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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研讨会对柳宗元思想的讨论是一个热点，论文较多。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柳宗元思想的各方面。主要有：
王基伦（台湾师范大学）在《柳宗元文本的主题意识探究》中提出以儒家学说为本，建立“利安元元”的“大中之道”，是柳宗元心中恒有的主题意识，他以此为人生行为的准则。故而柳宗元的儒学思想含有浓厚的经世用意，他对经书有创造性的注释，主张儒学为本，始终有回返京城的心愿，山水游记也有落实现实人生的意义，往往在暂时解脱认同地方的空间中挣扎过日子。
刘真伦、岳珍（华中科技大学）在《中唐公羊学：定义柳宗元思想——兼论中唐公羊学的发生、发展及其理论化、思辨化、系统化》中认为柳宗元思想的主体是中唐公羊学，他完整接受了啖助、赵匡、陆淳“立忠为教，以大一统”“以权辅正，裁之圣心”“民为国本，观民定赋”的国家治理学说。通过对社会、国家、权力的起源，国家制度建设以及治国之道的讨论，建立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国家学说体系；通过对“经”“权”的内涵及其边界的界定以及具有理论性和思辨性的剖析，构建出一套“大中”“大公”“大和”的理论体系，为啖、赵、陆的主张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
张勇（安徽师范大学）在《韩柳孟子观的对立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中提出，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了论辩。二人对立的原因与实质在于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其对立，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作用很大。
王玉姝（白城师范学院）在《伸长黜奇，援佛济儒——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考辨》中从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儒释相通、通而同之，社会功用、躬身践行三个方面入手，对柳宗元的儒释思想进行了考辨，认为二家思想具有相通之处。文章认为柳宗元提出“统合儒释”的主张，并在贬谪生涯中身体力行，验证了佛可以“佐教化”，能实现“丰佐吾道”的社会功用。其“统合儒释”的原则是“伸长黜奇”，实质是“援佛济儒”。
杨再喜（湖南科技学院）在《欧阳修“穷而后工”论溯源新辨——以柳宗元、韩愈文学思想对其影响的比较为视角》中提出，现普遍认为欧阳修“穷而后工”论直接承接了中唐时代韩愈的“不平则鸣”思想。但从内容、形式、接受条件上看，柳宗元的“感激愤悱”文学思想对欧阳修“穷而后工”论影响则更为明显。
关永利（运城学院）在《由歧异到融通——论韩愈、柳宗元对尧舜的解读》中从三个角度探析韩柳对于尧舜的见解的不同之处。其一，韩柳对于尧舜禅让的意义看法不同，韩愈从有利于国家稳定的角度解释，柳宗元则从人心向背的角度看待；其二，韩柳对尧舜治国理念与实践也存在差别，柳宗元认为是无为而治，而韩愈则定性为“何勤且烦”；其三，关于道统论的效用，韩愈将其作为排斥佛道的工具，而柳宗元却以之统合儒释。以上是韩柳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韩柳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造成的。然而，尽管韩柳在对于尧舜的认识上有所分歧，但二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安定。并且他们二人在政治学术及文学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蒋肖云（广西外国语学院）在《苏轼对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认同与批判》中将苏轼和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进行比较，总结出苏轼对柳宗元在政治思想上既有认同也有批判的观点。苏轼的政治思想与柳宗元有前后相承的关系。苏轼认同柳宗元《封建论》的思想主张，认同柳宗元“三教合一”的思想倾向，但对柳宗元以“人情”凌驾“礼节”、“妄言天人关系”的政治思想以及“依附二王”“敢为诞妄”的政治行为和态度进行了批判。苏轼对柳宗元的批判有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局限的一面。
肖悦（广西师范大学）在《柳宗元在柳州对佛教的态度转变——以柳宗元对永州和柳州的山水描写为例》中指出，柳宗元在不同的时期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应用是不一样的。柳宗元在永州和柳州写下了大量有关山水的诗文，柳宗元在永州时就在山水和佛教间寻求慰藉，任柳州刺史之后，柳宗元不再寄情山水来寻求慰藉，但他借佛学思想以寻求解脱的想法却比以往更深了；柳宗元还开始利用佛教来“以佐世事”，用佛教教义教化民众；在任柳州刺史之后，柳宗元与佛教的联系在实际上变得更紧密了。
讨论柳宗元事迹的论文有李芳民（西北大学）《家族图谱与家世记忆——柳宗元自撰家族墓铭的文化内涵及情感特征》，该文指出柳宗元写作的墓志碑铭文数量多，且多为世所推崇的经典之作，柳宗元为柳氏家族人物所撰写的墓志碑铭数量尤多，远高于其同时代在文坛上以文章写作著名的作家。柳宗元的碑志书写构成了人数众多的柳氏家族图谱，还体现了柳宗元本人对其家族的独特情感与记忆。
陈松柏（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在《柳宗元研究中仍需辨析的三组关系》中认为在柳宗元的相关研究中，王叔文与唐顺宗、唐顺宗与唐宪宗、柳宗元与王叔文的这三组关系，至今还在相关话题中产生歧义，也必将影响今后的研究。
万德敬（运城学院）《顾少连、杜黄裳与柳宗元的为人与为文》中提出，顾少连是柳宗元的座主，杜黄裳是柳宗元的父执。这两人公忠体国，在裴延龄炙手可热的时代都曾经与之做过斗争。顾、杜二人对柳宗元的为人与为文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顾少连、杜黄裳是德顺宪时期非常重要的两位大臣，他们对柳宗元的为人与为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沁染、感召和激励的作用。”
贾茜（广西外国语学院）在《“宗元不谨先君之教”初探》中从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所言“宗元不谨先君之教，以陷大祸”入手，通过对史料、文献的考证，对柳宗元之父柳镇的家世仕途、人格品质、理想与处世之道等进行考辨，提出柳镇的人生哲学来源于对《周易》的接受，并由此看出柳宗元认为“先君之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坚持理想，刚正不阿，大义为公，审时度势；二是能够在人生逆境中发扬坤母地德，遁世无闷，出处自适，主动地掌握自己的精神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