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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屏球《崔氏山庄与杜甫华州期间的家居生活——杜甫辋川之作考释及弃官求食说新证》认为杜甫《崔氏东山草堂》《九日蓝田崔氏庄》等诗中的崔氏蓝田庄，有可能是崔兴宗的别业，但更可能是杜甫舅氏的山庄。此外又通过这些诗考察了杜甫在华州期间的家居生活方式，对杜甫华州弃官的举动提出了新的解释。
胡永杰《杜甫“早充观国宾”当为开元十八、十九年前后——由太学获监举参加科考事考辨》对过去认为杜甫“早充观国宾”指开元二十三年前后赴乡贡之事的说法提出质疑，又通过对“观国宾”一词及时代风气的考察，推断此事应为开元十八年前后由太学获监举参加科考。因此杜甫一生参加过两次进士考试，且入过太学。
张思茗《杜甫阆州济时考——以唐蕃战争与阆州隶属之变为背景》考察了杜甫在蜀期间赴往阆州的行程及动机，认为广德元年杜甫三往阆州应与当时唐蕃战争及阆州隶属的变更有关，而且杜甫入阆之举不仅是为了个人生存，也有着唐蕃战局下济时尽责的思考。
杨琼《＜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创作时间献疑——兼谈同题唱和诗的艺术成就》剖析了有关《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创作时间的诸种说法，认为杜甫等人于天宝十载登塔的可能性更大，而并非通常所认为的天宝十一载。此外岑参、高适和储光羲的同题唱和诗也应与杜诗对比阅读，不应孤立开来。过去对储光羲诗作较为忽略，是十分遗憾的。
彭燕《＜夜宴左氏庄＞系年辨析——兼论杜甫的隐逸思想》对杜甫《夜宴左氏庄》一诗的编年进行探讨，认为宋人将其系于天宝二、三载前后的说法比较可靠。有学者将其编为杜诗第一首，或编至天宝六载，均有不妥之处。作者又指出此诗体现了杜甫归隐的思想，但基于现实的原因，杜甫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归隐。
郝润华《隐逸与园林：关于杜甫农事诗中的几个问题——兼评＜杜甫农业诗研究＞》介绍了日本学者古川末喜著、董璐译《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一书，认为此书是一部视角新颖、论述细密的著作，但由于此书并未对杜甫漂泊西南时的所有诗歌进行考察，因此过分强调了杜甫农业诗的隐逸特点，而忽略了杜甫在流寓期间的艰难。此外，作者将杜甫居住的成都草堂视作一座园林，也有待商榷。
吴明贤《有关杜甫研究的思考》从“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和推己及人的仁者之怀三方面，探讨了杜甫与孟子的关系，为杜甫儒家思想的研究提供了特定的视角。
佐藤浩一《杜甫的儒教意识——以典故用法为线索》通过细读杜甫撰写的《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来考察杜甫的儒教意识。杜甫在该墓志中用《烈女传》鲁义姑的典故来赞扬姑母，以此可见他的儒教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