，经历了一个由虚到实再到逐步融合的过程，并指出李白笔下的“天马”形象神化成分较为突出，而杜甫笔下的“天马”则多为事实描写。
黄萍、李霞锋《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晚清学者黄云鹄碑刻研究》通过对晚清学者黄云鹄在杜甫草堂所留的三通碑刻和一篇碑记进行研究，勾勒出黄云鹄与杜甫草堂的关系。
郑玲《杜甫草堂何宇度刻杜公像考辨》认为杜甫草堂中何宇度所刻杜甫石像，并不是临摹自赵孟頫的《杜子美戴笠图》，其来源当是民间的“圣贤图谱”。此外宋琬所刻秦州杜甫石像，也并非如王士禛所说来源于赵孟頫，而可能是《三才图会》。
刘雁翔《“秦州杜诗石刻”考论》以清初著名诗人宋琬策划主持刊于玉泉观李杜祠的“秦州杜诗石刻”为考察对象，从石刻名称、石刻内容、书法体裁和集字来源、诗碑落成时间和摹刻作者、诗碑置所和流传情况、诗碑拓本流传情况、诗碑艺术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证。
左汉林《杜甫＜潼关吏＞中的“大城”“小城”考证》对《潼关吏》中“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一句进行探讨。学界以往对此句的解释，或以为指“大城”坚而“小城”高，或以为此二句是夸饰之语，或以为此二句为互文。作者通过对潼关一带山川地理及其防御体系的实地考察，认为杜诗中的“大城”是指潼关关楼，“小城”则指禁沟边上的十二连城。
胡可先教授在闭幕式上作会议总结时指出，此次会议呈现出高端化和精品化的特点，体现了杜甫研究再攀高峰，但同时也还有一些领域需要继续开拓：一是杜甫与地理的研究；二是杜诗名物与图像的研究；三是杜甫与大数据相结合的研究。刘明华教授则通告了下届承办单位的备选情况。最后张志烈教授以两首绝句圆满结束本次会议：“杜学精华美万殊，雕龙绣凤各功夫。骊珠渊隐何由得，求实求真见正途。”“百折江流归大海，千情万景巧相融。民胞物与仁天下，自得灵犀一点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