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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景春《李白“诗仙”之称、杜甫“诗圣”之称的出处与来源考辨》认为，李白被称作“诗仙”始自北宋的徐积；杜甫被称作“诗圣”始自明代的孙承恩，而并非近人普遍认为的王嗣奭。“诗仙”的名号是从“谪仙人”而来，与李白的道家思想有关；“诗圣”的名号则与杜甫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陈才智《风流与日常——重斟李杜之争及其垂范意义》详细梳理了李杜之争的研究历程，并分析了李杜二人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可以归结为“风流与日常”：李白更侧重感发情兴，杜甫则更侧重描绘家常。两座并峙的双峰，同时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对后世产生了不同的垂范意义。
崔际银《“李杜优劣”论争平议》在梳理“李杜优劣”论争的主要观点和形成缘由后认为，李杜只宜并称共尊，不可硬性区分李杜的优劣，应该正确体认李杜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其各自优长，深入品味其各自特色，学习掌握其表达技法。
孟国栋《并称背后的偏私：吕祖谦笔下的李杜优劣》提出，诗人并称有时也带有一定的偏向，比如吕祖谦虽然接受了李杜并称的用法，却仍有尊杜卑李的倾向，这一方面和尊杜之风盛行的时代背景相关，另一方面也和吕祖谦的家学师承有关。
任雅芳《从李杜合刻看李杜并称的内涵衍变——兼论唐人文集编纂的类目演化》在考察李杜对读风尚的形成过程和李杜合刻本的流传状况之后，发现唐人文集在明代呈现出诗体分类细化的特点，指出李杜并称在诗体上由唐宋时期的古体为主，转变为明清时期的多种诗体的双峰并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