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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曝光过于强烈的地带，任何略失审慎的差池都会以放大或夸张了的方式显露出它的不堪。况且，在这里，学术往往还须顾及学术之外的紧张，心灵询问本身即意味着某种会牵动那严重得多的感性后果的精神探险。然而，当我们终于有可能把马克思—— 一位悉心考察和感受过现代人类最深刻的危机的人物——真正作为研究和品评的对象时，这被观审和解读的对象也这样激励尚可期许的研究者：“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
马克思在中国是幸运的，他的名字曾迅疾而持久地做了人们某种神圣祈向的象征，但这幸运却也还是真正的不幸：既然中国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所发生的一切都用着他的“主义”的名义，那么，当人们得以回头检点这期间的非同寻常的失错时，也便可能沿袭世俗的方式迁怨于他。我们中国人对这位耳熟已久的人物是怎样的陌生呵！竟然在以初恋般的热情紧紧地拥抱他之后，骤然同他拉开了一段令人惊诧的距离。诚然，马克思的一句话是不期然说中了的，他说：“（你们）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这“过多的荣誉”和“过多的侮辱”，难道不正是来自那种对马克思——从他的智思到他的心灵——的过多的无知么？忏悔和反省是灵魂的良医，然而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则是康德所谓的“理性的公开运用”，对马克思的研究显然有待于一个新的开始，它将展示那曾有过持续的自豪的伟大东方民族的历史胸襟。
只要容许研究，就不能指望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研究对象总能够做出众口一词的断论。也许正确的结论会有相当程度的“排他性”，但这并不能够成为那些惯于向人们颁布真理的人用“权威”的鞭子抽打别人智慧神经的依据。在研究对象面前，研究者的心灵应当是坦真的；他在用思维把握对象的逻辑时，也在用自己的心灵探询那逻辑后面的更动人的非逻辑的消息。这需要与勤苦和果敢相系的“截断众流”的意志的力度，也需要非意志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灵感的机遇。然而灵感是羞涩的，她常常须有一种情致的导引，这情致—— 一种不尽于思议的心理氛围——至少意味着研究者心智的舒展、开放和没有太多的畏忌。谬想总会因着神思的自由驰骋而萌生，但为神思所引发的，也会由神思做处置。歧误可能会作为一种代价永远伴随着智慧，智慧却绝不至于因为它的真实的果实蒙了脱不开的阴影而消歇或萎靡。自由的心灵并不像说大话的人，它从不在本真的罗陀斯岛之外刻意卖弄。
大约15年前，在我第一次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时，就曾为马克思辐辏于原子偏斜的诠解的运思所吸引：“每一个物体，就它在下坠运动中来看，不外是一个自身运动着的点，亦即一个没有独立性的点，这个点在某种一定的存在中——即它所描画的直线中失掉了它自己的个体性。”
这段描写原子直线下坠运动的文字，在我看来，恰构成一种庄重的人文思考，它提撕着马克思系于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某种终极眷注。发为现实关切，其命意正好通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如下的一段话：“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
这些并非无关紧要的论说，一经关联到论主终生信守不移的价值理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一种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全然异样的理解便在我这里闪电般地发生了。就是说，我开始有了为我所心契的马克思。
我曾带着这些理解参加过几次学术会议，其中最可一提的是1982年4月召开于洛阳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术研讨会”和1983年4月由北京大学做东道的“‘马克思主义与人’学术研讨会”。我当然希望我的一得之见能够引出富有学术深度的回应，但由此引起的辩论却差不多一直纠缠在新思的起点处。不久，我因着学术而有了学术之外的麻烦，那时我甚至为提出问题的权利做一种自我辩护也已经相当困难。治学和做人的良知煎熬着我，我只是在这时才真正体会到孟子叹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时那份心灵的沉重。1985年5月，当我有可能凭着手中的笔为那被委屈了的道理再作申说时，我的研究已经折向别一个领域，但我还是回顾式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的若干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10期）的文字。人们当然可以就此批评我的执着（在以乡愿化了的谦和为美德的世俗中责备这执着正是极自然的事），但我心中最清楚，那原只是出于双重的无奈：我无法对我了然于心的理致的见曲不置一词，我也不能不因着“理性的公开运用”的尊严，在无知的鞭笞下做一种远非主动的挣扎。
1988年2月，我在《“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光明日报》1988年2月22日第3版）一文中，对五年前衍论成书的见解作了挈要的宣说。不久，我在一篇题为《“个人自主活动”与马克思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的长文中，对那一直被搁置的书的中心命意作了系统阐发。
在又一个五年过去后，我终于有了出书的机会。十年前的旧著经过不小的补正，便成了这部《人韵 —— 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问世时，自序的末段缀有一个声明，那中间透出的心境正和三个多世纪后我在发表我的逊色得多的文字时的心境不期而同，因此，我情愿把这些话一字不易地录在下面，以借他的声明来声明我自己：
我极愿把我的著作呈献于我国的治者，加以审查判断。他们若认为有什么与法律悖谬或有害于公众利益的地方，我就马上收回。我知道我既是一个人就难免有错误。但是我曾小心谨慎地避免错误。并且竭力和国家的法律、忠义和道德完全不相违背。
1994年12月28日
于北京西郊（黄克剑：《人韵 —— 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东方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