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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了《文心雕龙》的流传与影响状况。现在来跟各位介绍作者刘勰和他写这本书的因缘。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曾感慨：“所惜本传简略，文集亡逸，如此贤哲，竟不能确知其生平。”的确，刘勰的传记资料很短，出自《梁书·刘勰传》，只有几百字。大致介绍刘勰，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云云，《南史》基本相同而更简。
刘勰，字彦和。这本来是不用讲的，但是大家恐怕也没想到这其中还颇复杂呢！我就见过一位先生写了篇《〈知音〉篇的文情难鉴与西方阐释学异同比较》，乍看题目，令人惊讶，但他全篇都把名字搞错了，将刘勰写成了刘懿。
古人虽不至于如此离谱，却也不无疑义。唐朝初年颜师古写过一本《匡谬正俗》，“匡谬”就是匡正错误，“正俗”是对社会上的错误认知有所导正。其中曾这样评述《文心雕龙》：说它对于文章虽能“略述其理”，但“未尽其要”。评价并不太高。不过我们这里要谈的不是他的评论，而是《文心雕龙》这本书的作者。颜师古认为《文心雕龙》的作者是刘轨思。
唐朝有位和尚叫慧琳，编了一部佛教辞典式的大书，叫《一切经音义》。书里又记录：“刘勰，梁朝时才名之士也，著书四卷，名《刘子》。”而这位刘勰，他说跟“刘蟉”一样，都是皇家的宗室贵族。
实际上刘勰不是刘轨思。刘轨思是北齐时候的渤海人。何况，你看名字也就知道刘勰非刘轨思了。为什么？刘勰的“勰”字现代人虽很少用，可是它其实就是“协”字。“勰”在《尔雅》里也就是“和”的意思，本义就是“协和”。所以刘勰才会字“彦和”。才俊之士称之为“彦”嘛！古人的名与字是相呼应的，如端木赐，字子贡。故刘轨思不是刘勰，甚为显然。
要知道，颜师古乃唐初的大学者。祖父颜之推，先后仕于南梁、北齐、北周，终于隋，学识渊博，尤善《周官》《左传》，有文集三十卷，更写过著名的《颜氏家训》二十篇。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也以儒学显，撰有《汉书决疑》。颜师古曾注《汉书》，其兄弟四人：二弟颜相时；三弟颜勤礼即颜真卿的曾祖，颜真卿曾写过著名的《颜勤礼碑》，是写颜字的人必学的碑帖。可见颜师古出身显赫的学术世家，而连他都弄不清刘勰与刘轨思，可知刘勰名望不高，颜师古对他甚为陌生。
《一切经音义》说刘勰是梁时的才俊，写过一本《刘子》，有四卷，与刘蟉同样都是皇家宗亲。然而《刘子》是另一本书，乃北齐刘昼所写。从新旧《唐书·艺文志》起就弄错了，以为是刘勰写的。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才据唐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序，定为北齐刘昼撰。
诸子学的发展，汉代以后逐渐衰微，南北朝期间子书并不多。《刘子》是少数的几本之一，且是北朝人之作品，这在中国诸子学发展史上还是挺重要的。清卢文绍《抱经堂文集》卷二《〈刘子〉跋》曰：“其书首言‘清神’‘防欲’‘去情’‘韬光’，近于道家所言。”其实不然，卷一固然是道家观点，可是到卷四就大谈法术、赏罚、审名了。《法术》篇说：“法术者，人主之所执，为治之枢也。术藏于内，随务应变；法设于外，适时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数者，术也；悬教设令以示人者，法也。人主以术化世，犹天以气变万物。气变万物，而不见其象；以术化人，而不见其形。”完全是申韩法术、循名责实那一路，也就是司马迁将老庄与申韩放到同一篇列传里的那种路数。这种路数在东汉以后已少见了，故此书非常重要。
但很可惜，它并非刘勰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说：《文心雕龙·乐府》篇称：“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此书《辨乐》篇称：“夏甲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与勰说合，“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则与勰说迥异，必不出于一人。又史称勰长于佛理，尝定定林寺经藏，后出家，改名慧地。此书末篇乃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殊。讲得已很清楚了。
《刘子》也非四卷，而是十卷。这本书现在还有流传，可以查看。八十年代，大陆文心雕龙学会第一任会长张光年及一些研究《文心雕龙》的朋友说《刘子》亦为刘勰所作，实是误会。王叔岷先生《刘子集证》考证精详，不必再辩。
那么刘勰是不是如慧琳所说，为皇家之宗亲呢？这也错了，因为此“刘”非彼“刘”。
由于南朝的“宋”是刘家天下，由刘裕所建，故慧琳误以为刘勰是刘宋皇室。虽然同样姓刘、同样是皇室，但是刘勰属于另外一个较古老的皇室，乃汉代刘邦的后人。刘邦一族，到刘宋时代，早已经没落，也不再是皇室了。
这是姓名与家世的问题。
《梁书·刘勰传》说刘勰是东莞莒人。各位都知道现在的东莞在广东。但当时这个东莞不在广东而在山东，广东当时尚未开发呢！
南朝的士家大族很多都是自北方南迁的，比如说王羲之那一族就是“琅琊王”。琅琊在山东，山东今天依然出产一种酒叫“琅琊台”。这些士族虽然南迁了，但基本上都保留着原来的老籍贯，称呼自己时，往往都还称旧籍。犹如1949年以后迁居台湾的人，说到籍贯，包括他们的儿孙辈都习惯称旧籍。像我，就常自称是江西吉安人。
可是刘勰的情况比较复杂。“东莞”并不是他的旧籍，乃是南迁以后政府在南方“复制”的东莞。是从行政建制上把北方的建制迁到南方来，把南方的地名也称作是“东莞”了。这种情况叫作“侨设”。
当时的士族有两大姓，一是“侨姓”，一是“吴姓”。侨，就是北方乔迁下来的大姓，如王、谢、袁、萧。吴姓，则是本地大族，如朱、张、顾、陆等。迁居南方的士族，不但姓氏是迁来的，地名也迁了下来。
这样不会搞混吗？当然会。不过人情恋旧，往往习惯如此。如台湾有很多地方，像高雄、美浓之类，原就是日本的地名。日本人占领台湾后，觉得某些地方很像自己的老家，因此设置县制时就如此称呼。台湾还有很多地名跟福建重叠，也是因为福建人移居后，起了跟自己老家同样的地名。这种情况很常见，但为了避免弄混，因此刘勰出生的东莞，一般被称为“南东莞”。其地在现今江苏镇江一带，当时又称京口。因为邻近金陵。史书上说他们家“世居京口”
，则是迁来好几代了。而所谓的“莒县”，只是原来山东的县，他却早已不是“莒”人，也不生在山东了。这就是他的地望问题。
这问题看起来简单，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不会发生呢？刘勰他们明明迁到南方好几代了，刘勰也生于南方，可是现在山东省莒县浮莱山定林寺内居然就建了一处“刘勰故居”，还有文心亭之类配置。乃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于1977年立，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不是搞笑吗？
或许你会以为这是他们弄错了，却又不然。因为这个定林寺就“相传始建于南北朝，今存建筑为清代重修”，可见是清代就错了。定林寺乃金陵名刹，后面我们还会说到。刘勰曾奉梁武帝之命，在寺中校阅佛经。梁武帝时，山东莒县归他管吗？他能派刘勰来吗？
回过头来再讲他的家世。王元化先生认为刘勰出身庶族，这是不对的。刘勰乃士族。他这一支，出自汉齐惠悼王刘肥，中间也不知传了多少代。到刘宋时，他们这一家仍算是一个大族，很兴旺，人才辈出。
特别是刘穆之，官做到司徒，地位很高。他早期跟着刘裕打天下，起家比较寒微；后来做了官，有一种弥补的心态。每次用餐都很豪奢，一个人吃也要准备十个人的大餐，史家形容“食前方丈”。他跟皇帝这样报告：你不要看我很奢侈，我从前辛苦啊，总要补偿补偿嘛！但这是私人的奉养，虽有点过度，公私之分我还是会掌握清楚的。这个人有意思，不只好吃而已，学问也很好，博识群书，礼贤下士，名声还不错。
《梁书·刘勰传》又说：“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秀之是尚书右仆射，最后当到司空，也是很大的官。他和钦之、粹之、恭之、灵真这一支，出自刘爽一系，跟刘穆之那一系是分开的。刘勰的父亲叫刘尚。
刘勰世系问题，是历来考证上争论不休的。因《南史》没有“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这一句，故有些人认为《梁书》有误。我则以为不误，《南史》只不过减省文字以节约篇幅而已。
接着，就要跟各位解释一下他的家族。
首先，这是一个天师道的奉道家族，过去研究刘勰的人多未注意到这一点。
各位要留心，六朝人名，如王羲之、王献之、王凝之等什么什么“之”的，多是道名。只要看到名字是什么什么之，就大约可判断这是个信奉道教的家族。刘勰祖上这些钦之、秀之、粹之、恭之、虑之、贞之、式之等等，当然也就标示着他们家族的信仰状况。到灵真，更直接，不再是“之”了，直接叫“灵真”，“灵真”两字，道教气味更重。而穆之的字，则干脆叫作“道民”。所以这是个奉道的家族，几代传承都信奉道教，他们大概没料到后来有个子孙刘勰改信了佛教，还写了文章来攻击道教。
其次，这个家族在刘宋地位还不错。灵真这一支，大概是其中最差的。灵真是“员外散骑常侍”，官位还不错；但是到了刘尚，就只是“越骑校尉”。越骑校尉是汉武帝设置的官职，源于越人投降了，要来管理、安抚和安置他们。各位可以想见，这样职属四品的官，到了南北朝期间，特别是刘宋时代，会有什么实际作为？只不过是挂职的闲差罢了。
然而他父辈的其他人都还能袭爵或做有领土的大官；像刘穆之那一支，发展得还更好一些。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类似西周那样的贵族社会。钱穆先生《国史大纲》曾把它称为“二度贵族化的社会”。古代贵族从春秋以后，即渐次陵夷，变成平民了。但经过秦汉，到南北朝期间，社会又重新贵族化。父亲当大官，子孙便可以沿袭他的爵位、土地、庄园、奴仆等等，也往往可以自募部曲。
不过刘穆之这一支后来也衰弱了。传到刘肜，他拿刀杀老婆，闹得很大，结果被削爵，不能再继承家业了，爵位转给了他的弟弟刘彪。到齐，爵位又往下降。刘邕此人，各位一定知道他，他有“嗜痂之癖”，喜欢吃人家身上流血脓疮结成的“痂”，仆人身上烂的痂常常被他扒下来吃。另外，刘式之有一子孙，被贬到广州，不得意，常纵酒闹事，下场也不是很好。整个家族在持续没落，到曾孙刘祥就被人家骂为“寒士”了。
刘勰父亲的官位本来就不大，更不幸的是他在刘勰三岁时就过世了。父亲过世以后，可以想见，孤儿寡母的生活当然甚是辛苦。
现在我们研究刘勰生平的人，对于他整个家族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有谈到的，也只是说刘勰的家族已没落。没落是不错，但刘勰这一辈的同族兄弟，大体上都还是做官的，只有他们这一支最糟糕。因为孤儿寡母，家里又无长辈；在大家族中，不但不会得到庇荫，反而更会受到欺凌，以致家贫无以为生，几乎没有办法过活。
本传说，刘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不婚娶，到底是不愿意婚娶，还是不能婚娶？研究者也为之争论不休，或说是受了僧祐影响，或说信佛之故。
其实很清楚，不是他不愿意，而是没办法。六朝是个士族门第社会，结婚必要“门当户对”。不但不同阶层的人是不通婚的，士族间二品以上的高门第也不会跟低门第的人通婚。叫刘勰娶一个庶人，他不会这样做，没有任何一个士族子弟会娶庶人女子。娶贵族呢？娶不起，也没有任何贵族女子会嫁给他。贫到无以为生，这一点很像唐代的李商隐。
刘勰也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家族，也家贫无以为生，也碰到了和令狐楚一样有势力的人。不过，这个人不是大官，而是个很有势力的大和尚。
这位大和尚，在佛教史上赫赫有名，本姓俞，法号僧祐。刘勰“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跟着这个和尚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从少年到成人。僧祐住在寺院里，他自然也住寺院。
僧祐是当时僧界领袖，不但在各地讲经说法，还能够开坛授戒，皇室也非常尊敬他。梁武帝很信敬他，其妃丁贵嫔（昭明太子萧统的母亲）、其异母弟临川王萧宏等也都拜他为师。
这位大和尚又是个学问家，他收集了非常多佛教经卷予以整理。刘勰做他的助手，帮忙收集、整理文书，就像李商隐跟令狐楚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李商隐文集里的大部分早期文章，都是帮令狐楚写的，就肇因于此。刘勰的情况估计也一样，僧祐要到处去活动，整理文献的工作，大概多是刘勰等寺中徒众担任。所以本传里说：刘勰，依僧祐，与之居处十余年，“遂博通经论”。他的整个学问，可说都是在僧祐那里养成的。
僧祐收集了很多佛教的典籍，整理后编出目录，“区别部类，录而序之”。这个工作，史书上讲得很明确：“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也就是说在僧祐定林寺所藏文献目录，是刘勰所整理的。
定林寺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寺院，里面不但讲佛经，也讲儒家经典。很多儒者讲经，都是到定林寺去讲的。它是当时重要的说法道场，刘勰的前半生都在该寺中生活。
刘勰是一个跨越齐、梁的人物。在齐活过了大半生，到了梁武帝天监中，才开始出来做官。他最早的官，叫“奉朝请”，这是个闲官，官阶也低，亦非实缺。但是这个官能让他这样一个没落的贵族重新恢复身份。
但他做官和在寺院里跟着僧祐也没什么两样，先是跟着中军临川王萧宏。萧宏是梁武帝第六个弟弟，曾拜僧祐为师。刘勰去做他的记室，也就是秘书，可能也是出自僧祐介绍。我刚刚为什么用李商隐来譬喻呢？因为他们的生平特别像，都是秘书出身。
做了一阵秘书以后，刘勰还出去做了独当一面的小官。大概在现今浙江金华一带，是个“令”。政绩还不错，很廉洁清明。之后又调回京城，再做南康王的记室，仍是秘书。南康王名叫萧绩，是梁武帝第四个儿子。
接着又做了东宫通事舍人。这东宫又是谁呢？就是文学史上鼎鼎有名的昭明太子萧统。现在《文心雕龙》的所有版本都写着“梁通事舍人刘勰著”，因通事舍人是刘勰所做过的官里职级最高的，所以就以这个职衔作为他的身份。其实刘勰也做过一些别的官，如他天监十八年时“迁步兵校尉”，在上林苑御林军中掌管禁军，但仍然兼着舍人。
东宫舍人虽然官位清显，但品级不高，当时像宰相、太傅、太宰这样的官，有十八班，而东宫舍人仅一班，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武帝时也颇用出身低微的人士担任，但问才能，不限资地。
因为刘勰与昭明太子有这样一层关系，所以过去讲《文心雕龙》与《文选》的人，都很努力地论说他们之间如何密切，甚至说《文选》在编辑时，刘勰可能也参与了。
我上一讲已说过，《文心雕龙》与《文选》的观点完全相反，故刘勰不可能参与。而且，刘勰在当“东宫舍人”的时候，昭明太子才十六七岁，而刘勰已入暮年。这个时期，两个人的关系不可能有多么密切。《文选》里负责任最多的（它确实杂出众手，不是一个人编的）是太子的一个得力助手，也姓刘，但不是刘勰，而是刘孝绰。
这大致就是刘勰的生平。跟着皇家做官做事，做的是皇帝身边的事，如“东宫舍人”，或者是管理皇家禁卫军，做梁武帝弟弟、儿子的秘书等。他与皇室的关系很紧密，但是并未因此能在政治上、仕途上有更大的发展。反而最后大概是梁武帝觉得刘勰的学问很好，而他自己又信佛，于是派他回到了寺里。
普通元年（520），刘勰被派回到定林寺继续整理经典。完成了三次经卷校订的任务后，他上书皇帝说：干脆让我出家吧。梁武帝也同意了，因这位皇帝自己就巴不得出家，相传曾三次舍身同泰寺，大臣哭闹不止才把他抢回来，还要交赎金。现在皇帝一听说有人要出家，当然立刻就同意了。
但“出家”是什么意思？刘勰他本来就没有家，也没结婚。“出家”对于他来说，无非就是换上僧袍、把头剃了、改名叫作“慧地”罢了。
他出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诸家考证，前后颇有几年的差别。不过其生平大概如此。所留下的著作，《刘子》已确定不是他写的；其他除了《文心雕龙》，还有两篇零散的文章：一篇叫《灭惑论》，另一篇是个寺院的碑。
有些研究刘勰的人，认为《灭惑论》针对的是范缜《神灭论》一类论调，实际上乃是道教与佛教的争论。因为道家“贵生恶死”，佛教则讲“三世轮回”，当时双方争论甚为激烈。《灭惑论》起而应战，所批评的是道教，不是儒家。佛教徒都很喜欢引用这篇文章来抵御道教界的攻击。据张少康先生研究，该文写于南齐，是在作《文心》以前，针对道士顾欢《三破论》而作。顾欢还写过《夷夏论》，是当时的反佛健将。
另一篇是《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当作于梁天监十五至十七年（516—518）之间，这个石像也是僧祐主持建立的。建安王萧伟是梁武帝的异母弟。刘勰长期在僧界活动，他的文采，在僧界声名很高。僧人要盖寺院、刻碑、建塔，常常请刘勰来写碑文。刘勰写过很多，包括僧祐的碑。慧皎《高僧传》卷十二说和尚超辩死了，僧祐替他建墓塔，“东莞刘勰制文”。这样的记载还有好几处，可见刘勰当时为僧人写了很多碑，不过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