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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和地域文化讨论柳宗元的论文主要有：
卢盛江（南开大学）在《粤西唐诗之路视野下的柳宗元诗歌》中提出“唐诗之路”的命题，揭示了唐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更为深入全面地了解唐诗发展和创作的面貌。粵西“唐诗之路”，作为全国“唐诗之路”中的一条，与柳宗元关系密切，应该从粤西“唐诗之路”的视野，来考察柳宗元的诗歌。
张蜀蕙（台湾东华大学）《湖湘路上阅读柳宗元——以宋元纪行诗与使程诗为研究对象》认为湖湘路在唐宋时期多为文人南贬的道途，柳宗元、刘禹锡两次南行湘水分赴贬地，元祐文人亦随之，可以说这是一条文化的甬道。唐人杜甫南行避乱、元结隐居，柳宗元与刘禹锡出色的文采与遭遇，使得湖湘之路具有浓厚的逐臣情感与文化氛围，成为文人逐臣的贬途。
莫道才（广西师范大学）在《柳宗元对桂林甲天下山水形象的构建》中指出，柳宗元是最早发现了桂林山水之美的。“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形象构建虽定型完成于宋代王正功，但是对桂林这一形象最初建构的最大贡献者是柳宗元。在柳宗元之前，对桂林的认识是模糊和零散的。柳宗元将桂林置于“天下”的观照视野下，构建了桂林山水的定位，发现了桂林山水的独特价值。
钟乃元（广西民族大学）《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献疑》在考察柳宗元自桂赴柳路线问题时，在辩证“兰麻说”“浔江说”难以成立的基础之上，认为柳宗元自桂赴柳的路线可能是桂州、阳朔、荔浦、修仁、象州、柳州这一水陆结合的路线。
吕国康（湖南科技学院）《“八司马”与湖湘——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例》以柳宗元和刘禹锡为代表的“八司马”与湖湘之关系入手，重点论述了刘、柳二人贬谪南荒后对南荒生活的适应以及刘柳对湘楚文化的接受。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柳宗元、刘禹锡二人在政治、文化、思想等层面都对湖湘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胤（广西师范大学）在《试论柳宗元岭南生活的隐忍与融入》中指出，柳宗元融入岭南生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唐南方较北方安定，且其亲友故旧多南来任职做官，因而南方并没有多少疏离之感；二是柳宗元持古人的“隐忍”态度，在治理柳州的同时，也积极融入当地生活；三是柳宗元来岭南后对佛理的理解有新的突破，这是他采取积极融入态度的潜在因素。
舒乙（南京师范大学）、杨智雄（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在《社会参照论视域下柳宗元居柳的困境心态及其施政方略》中提出，柳宗元入柳施政是中原文化与柳州社会文化交流与融汇的过程，也是两种社会形态摩擦、碰撞与融合的反映。柳宗元不因环境的困扰而思想颓废，一蹶不振。柳宗元以更加成熟的施政方略表现出积极的政治心态。柳宗元的儒学教化、佛教教化和制度强化的施政方针是其政治成熟的主要标志，同时也体现了柳宗元成熟的施政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