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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东《杜甫的春天——从“感时花溅泪”谈起》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句为切入点，对杜甫描写春天的诗句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杜甫面对春天时的情感反应方式，揭示出杜甫的“伤春”情结。该文又指出，杜甫的伤春与时代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伴随着唐王朝的由盛转衰，伤春逐渐成为一种心理惯性和文学惯例。
吕家慧《灾异观念与灾难书写：以杜甫、白居易为中心》在论证唐代灾异观念及其思想渊源的基础之上，揭示了杜甫与白居易时事书写中深厚的灾异观念，并指出过去文学史研究这些作品，往往只是从纪实的角度来讨论，但纪实背后所蕴含的一套传统的天人观念，也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胡可先《＜饮中八仙歌＞与盛唐诗仙群体》首先利用出土文献对《饮中八仙歌》中八位文人的生平事迹作了补充，其次探讨了杜甫在这首诗中对李白的理解和对自己的定位，并展开对盛唐诗仙群体的论述，指出“诗仙”在盛唐并非李白专属，盛唐诗坛存在着一个“诗仙”文人群体，李白是这一群体的代表，故而“诗仙”的名号最终落到李白头上。
孙微《“以土代火”与“四星聚尾”：杜甫献＜三大礼赋＞的政治文化背景及相关问题考述》首先考察了崔昌“以土代火”说的历史渊源，并分析“四星聚尾”天象对天宝末期政治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了杜甫与崔昌等人的关系，并认为崔昌献“以土代火”说的背后是天宝末李林甫、杨国忠两大集团的政治博弈，杜甫此时献《三大礼赋》表明其与李林甫集团的政治立场具有一致性。
戴伟华《杜甫乾元元年创作——＜早朝大明宫＞＜饮中八仙歌＞的盛世记忆和现实情感》探讨了杜甫在《早朝大明宫》和《饮中八仙歌》中所表现的现实情感，对方回提出的为何《早朝大明宫》诗中不见安史之乱痕迹的问题作出回应，并认为《饮中八仙歌》应作于乾元元年春天。
咸晓婷《唐代七言歌行的演诵与文本变异——以敦煌伯四九九四、斯二零四九为考察核心》论述伯四九九四、斯二零四九拼合卷与伯二五四四所载的七言歌行，并指出与传世文本相比，其文字错讹的类型占绝大比例的是音讹，原因在于乐师在演诵传抄过程中重音不重意，这也证实了两个文本的唱本性质。在此研究基础上，又认为李白《将进酒》与敦煌写本《惜樽空》之间的差异，很可能是李白自己将普通的歌行之作《惜樽空》改为古乐府《将进酒》造成的。这样的研究是以写本与传世本的对比研究发现问题，也为杜甫诗歌的文本研究提供参照的对象。
徐希平《元结与杜甫关系再探》揭示了杜甫与元结在天宝六载因李林甫奏“野无遗贤”而落第的共同遭遇，又通过分析两人叙写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诗文，发现杜甫和元结在政治立场与艺术表现上均有相似之处。如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反映了两人相通的心志情感与高度契合的创作思想，又如元结《大唐中兴颂》与杜诗一样具有微言大义的特点。
俞沁《杜甫与汝阳王李琎交谊考论》通过考察杜甫《饮中八仙歌》《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八哀诗》等诗歌，梳理了杜甫与汝阳王李琎之间的交谊情况，并以新出土李琎所撰《韦贞范墓志铭》证明杜甫在《八哀诗》中对李琎文才的夸赞并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