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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熙《柳宗元、刘禹锡古赋体略论——兼论唐赋之源流与分野》厘清了唐赋中律赋与古赋的源流、分野。他指出唐代律赋源自齐梁，按功能多呈现为试赋、献赋、颂赋，较少用于抒情言志，其文学价值难以真正实现，而唐代古赋沿承楚汉，体现出骚、赋两体的分流。在梳理文体脉络的基础上，钱教授进一步指出，柳、刘是唐代古赋创作的最具实绩者，二人古赋创作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骚与赋的合流。他论述了柳宗元、刘禹锡古赋创作的文学背景与创作主旨，对比研究柳、刘二人的古赋创作成就，从而指出刘禹锡赋与柳宗元赋一样都继承辞赋中怨与思的传统，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则明显受到了柳宗元的影响。此外，该文还研究探讨了柳宗元、刘禹锡学习古赋语言的体现。
胡可先《永贞革新与南方文学的发展——以刘禹锡、柳宗元为考察中心》指出，永贞革新集团成员多为东南文士，除韦执谊、李景俭、韩晔、韩泰与程异五人，集团中的其余八人都是南方人，他们中既有吴越之士，也有安史之乱后南迁吴越者。刘禹锡、柳宗元的南贬，使其诗文创作呈现出南方文学与贬谪文学的双重特点。其一，刘、柳二人的南贬，使得他们的文学创作带上明显的南方文学色彩，并对南方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可谓开风气之先。其二，刘、柳二人的诗文创作成为唐代贬谪文学的代表，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吴肖丹《边缘人与边陲地的价值：中唐的岭南书写》着眼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南贬文人对岭南的书写，认为中唐文人的岭南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书写岭南的一味负面化、妖魔化的局面，并针对中唐文人对岭南的情感体验及对岭南的书写，分“异物与我”“心灵的平衡”与“拘囚之感”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肖瑞峰《论刘禹锡与元稹的唱和诗》梳理了刘禹锡与元稹延绵近二十年的唱和生涯，并结合史实背景，对二人唱和往来的诗作进行细致分析。该文将二人的唱和及情谊分三个阶段论述：第一阶段，二人“以道义相勉、气节相励”；第二阶段，二人“锦书遥寄”“天各一方”“闻声相思”；第三阶段，“荣枯异路，感念旧情”。通过对刘、元二人唱和诗的研究，该文为我们展示出刘、元二人的交往过程及情感的变化，展现出两人的政治选择、政治态度及其在诗歌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