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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熙《论安史之乱前的杜诗对初盛唐主流诗风的承与变》以安史之乱为节点，讨论了杜诗对初盛唐主流诗风的继承与突破，认为杜诗一方面继承了初盛唐“清新”的风格，另一方面又以雄浑壮豪和逼真写实对清新诗风进行了突破。因此杜甫与盛唐正宗之间实际是存在着一种通变的关系。
刘重喜《会通：＜杜诗镜铨＞与中国诗学批评》阐述了杨伦《杜诗镜铨》中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学术的“会通”思想：“会通”一方面体现在《杜诗镜铨》对杜诗源流正变的标举，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形成了与李善《文选》注不一样的注释范式。杨伦不仅在“会通”思想和“推源溯流”论的影响下，完善了对杜甫诗学体系的建构，又通过诠释“转益多师”和“别裁伪体”，证得杜甫诗学的“正变”之道。
张慧玲《杜诗“集大成”说之一解》阐述了“集大成”说的演变历程与本质内涵，指出“集大成”说首见于苏轼，第一个正式阐述的是秦观，其前形态则在元稹和两《唐书》中可见，至严羽则将此说的全部内涵完整凸显。杜诗的“集大成”是学力深厚与主体性情高扬两端共同作用的结果。
刘青海《以武事比文艺——杜甫及中晚唐诗人的一种论文方式》选取杜甫论文方式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以武事比文艺”进行研究，按喻体的不同分“骑射”和“军阵”两方面论述，并指出杜甫开创的这种论文方式对中晚唐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淑玲《杜甫歌行体诗的艺术境界》全面分析了杜甫的七言歌行，认为杜甫的歌行体诗虽然不是他的诗歌体式中最好的一类，但在唐人中也仅次李白，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杜甫歌行体诗的独特艺术境界可概括为“以气概盛”的情感力量、开合自由的结体方式、全面周到的关注视角、潇洒俊逸的审美特质这四方面。
仲瑶《杜甫“吴体”与“江左风流”及其地理文化内涵》以杜甫的“吴体”创作与作为江左风流的吴声、吴语、吴吟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考察了“吴体”的内涵。唐代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江东士人群体将“江左风流”和“吴语”之风引入长安，影响了王维等中原文人。杜甫的“吴体”创作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杜甫以“吴体”为名可能是有意区别于歌诗系统的吴声，同时采用南朝流行的“双声”“叠韵”破弃近体声律，造成拗峭之调，后为晚唐皮陆二人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