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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勰身世之辨

(一)名字

上一讲谈了《文心雕龙》的流传与影响状况。现在来跟各位介绍作者刘勰和他写这本书的因缘。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曾感慨:“所惜本传简略,文集亡逸,如此贤哲,竟不能确知其生平。”的确,刘勰的传记资料很短,出自《梁书·刘勰传》,只有几百字。大致介绍刘勰,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云云,《南史》基本相同而更简。

刘勰,字彦和。这本来是不用讲的,但是大家恐怕也没想到这其中还颇复杂呢!我就见过一位先生写了篇《〈知音〉篇的文情难鉴与西方阐释学异同比较》,乍看题目,令人惊讶,但他全篇都把名字搞错了,将刘勰写成了刘懿。

古人虽不至于如此离谱,却也不无疑义。唐朝初年颜师古写过一本《匡谬正俗》,“匡谬”就是匡正错误,“正俗”是对社会上的错误认知有所导正。其中曾这样评述《文心雕龙》:说它对于文章虽能“略述其理”,但“未尽其要”。评价并不太高。不过我们这里要谈的不是他的评论,而是《文心雕龙》这本书的作者。颜师古认为《文心雕龙》的作者是刘轨思。

唐朝有位和尚叫慧琳,编了一部佛教辞典式的大书,叫《一切经音义》。书里又记录:“刘勰,梁朝时才名之士也,著书四卷,名《刘子》。”而这位刘勰,他说跟“刘蟉”一样,都是皇家的宗室贵族。

实际上刘勰不是刘轨思。刘轨思是北齐时候的渤海人。何况,你看名字也就知道刘勰非刘轨思了。为什么?刘勰的“勰”字现代人虽很少用,可是它其实就是“协”字。“勰”在《尔雅》里也就是“和”的意思,本义就是“协和”。所以刘勰才会字“彦和”。才俊之士称之为“彦”嘛!古人的名与字是相呼应的,如端木赐,字子贡。故刘轨思不是刘勰,甚为显然。

要知道,颜师古乃唐初的大学者。祖父颜之推,先后仕于南梁、北齐、北周,终于隋,学识渊博,尤善《周官》《左传》,有文集三十卷,更写过著名的《颜氏家训》二十篇。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也以儒学显,撰有《汉书决疑》。颜师古曾注《汉书》,其兄弟四人:二弟颜相时;三弟颜勤礼即颜真卿的曾祖,颜真卿曾写过著名的《颜勤礼碑》,是写颜字的人必学的碑帖。可见颜师古出身显赫的学术世家,而连他都弄不清刘勰与刘轨思,可知刘勰名望不高,颜师古对他甚为陌生。

《一切经音义》说刘勰是梁时的才俊,写过一本《刘子》,有四卷,与刘蟉同样都是皇家宗亲。然而《刘子》是另一本书,乃北齐刘昼所写。从新旧《唐书·艺文志》起就弄错了,以为是刘勰写的。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才据唐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序,定为北齐刘昼撰。

诸子学的发展,汉代以后逐渐衰微,南北朝期间子书并不多。《刘子》是少数的几本之一,且是北朝人之作品,这在中国诸子学发展史上还是挺重要的。清卢文绍《抱经堂文集》卷二《〈刘子〉跋》曰:“其书首言‘清神’‘防欲’‘去情’‘韬光’,近于道家所言。”其实不然,卷一固然是道家观点,可是到卷四就大谈法术、赏罚、审名了。《法术》篇说:“法术者,人主之所执,为治之枢也。术藏于内,随务应变;法设于外,适时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数者,术也;悬教设令以示人者,法也。人主以术化世,犹天以气变万物。气变万物,而不见其象;以术化人,而不见其形。”完全是申韩法术、循名责实那一路,也就是司马迁将老庄与申韩放到同一篇列传里的那种路数。这种路数在东汉以后已少见了,故此书非常重要。

但很可惜,它并非刘勰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说:《文心雕龙·乐府》篇称:“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此书《辨乐》篇称:“夏甲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与勰说合,“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则与勰说迥异,必不出于一人。又史称勰长于佛理,尝定定林寺经藏,后出家,改名慧地。此书末篇乃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殊。讲得已很清楚了。

《刘子》也非四卷,而是十卷。这本书现在还有流传,可以查看。八十年代,大陆文心雕龙学会第一任会长张光年及一些研究《文心雕龙》的朋友说《刘子》亦为刘勰所作,实是误会。王叔岷先生《刘子集证》考证精详,不必再辩。

那么刘勰是不是如慧琳所说,为皇家之宗亲呢?这也错了,因为此“刘”非彼“刘”。

由于南朝的“宋”是刘家天下,由刘裕所建,故慧琳误以为刘勰是刘宋皇室。虽然同样姓刘、同样是皇室,但是刘勰属于另外一个较古老的皇室,乃汉代刘邦的后人。刘邦一族,到刘宋时代,早已经没落,也不再是皇室了。

这是姓名与家世的问题。

(二)世系

《梁书·刘勰传》说刘勰是东莞莒人。各位都知道现在的东莞在广东。但当时这个东莞不在广东而在山东,广东当时尚未开发呢!

南朝的士家大族很多都是自北方南迁的,比如说王羲之那一族就是“琅琊王”。琅琊在山东,山东今天依然出产一种酒叫“琅琊台”。这些士族虽然南迁了,但基本上都保留着原来的老籍贯,称呼自己时,往往都还称旧籍。犹如1949年以后迁居台湾的人,说到籍贯,包括他们的儿孙辈都习惯称旧籍。像我,就常自称是江西吉安人。

可是刘勰的情况比较复杂。“东莞”并不是他的旧籍,乃是南迁以后政府在南方“复制”的东莞。是从行政建制上把北方的建制迁到南方来,把南方的地名也称作是“东莞”了。这种情况叫作“侨设”。

当时的士族有两大姓,一是“侨姓”,一是“吴姓”。侨,就是北方乔迁下来的大姓,如王、谢、袁、萧。吴姓,则是本地大族,如朱、张、顾、陆等。迁居南方的士族,不但姓氏是迁来的,地名也迁了下来。

这样不会搞混吗?当然会。不过人情恋旧,往往习惯如此。如台湾有很多地方,像高雄、美浓之类,原就是日本的地名。日本人占领台湾后,觉得某些地方很像自己的老家,因此设置县制时就如此称呼。台湾还有很多地名跟福建重叠,也是因为福建人移居后,起了跟自己老家同样的地名。这种情况很常见,但为了避免弄混,因此刘勰出生的东莞,一般被称为“南东莞”。其地在现今江苏镇江一带,当时又称京口。因为邻近金陵。史书上说他们家“世居京口” ,则是迁来好几代了。而所谓的“莒县”,只是原来山东的县,他却早已不是“莒”人,也不生在山东了。这就是他的地望问题。

这问题看起来简单,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不会发生呢?刘勰他们明明迁到南方好几代了,刘勰也生于南方,可是现在山东省莒县浮莱山定林寺内居然就建了一处“刘勰故居”,还有文心亭之类配置。乃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于1977年立,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不是搞笑吗?

或许你会以为这是他们弄错了,却又不然。因为这个定林寺就“相传始建于南北朝,今存建筑为清代重修”,可见是清代就错了。定林寺乃金陵名刹,后面我们还会说到。刘勰曾奉梁武帝之命,在寺中校阅佛经。梁武帝时,山东莒县归他管吗?他能派刘勰来吗?

回过头来再讲他的家世。王元化先生认为刘勰出身庶族,这是不对的。刘勰乃士族。他这一支,出自汉齐惠悼王刘肥,中间也不知传了多少代。到刘宋时,他们这一家仍算是一个大族,很兴旺,人才辈出。

特别是刘穆之,官做到司徒,地位很高。他早期跟着刘裕打天下,起家比较寒微;后来做了官,有一种弥补的心态。每次用餐都很豪奢,一个人吃也要准备十个人的大餐,史家形容“食前方丈”。他跟皇帝这样报告:你不要看我很奢侈,我从前辛苦啊,总要补偿补偿嘛!但这是私人的奉养,虽有点过度,公私之分我还是会掌握清楚的。这个人有意思,不只好吃而已,学问也很好,博识群书,礼贤下士,名声还不错。

《梁书·刘勰传》又说:“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秀之是尚书右仆射,最后当到司空,也是很大的官。他和钦之、粹之、恭之、灵真这一支,出自刘爽一系,跟刘穆之那一系是分开的。刘勰的父亲叫刘尚。

刘勰世系问题,是历来考证上争论不休的。因《南史》没有“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这一句,故有些人认为《梁书》有误。我则以为不误,《南史》只不过减省文字以节约篇幅而已。

接着,就要跟各位解释一下他的家族。

首先,这是一个天师道的奉道家族,过去研究刘勰的人多未注意到这一点。

各位要留心,六朝人名,如王羲之、王献之、王凝之等什么什么“之”的,多是道名。只要看到名字是什么什么之,就大约可判断这是个信奉道教的家族。刘勰祖上这些钦之、秀之、粹之、恭之、虑之、贞之、式之等等,当然也就标示着他们家族的信仰状况。到灵真,更直接,不再是“之”了,直接叫“灵真”,“灵真”两字,道教气味更重。而穆之的字,则干脆叫作“道民”。所以这是个奉道的家族,几代传承都信奉道教,他们大概没料到后来有个子孙刘勰改信了佛教,还写了文章来攻击道教。

其次,这个家族在刘宋地位还不错。灵真这一支,大概是其中最差的。灵真是“员外散骑常侍”,官位还不错;但是到了刘尚,就只是“越骑校尉”。越骑校尉是汉武帝设置的官职,源于越人投降了,要来管理、安抚和安置他们。各位可以想见,这样职属四品的官,到了南北朝期间,特别是刘宋时代,会有什么实际作为?只不过是挂职的闲差罢了。

然而他父辈的其他人都还能袭爵或做有领土的大官;像刘穆之那一支,发展得还更好一些。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类似西周那样的贵族社会。钱穆先生《国史大纲》曾把它称为“二度贵族化的社会”。古代贵族从春秋以后,即渐次陵夷,变成平民了。但经过秦汉,到南北朝期间,社会又重新贵族化。父亲当大官,子孙便可以沿袭他的爵位、土地、庄园、奴仆等等,也往往可以自募部曲。

不过刘穆之这一支后来也衰弱了。传到刘肜,他拿刀杀老婆,闹得很大,结果被削爵,不能再继承家业了,爵位转给了他的弟弟刘彪。到齐,爵位又往下降。刘邕此人,各位一定知道他,他有“嗜痂之癖”,喜欢吃人家身上流血脓疮结成的“痂”,仆人身上烂的痂常常被他扒下来吃。另外,刘式之有一子孙,被贬到广州,不得意,常纵酒闹事,下场也不是很好。整个家族在持续没落,到曾孙刘祥就被人家骂为“寒士”了。

刘勰父亲的官位本来就不大,更不幸的是他在刘勰三岁时就过世了。父亲过世以后,可以想见,孤儿寡母的生活当然甚是辛苦。

(三)生平

现在我们研究刘勰生平的人,对于他整个家族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有谈到的,也只是说刘勰的家族已没落。没落是不错,但刘勰这一辈的同族兄弟,大体上都还是做官的,只有他们这一支最糟糕。因为孤儿寡母,家里又无长辈;在大家族中,不但不会得到庇荫,反而更会受到欺凌,以致家贫无以为生,几乎没有办法过活。

本传说,刘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不婚娶,到底是不愿意婚娶,还是不能婚娶?研究者也为之争论不休,或说是受了僧祐影响,或说信佛之故。

其实很清楚,不是他不愿意,而是没办法。六朝是个士族门第社会,结婚必要“门当户对”。不但不同阶层的人是不通婚的,士族间二品以上的高门第也不会跟低门第的人通婚。叫刘勰娶一个庶人,他不会这样做,没有任何一个士族子弟会娶庶人女子。娶贵族呢?娶不起,也没有任何贵族女子会嫁给他。贫到无以为生,这一点很像唐代的李商隐。

刘勰也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家族,也家贫无以为生,也碰到了和令狐楚一样有势力的人。不过,这个人不是大官,而是个很有势力的大和尚。

这位大和尚,在佛教史上赫赫有名,本姓俞,法号僧祐。刘勰“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跟着这个和尚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从少年到成人。僧祐住在寺院里,他自然也住寺院。

僧祐是当时僧界领袖,不但在各地讲经说法,还能够开坛授戒,皇室也非常尊敬他。梁武帝很信敬他,其妃丁贵嫔(昭明太子萧统的母亲)、其异母弟临川王萧宏等也都拜他为师。

这位大和尚又是个学问家,他收集了非常多佛教经卷予以整理。刘勰做他的助手,帮忙收集、整理文书,就像李商隐跟令狐楚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李商隐文集里的大部分早期文章,都是帮令狐楚写的,就肇因于此。刘勰的情况估计也一样,僧祐要到处去活动,整理文献的工作,大概多是刘勰等寺中徒众担任。所以本传里说:刘勰,依僧祐,与之居处十余年,“遂博通经论”。他的整个学问,可说都是在僧祐那里养成的。

僧祐收集了很多佛教的典籍,整理后编出目录,“区别部类,录而序之”。这个工作,史书上讲得很明确:“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也就是说在僧祐定林寺所藏文献目录,是刘勰所整理的。

定林寺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寺院,里面不但讲佛经,也讲儒家经典。很多儒者讲经,都是到定林寺去讲的。它是当时重要的说法道场,刘勰的前半生都在该寺中生活。

刘勰是一个跨越齐、梁的人物。在齐活过了大半生,到了梁武帝天监中,才开始出来做官。他最早的官,叫“奉朝请”,这是个闲官,官阶也低,亦非实缺。但是这个官能让他这样一个没落的贵族重新恢复身份。

但他做官和在寺院里跟着僧祐也没什么两样,先是跟着中军临川王萧宏。萧宏是梁武帝第六个弟弟,曾拜僧祐为师。刘勰去做他的记室,也就是秘书,可能也是出自僧祐介绍。我刚刚为什么用李商隐来譬喻呢?因为他们的生平特别像,都是秘书出身。

做了一阵秘书以后,刘勰还出去做了独当一面的小官。大概在现今浙江金华一带,是个“令”。政绩还不错,很廉洁清明。之后又调回京城,再做南康王的记室,仍是秘书。南康王名叫萧绩,是梁武帝第四个儿子。

接着又做了东宫通事舍人。这东宫又是谁呢?就是文学史上鼎鼎有名的昭明太子萧统。现在《文心雕龙》的所有版本都写着“梁通事舍人刘勰著”,因通事舍人是刘勰所做过的官里职级最高的,所以就以这个职衔作为他的身份。其实刘勰也做过一些别的官,如他天监十八年时“迁步兵校尉”,在上林苑御林军中掌管禁军,但仍然兼着舍人。

东宫舍人虽然官位清显,但品级不高,当时像宰相、太傅、太宰这样的官,有十八班,而东宫舍人仅一班,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武帝时也颇用出身低微的人士担任,但问才能,不限资地。

因为刘勰与昭明太子有这样一层关系,所以过去讲《文心雕龙》与《文选》的人,都很努力地论说他们之间如何密切,甚至说《文选》在编辑时,刘勰可能也参与了。

我上一讲已说过,《文心雕龙》与《文选》的观点完全相反,故刘勰不可能参与。而且,刘勰在当“东宫舍人”的时候,昭明太子才十六七岁,而刘勰已入暮年。这个时期,两个人的关系不可能有多么密切。《文选》里负责任最多的(它确实杂出众手,不是一个人编的)是太子的一个得力助手,也姓刘,但不是刘勰,而是刘孝绰。

这大致就是刘勰的生平。跟着皇家做官做事,做的是皇帝身边的事,如“东宫舍人”,或者是管理皇家禁卫军,做梁武帝弟弟、儿子的秘书等。他与皇室的关系很紧密,但是并未因此能在政治上、仕途上有更大的发展。反而最后大概是梁武帝觉得刘勰的学问很好,而他自己又信佛,于是派他回到了寺里。

普通元年(520),刘勰被派回到定林寺继续整理经典。完成了三次经卷校订的任务后,他上书皇帝说:干脆让我出家吧。梁武帝也同意了,因这位皇帝自己就巴不得出家,相传曾三次舍身同泰寺,大臣哭闹不止才把他抢回来,还要交赎金。现在皇帝一听说有人要出家,当然立刻就同意了。

但“出家”是什么意思?刘勰他本来就没有家,也没结婚。“出家”对于他来说,无非就是换上僧袍、把头剃了、改名叫作“慧地”罢了。

他出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诸家考证,前后颇有几年的差别。不过其生平大概如此。所留下的著作,《刘子》已确定不是他写的;其他除了《文心雕龙》,还有两篇零散的文章:一篇叫《灭惑论》,另一篇是个寺院的碑。

有些研究刘勰的人,认为《灭惑论》针对的是范缜《神灭论》一类论调,实际上乃是道教与佛教的争论。因为道家“贵生恶死”,佛教则讲“三世轮回”,当时双方争论甚为激烈。《灭惑论》起而应战,所批评的是道教,不是儒家。佛教徒都很喜欢引用这篇文章来抵御道教界的攻击。据张少康先生研究,该文写于南齐,是在作《文心》以前,针对道士顾欢《三破论》而作。顾欢还写过《夷夏论》,是当时的反佛健将。

另一篇是《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当作于梁天监十五至十七年(516—518)之间,这个石像也是僧祐主持建立的。建安王萧伟是梁武帝的异母弟。刘勰长期在僧界活动,他的文采,在僧界声名很高。僧人要盖寺院、刻碑、建塔,常常请刘勰来写碑文。刘勰写过很多,包括僧祐的碑。慧皎《高僧传》卷十二说和尚超辩死了,僧祐替他建墓塔,“东莞刘勰制文”。这样的记载还有好几处,可见刘勰当时为僧人写了很多碑,不过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这一篇。 N6NCYOavT+m0kng0tvRhFluhCSW8At5fEaGUPjanEQ8KqgoXpPFQ64vO0XS41S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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