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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多方位探讨柳宗元的诗文艺术是这次研讨会的热点。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
查屏球（复旦大学）《贞元之风尚荡——贞元学潮与韩柳及唐人对阳城的书写》指出贞元一朝士风多有激荡冲动的特点，韩愈、柳宗元贞元之文也多受这一文风影响，他们为阳城的抗争及由此引起的学潮而感动，所写的相关文章也多有与这一士风相通的激荡多气、放恣不拘的特点。韩、柳二人，写作时间不同，对内廷抗争、太学学潮感受不同，立场有别，所叙有异。比较文本，可纠正史书之误，更具体地了解此事在当时的影响以及贞元士风特色。
吕双伟（湖南师范大学）《刘、柳表文同异浅论》认为刘柳都重视文章创作，重视博览群书对文章创作的重要作用。柳宗元倡导古文，不仅变一时之文风，且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刘禹锡的古文也特色鲜明，于韩柳之外自为轨辙。两人的表文题材开阔、语词创新、风格多样、意象怪奇，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都没有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的弊病。同时，刘柳的表文也存在一定的相异性。
刘城（广西教育学院）在《文学批评视野中的柳宗元与司马迁——以唐至民国初期为中心》中提出，柳宗元的文章作为文学经典，取法广博，司马迁之文是其中最重要的渊源之一。自唐代始，柳宗元与司马迁之间的师承关系，就广为人们所关注。柳宗元对司马迁及其文的推崇与参悟，柳宗元与司马迁相似经历所带来的相似文风，柳文于辞章、文法等对史迁的摹仿，柳文所体现出《史记》般的史笔与史才，柳文对史迁之文的变革与突破，柳宗元对《史记》地位提升之贡献等诸多方面，世人均有所阐论。
段天姝（云南大学）《从孤囚之所到悠游家园：柳宗元永州空间书写的再考察》主要从柳宗元永州前期以龙兴寺西序为中心的空间书写，和永州后期以愚溪及其周边为中心的空间书写两个阶段展开论述。认为永州地域空间的探索和改造是柳宗元与自身和解的重要手段，而他的空间记忆和空间体验也体现了他的空间观念，进而影响了他在诗文写作中对空间叙述策略的采用。
莫山洪（南宁师范大学）在《唐代墓碑文体之变革——从＜能禅师碑＞到＜曹溪大鉴禅师碑＞》中提出，柳宗元革新文体，对墓碑文也进行了改革，是古代墓碑文的一个新变化，体现出古文句式在墓碑文中的使用，反映了中唐文体革新的新成就。这也是柳宗元“化骈为散”的体现。而柳宗元的墓碑文对于后世墓碑文写作的确定，有着重大的意义。柳宗元对唐代碑文文体的变化有着重大作用。
何方形（台州学院）《论柳诗的排忧适性意识》认为柳宗元诗歌广泛地反映了诗人各个时期的生存环境和心态变化，以独特的诗心去追求人生价值，深深烙下自我审美意识不断升华的印迹。柳诗表现出较为显明的排忧适性意识，注重深层微妙的灵魂探索，是一种较富创新意义的审美活动。同时，柳诗既注重内涵丰厚也讲求艺术技巧的上达，别有一番感人力量。
江建高（湖南科技学院）《论柳宗元诗文的生态意识与自然物语》从以物观物、就事论事的方式看，柳宗元诗文中蕴涵了生态意识，诸如《种树郭橐驼传》提倡的顺物致性；《宥蝮蛇文》涉及的“天形汝躯”，众物平等；《三戒》体现出的逆物性则亡的反生态教训。柳宗元诗文中描绘的自然万物的声息、特性、节律等自然物语，反映了柳宗元“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状。
翟满桂（湖南科技学院）在《柳宗元永州书信论》中提出，柳宗元书信是其著作中富有内涵的部分，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灵魂的孤独与苦闷、常情与狂态、理想与追求。文章就陈情自荐类、交流叙义类以及探讨辨道类书信的思想、心态、性格、为人和艺术特色作了分析。
张学松（信阳学院）《＜始得西山宴游记＞：展现流寓者精神超越的经典》认为柳宗元流寓永州数年后，精神由“恒惴慄”到“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再到“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完成了流寓者身份认同与精神的两度超越。《始得西山宴游记》形象地展现了其认同与超越的过程，堪称经典。随后的山水与酒，读书著述与研佛修性等是其认同与超越的主客观因素。
刘翼平《柳宗元的永州心态》提出，《柳宗元全集》诗文577篇中有310篇写于永州，柳宗元在永州的创作奠定了柳宗元在古代思想史、古代文学史的地位。柳宗元的永州心态是复杂的，却不是无逻辑可循的。作者认为柳宗元的永州心态大致经历了绝望、盼归、愤懑、移情四个阶段，并且柳宗元的永州心态集中体现在《江雪》一诗中。
下定雅弘（日本冈山大学）《柳宗元诗的“泪”》指出，柳宗元诗的“泪”诗体现出柳宗元的意识与心情的变化，而这些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变化，还与时代的变化密切相关。柳宗元诗歌“泪”的表现形式是学杜甫而得来的，具体可以分为写实、比喻、夸张三种。
王崇任（运城学院）《柳宗元论说文与魏晋论体文》认为，魏晋论体文对柳宗元的论说文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柳宗元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将论说文发展到了新高度。柳宗元的论说文与魏晋时期论体文有相似之处：首先，它们在思想上都敢于突破前人成见而自出机杼、独树己见。其次，在表达方式上都以精密严谨、论证有力见长。最后，两者都善于与对手观点反复驳难，结论也更为坚实，有说服力。
李飞（广西师范大学）在《论柳宗元尚“清”的原因》中提出，柳宗元的诗文中多次出现“清”字，历代文人们也喜欢用“清”来评鉴柳宗元的作品。分析其喜“清”的原因，与其生活环境的清幽，对屈原、宋玉等人作品的精神继承，颂人扬物、自表清白等有关。
陈文畑（广西师范大学）《柳宗元诗赋“乡愁”意蕴探析》认为柳宗元诗赋中浓郁的“乡愁”情思和“回望”意识，蕴含着强烈的身世之悲，包涵着他对个人际遇的愁怨和对仕途发展的期盼，隐含着对自己无法实现延续家族荣耀的怅惘，以及作为望族之后、京华人士身居边鄙时的失落。柳宗元虽然深研佛理，然而“乡愁”仍是他难以排遣的方内情思。柳宗元若干表现“乡愁”情思的诗赋，文思苦涩，情深意真，具有强烈的情感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
田恩铭（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对话与独白：柳宗元诗作中塑造的孤独者形象》提出，柳诗呈现出清冷的意境、淡然的色调，构筑了其特有的幽深孤峻的审美品格，隐于其中的则是在清淡之中蕴聚，挥之不去的深重忧思。其读书诗主要在阅读中找到自身的切入点，借助读史以阅世，诗中浸透着孤独感；其酬赠诗在与亲友的对话中，把内心的痛苦激荡出来，刻意突出一个陷于泥潭的孤独者形象；其山水诗往往在自然景观的背后有隐喻之意蕴，善于塑造与自然对话的孤独者形象，若论风格可以“沉郁”言之。无论是与人对话，还是自家独白，柳宗元在诗作中呈现出自我塑造的孤独者形象。
龙珍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孤臣”与“黄神”——柳宗元＜游黄溪记＞考论》认为《游黄溪记》的精神隐喻不仅是黄溪之山水，还有黄溪之神祇。柳宗元“记黄溪之游，以黄神作标准，就所历分节布景”的写法，更是达到了“黄神即我，我即黄神”的精神高度。
张乃良（宝鸡文理学院）在《＜段太尉逸事状＞意蕴诂诠》中提出，柳宗元选择“逸事状”这一文体，是为了不受“行状”体整饬刻板的约束，把段太尉最为闪光的逸事加以文学化的渲染，并借此表达自己对段太尉无限的崇敬仰慕之情。柳宗元在其文章中始终以“太尉”称呼段秀实，而未直呼其名，其中有作者对段秀实义烈行为的景仰情感的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