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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运城学院）《柳宗元和司马光天人关系的阐释及意义研究》认为柳宗元和司马光的天人观生成于唐宋诸多变革语境中，两人的主要论点“天人不相预”和“天人相济”，看似矛盾，实则在意蕴上有诸多相似，他们都据此阐释和发展儒学的内在价值，为现实的政治秩序寻求形而上的依据；并突破汉儒天命神学的思想观，高扬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在新的高度探索人道天道问题，启发了相关问题的探索，实际上促进了儒学的转型。但两人对天的理解不相同，分别以势和礼建立起天人观的内在理路。柳宗元破除天命，回归大中之道。司马光以维护封建统治、强化人伦为出发点，其天人相济思想体现出宋学从思想经典形态走向社会行为规范，走向生活世界的新儒学发展趋势。
孙雅洁（武汉大学）《元好问——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二读者”》指出，金代元好问“论诗诗”在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纵观宋金之际柳诗接受的方向，“第一读者”苏轼首先构建起“陶渊明—柳宗元”的接受路径。后又融入了自唐以来“陶谢”并称的传统，形成了“陶、谢、柳”以诗风相类并论的情况。但此时谢与柳的联系仍依赖陶渊明为纽带，他们的直接关联仅局限于比较山水诗作文本的优劣。元好问挑战已形成的期待视野，将谢柳二人与陶区别开，并把柳宗元分置于谢灵运一脉。改变“陶柳”同流的接受路径，走向“谢柳”同流。
张彦（广西师范大学）《从＜三管英灵集＞中咏柳宗元诗看广西诗人对柳宗元的接受》认为清代广西地方诗总集《三管英灵集》选明清广西籍诗人六首咏柳宗元的诗歌，包括戴钦《谒柳子厚祠》、王嗣曾《柳侯书院》、朱桓《愚溪》、叶时皙《柳侯祠》、刘棻《柳侯碑》、陈玉《谒柳侯祠》。其中四位诗人为柳州籍诗人，其中五首诗歌咏地为柳州，可见柳宗元对柳州诗人和诗歌创作的影响力。广西士子以敬佩感激之情，赞赏柳宗元开发柳州乃至广西文化之功，他们或是继承柳宗元的诗歌风格，或是学习柳宗元的人生境界，或是传承柳宗元的文化革新，形成了广西文脉上重要的一环。
侯永慧（湖南科技学院）在《廷桂惠政与柳子祠藏版＜柳文惠公全集＞》中提出，清代廷桂在任永州知府期间，颇有惠政，如同治六年重校道光《永州府志》并作《永州府志跋》、同治七年补刻《柳文惠公全集》并作序跋、同治七年重刻《荔子碑》并作跋，记叙了搜访柳氏后裔、刊刻柳集及获得《荔子碑》拓本的事迹。廷桂实施的与学术、教化相关的惠政为永州的政治、人文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卢坡（安徽大学）《＜古文辞类纂＞选录柳宗元文发微》提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全书七十五卷，选文七百余篇，选录柳宗元文七类、三十六篇，选量适中，颇有特色，并对《经史百家杂钞》等选本产生一定影响。姚鼐将“永州八记”等游记散文悉数选入《古文辞类纂》，并对其评论模仿，这有助于推动柳氏游记散文的经典化进程，对我们解读柳氏论辩文亦有助益。
李燕青（运城学院）《＜柳氏叙训＞综论》认为晚唐柳玭撰写的《柳氏叙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唐代柳氏家族的家风与家训，流露出一定的忧患意识。文章对《柳氏叙训》中的柳氏先人及其家风和《柳氏叙训》中的忧患意识及产生来源作了梳理，肯定了《柳氏叙训》在中国家训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并指出《柳氏叙训》中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依然具有时代价值。
潘雁飞、黄鹂（湖南科技学院）《柳子街故事与田野调查》以柳子街的民间故事为考察对象，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对柳子街民间故事进行本真记录并梳理，弥补了柳子街民间故事载籍的不足之处。并指出，柳子街民间故事有着独特的思想意蕴，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值得重视，应提上地方文化部门保护传承议事日程上来。
陈俊（柳州市军事博物馆）的《柳州柳侯祠传统祭礼之恢复》则分析了柳侯祠2019年的清明传统祭柳仪程，选择了参与感较强的部分“恢复”古礼，而不是原汁原味的古礼“复原”。以较为完备的明代释菜礼为基础，去了“瘗”的环节，改了“拜”的细节，增了“献”的次数，突出了“迎送神”的地方特色。
这次研讨会成果丰富，对柳宗元研究有所推进，体现了新时代对唐代文学作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