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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史研究

回归文学史,将李白放在历史语境中研究,是本次研讨会表现出的又一趋势。以史学的方法研究文学史,同样是文学研究的传统。与会专家结合不同领域的历史事实研究,从音乐文学、李白生平事迹、地域文化及历史地理等不同角度,对李白的创作做出了新的讨论。

(一)音乐文学相关

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推进,李白的文学史地位不断获得继续讨论的空间。研究者在宏大的文学史叙述中,为李白寻找着更精准的文学史定位。在本次研讨会中,有关李白与音乐文学的讨论多见新意。

刘青海《从词史建构、文献考辨重论李白词的真伪问题》从文献考辨入手,着眼于词史建构,讨论了李白词的真伪问题及其词史地位。文章首先考辨了六首李白词的文献来源,肯定了其真实性;其次分析了欧阳炯《花间集序》、黄升《词选》对李白词史地位的建构,指出《花间集序》将李白的《清平乐》四首置于词史初祖的地位,而《词选》另以李白《菩萨蛮》《清平乐》为“百代词曲之祖”,并多为后世词家继承;最后,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了李白两组词的风格特征,及其对后世词学的影响,指出《清平乐》开温庭筠一派词风,而《忆秦娥》开豪放词之先河。

梁海燕《对李白乐府诗创作的一些思考》讨论李白的“古乐府”创作。文章指出,李白乐府诗在结构、节奏上受到汉乐府楚歌、杂体歌影响。李白乐府诗中的戏俗化描写,源于古乐府的场景表演特性。李白乐府诗语言与乐府的表演性能大有关系。

胡秋妍《李白<清平调>的音乐属性及其文学研究价值》从音乐文学的角度研究李白《清平调》,指出从李白《清平调》三章所携带的信息,可看出李白对音乐、诗律、词律的掌握。文章从词本事的角度出发,考察《清平调》三首的曲调来源、音乐属性及文体性质,认为《清平调》为声诗,为曲调向词牌转换、近体诗律向词律转换的一个例证。文章还梳理了后世拟作的情况,从而论证《清平调》本事的文学意义。

咸晓婷《唐代歌行的讲唱与文本流变》介绍了包含李白《惜罇空》等七言歌行的敦煌诗卷,指出其具有唱本性质,是研究唐代歌行演唱的难得资料。文章指出,诗卷的讹误以音讹为主,体现出讲唱文学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惜罇空》与《将进酒》的关系,讨论了可能的修改者。

(二)李白生平事迹相关

生平事迹研究也属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与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史学研究的推进,李白生平事迹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

葛景春《关于李杜献赋活动及其所献之赋的研究》研究李白的献赋活动,并与杜甫的献赋活动做比较,从制度史出发,对李杜赋做出了新的诠释。文章指出,献赋是唐代的一种求仕的途径,且在唐前就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考证了李白、杜甫的献赋活动,分析了其献赋活动之关系及同异,阐述了李白、杜甫献赋的艺术特色,以及李杜之赋在唐赋中的历史地位。

邝健行《李白<秋猎>杜甫<昔游>二诗对读献议》比较了李白和杜甫的一组被认为相关的诗作,指出二诗的季节、地理、情境均不相合,杜诗不能成为李诗创作时间的佐证。

此外,刘飞滨《李白“少任侠”辨》考辨李白的早期生活,张哲民《有志报国,无路请缨——从<北风行>看李白在“安史之乱”前的奔走、悲啸》考辨李白在安史之乱前的活动,马睿《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读<永王东巡歌之二>》考辨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活动。皆是结合史料,释读李白诗作,丰富了对李白生平及诗歌意蕴的认识。

(三)历史地理及地域文化相关

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的结合,还体现为与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域文化的交叉研究。李白生平行经的地点、诗作中涉及的地名、地域文化对李白的影响,也持续吸引着研究者的注意。

查屏球《一首名作与一个县名的变迁——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文化解读》以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考释南北乐安、仙居县名在唐宋的轮替,并指出光州乐安县改名仙居的仙道传说背景,进而指出李白吸收与移植相关传说之处;指出《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意境与《仆仆先生》的故事存在密切关系,当是受到光州乐安县仙人传说的影响,因此将光州仙居县的仙人传说移植到了台州,与台州乐安县的地方传说相结合。文章指出,在李白此诗的巨大影响下,台州乐安县形成了新的仙人传说,融合了南北仙人形象和李白谪仙形象,形成了仙居文化新的象征物。

黄元英《李白两次入晋及其诗歌创作——兼论唐代士人思想之转型》考述了李白在开元、天宝年间两次入晋的行迹,并梳理汇总了相关的诗歌创作,指出两次入晋的诗风呈现出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型,透露了时代诗风变迁的消息。

王宏平《李白与古宣州的渊源》立足地域文化,以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考证了古宣州地域建制的沿革变迁,还原了古宣州的山川地理形势,梳理了古宣州的人文历史,介绍了李白与古宣州的渊源。

程宏亮《李白“天门山”文学的符号意义》指出李白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天门山的诗作,是天门山文学的拓荒者;“天门”符号具有神化意旨;山水媒介成为诗境构图的主体符号,同时具有个体性意义;李白作品的构思、形象及丰富的写作技巧,为历代文人吟咏天门山提供了素材、范式与经验。

李元芝《李白<将进酒>作于叶县石门山》对李白《将进酒》的写作地点做出了考证。王慧清《李白<丁都护歌>的来龙去脉》考证诗中的“云阳”为京兆淳化县,而非镇江淳化镇,因此,《丁都护歌》描述的是古代黄河流域民夫的劳动生活。

地域文化的研究同样存在进一步与文学研究结合的空间。特别是今年,唐代山东士族文化重新成为史学研究的特点,而相关研究的推进可以对李白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做出更为丰富生动的解释。李白与山东士族文化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本次研讨会即有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胡永杰《双重压力下的盛唐精神——论李杜相知的时代背景及文学意义》以长安政坛与洛阳文坛的双重压力为背景,解读李杜天宝三载的相遇相知,分析了长安的仕进文化与洛阳的文坛盛况,从而解析李杜受到的影响和压力,指出他们受到的压力实际代表着盛唐精神和盛中唐转型之际文人风气之间的冲突,在此背景下,他们的行事和诗歌对于当时两京文坛政治进取精神式微的局面是一个重要突破,具有重大的文学史意义。

洪双《李白与齐、鲁文化研究》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指出齐、鲁文化对李白均有影响,而鲁文化在李白思想中占据优势地位。 EHkucBOYSnlNCriln6XvHPLnB4G0fTdPdCCgg8brMBjQ289fAY5A+Cx2f+y72R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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