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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学界，讲文学理论用得最多的是郭绍虞先生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很多学校都采用这套教材。这套书，选了《文心雕龙》的《原道》《宗经》《辨骚》《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声律》《比兴》《夸饰》《总术》《时序》《才略》《知音》与《序志》等。所占分量是所有文学批评文献中最多的，从中可以看出《文心雕龙》在中国文论中的地位。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不只是其中的入选篇目，还有那些没有入选的部分。
《文心雕龙》的前五篇，一般称为文之枢纽论，是文章总的原则，或者称为文原论。这五篇开宗明义，把其书的宗旨、写文章有什么好处等都谈清楚了，方向也明确了。但是在这五篇之中，郭先生没有选《征圣》和《正纬》。
在谈完文原论之后，接下来是文体论，如诗、乐府等，从韵文谈到散体，一共有二十篇。《文心雕龙》凡五十篇，可以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二十五篇，下半部二十五篇。而上半部的二十五篇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五篇与后面的二十篇。可是，这二十篇文体论，郭绍虞先生却一篇都没有选。这不是很有趣吗？
郭先生选的主要是《文心雕龙》的下半部。上篇除了总原则三篇，其他都没选。下篇的二十五篇中也有若干没有选的。譬如《镕裁》篇，《镕裁》篇谈的是文章如何斟酌损益。写文章时有很多好的想法，那么，该如何镕裁呢？就像打铁一样，各部分金银铜铁如何镕裁在一起，这是《镕裁》篇要谈的。郭先生没有选。还有像《章句》篇也没收。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章句”，与我们现在说的“章句”含义不一样。现在说“章句”，你会想到文章的章法和句法。刘勰所说的“章句”不是这个意思。章，宅情曰章。这个章，有点动词的含义，指安排思想感情和内容的单位。另外就是《丽辞》篇，主要谈辞藻对仗。还有《事类》篇，谈用典问题。《练字》篇，谈锻炼字句。以及《隐秀》《指瑕》等。以上这些，一般称为文术论或创作论，是谈文章写作的技术。这些篇目，郭先生都没有选录。
另外，《文心雕龙》最后五篇是综合起来谈作者的时代、作者个人的修养等问题。郭绍虞先生则没有收《养气》《附会》。《附会》篇，其实是谈章法的。还有《物色》篇、《程器》篇，他也同样没有选。
这样选文，有趣之处在哪里？没有选《丽辞》与《事类》，其实与近代骈文的衰落有关。自胡适讲“八不主义”以来，大家就反对用典。用典与对仗的学问不受重视。另外，章句、练字、指瑕等，可能在郭绍虞先生这类讲文学批评的人看来，只是谈写作问题，且比较琐碎，也没有理论意义。
但是也有郭先生没收，另有人重视的。比如《镕裁》篇，王力先生曾为此篇做注，可能王力先生对此比较重视。如《隐秀》篇，也有香港的选本选录。陈望衡先生在《中国古典美学史》第十七章论《文心雕龙》时，只谈了其中几个问题，比如情采、风骨、神思、才性，还有就是隐秀。《隐秀》被他当作《文心雕龙》最重要的篇章来讨论。但是《隐秀》篇是假的，《隐秀》这篇其实老早就失传了，明朝人记载说有个人很怨恨钱牧斋，说牧斋借《文心雕龙》给别人抄的时候，把《隐秀》篇藏起来了。殊不知《隐秀》篇老早就缺佚了。现在这一篇，是明朝人补后黄侃又再补的。刘勰自己重视的许多篇，我们都不在意，却偏偏拿这一篇可疑之作来谈刘勰美学，不是很有趣吗？
综上来看，近代对《文心雕龙》较重视的是《中国历代文论选》中所选的部分；不重视的主要是文体论。这个态度，其实自黄侃已了然。
《文心雕龙札记》（ 北平文化学社，1929年 ）就只有《神思》以下二十篇。黄氏殁后，武昌排印本才有论《明诗》《乐府》《诠赋》《颂赞》《议对》《书记》的部分，但是与他论下篇仍然不成比例。不但所论较少，态度与做法也不同，所以黄侃自己说：“诠解上篇，惟在探明征证、榷举规绳而已。至于下篇以下，选辞简练而含理闳深，若非反复疏通，广为引喻，诚恐精义等于常理、长义屈于短词。故不避骈枝，为之销解。如有献替，必细加思虑，不敢以瓶蠡之见，轻量古贤也。”
近人不选或不甚讨论的这些部分，真的不重要吗？没有文学理论意义吗？
我认为不然。今人不太谈文体论，可是古人论《文心雕龙》，恐怕更重视的恰好是上半部。刘勰自己在分上下篇时，也不是随便分的。他说：“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上篇是纲领，下篇只是毛目，“纲”与“目”的区别是很清楚的，目像手指，纲才是手掌。可见刘勰自己也比较重视上半部。可是如今我们却不重视。之所以不重视，是因上半部分谈的是文体。
就算是近代，刘师培先生还专门针对《诔碑》篇有很长的讲义呢！要知道，有关碑的讨论，在古代是很重要的。梁元帝曾作《内典碑铭集林》三十卷，又据《金楼子·著书》篇知他还收录碑刻文字成《碑英》一百二十卷。可见专门集编碑文，在刘勰那时已开始了。后世对此越来越重视。《四库全书》所收元朝诗文评，一共只有四本，其中一本就是《金石例》。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文集都有大量的墓志、碑铭，说明这是古时很重要的文体。所以黄宗羲的《论文管见》，甚至只被放在《金石要例》之后当附录。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应当是论文的范围大，论金石的小，应该倒过来。可是古人却不这样处理。
碑体在历代是有所演变的。刘师培先生就讲过：汉代以有铭者为碑、无铭者为墓志。诔都是四文有韵的，汉以后才变成楚辞体。铭和诔有什么不同呢？铭以述德，诔以致哀，前面往往有短序，这就是文章的体例。
谈起记，《岳阳楼记》虽然写得不错，但却不像记，体例上是存有争议的；《醉翁亭记》也如此。古人所重的更多是文章的体例，这与今人观念很不同。
还有些没有入选的篇目也颇为重要，譬如《物色》篇。物色涉及情景问题，情景问题在唐宋以后的文论中有很多讨论，如情景交融，上句情、下句景，情景相间，或律诗中的四句该不该用景语等。这些问题的讨论，《文心》皆启其端。
又如，《程器》篇讨论文人无行的问题。文人无行的问题自曹丕以来便很重要，而我们现在也不谈了。
这是由于现代人看《文心》是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的，但古人未必。
古人可能是从为文的角度来看，认为《文心雕龙》讲为文之用心，谈的是怎样写文章，而不是评鉴文章。我们现在的所谓文学批评，跟看戏差不多，是看一出戏之后，讨论其优劣是非。古代文论，却常不是看戏评戏，而是说你要演戏的时候，这部书对你有何指导作用，如何帮你演好戏、写好文章。这样的角度，恐怕才是更主要的。例如给《文心雕龙》做了目前可见第一本注解的黄叔琳，既注也校，是《文心雕龙》研究的功臣。他在此书中有篇序，即说写文章若想要上追古人，《文心雕龙》就是津梁。
另外，《梁书·刘勰传》说《文心雕龙》主要是论古今文体的。史家在谈刘勰时候，觉得刘勰这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写了《文心雕龙》。所以《刘勰传》对于刘勰个人的问题，如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什么时候出家等，都语焉不详，以致我们现在还争论不休。因为《梁书》实在太简略了。这也不能怪史家，从史家角度看，刘勰这个人确实无足轻重，是大时代的小人物，能名留青史，只因他写了《文心雕龙》。那么，《文心雕龙》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史家说：论古今文体。
换言之，古人在谈到《文心雕龙》时，谈的要么是文体、要么是为文。在《序志》篇中，刘勰说他之所以要论“为文之用心”，是因“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要立言垂世。而其所论，似乎也重在为文之用心和文体，跟今人所谈不大一样。
第一位引用此书的是日本人空海，他在其书《文镜秘府论》第十四卷中引用了《文心雕龙》中的《声律论》。声律的问题，自南齐永明年间到唐朝初颇为人所关注，缘于这个时期恰是近体诗形成的阶段。可是今人对此，则无大兴趣。
现在《文心雕龙》能见到最早的刻本是元朝至正本。唐朝的敦煌本是抄本，但是这个本子出现很晚。我们看版本，不能看版本原来的时代。早期版本可能面世得最晚，像黄叔琳在作《文心雕龙》注时，就没有见过唐写本。那他有没有见过元至正本呢？也没有。至正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清代注家大体都没看过，用来校正的多是明朝的本子。
明本，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是冯允中的本子，藏在北京图书馆。但我们用来做研究的，最早只是梅庆生本，是个比较简略的音注本。它的年代已经很晚了，是天启二年（1622）。黄叔琳的注本在乾隆三年（1738），两个本子之间几乎隔了一个世纪。等到后人把纪晓岚的评语附进黄叔琳注本时，大概已是道光十三年（1833），这中间又晚了一个世纪。等到黄侃先生刊行《文心雕龙札记》时，则已经是民国十六年（1927）了，又是一个世纪。敦煌出土的唐抄本只是个残卷，保存的是《文心雕龙》的上半部，从《原道》篇到《谐
》篇，下半部没有。或许如我上面所说，古人只重视上半部，故下半部可能根本就没抄，也未可知。
这是《文心雕龙》流传的大致情况。所以，《文心雕龙》之研究时段乃是从明朝晚期到民国，可以看成是清朝人恢复古代绝学的一部分。
这情况就类似前面介绍过的《墨子》。中国古代很多学问其实都失传了，例如现在一谈到诸子百家，听起来似乎很庞大、很丰富、很了不得，可仔细想来就知道诸子百家多半已不可见。先秦的农家就一本书都没有留下来。阴阳家也一样。名家，除了《公孙龙子》残篇之外，惠施的学问也只在《庄子·天下篇》中附见一小段。兵家，在山东银雀山竹简出土以前，所能见到最早的《孙子兵法》只是曹操整理本。而黄石公《素书》、太公《阴符》等，多半是伪造的。所以诸子学很多都没办法谈。清朝人辑佚补缺、校定整理，才恢复了许多古人的学术传统。而《文心雕龙》就属于被恢复的传统之一。
但我们也不能被这个新建的“传统”所惑。新恢复的面貌，未必跟它原来的样子一致。
原来的模样，亦非不可尽考。比如我们从历代的书目中，观察《文心雕龙》是怎么被记载的，就可以知道古人怎么看《文心》。
我们现在说《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且有不少人说这是中国文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一部，体大思精、空前绝后，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巅峰。那古人也这么看吗？
并非如此！最早著录《文心雕龙》的是《隋书·经籍志》。《经籍志》把唐初还能见到的书几乎都记录下来了。后来，《文心雕龙》也著录在《唐书·艺文志》中。但是，它们都把《文心雕龙》收录在“总集类”中。
什么是总集？总集就像《楚辞》《诗经》《文选》等，把各家的文集合起来才叫总集。可是，《文心雕龙》是一个人的专著，为什么这些官修史书，要将它放入总集类呢？推测编目者可能没真读过此书，或认为这是各家诗文集的评选，否则真无法解释为什么要将之放入总集类了。此时，《文心雕龙》显然不因文学理论意义而被人们欣赏，将之视为诸家诗文的总说，是对魏晋南北朝各家诗文综合的叙述和评说。
这是最早的评价，显然并不重视其独立的价值，只看成是读各家诗文集的辅助。从宋朝开始，情况才渐有变化。虽然《玉海》还是将其放入总集中，但是已经有放入别集类的了，如袁州本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放入别集，相当于表明这是一部个人著作。
也有放入子部的，可能认为其言说足以成一家之言，如《宝文堂书目》《徐氏家藏书目》等。
但子部的书目也有高下之别。有些子部书体系完备；也有虽列于子部，但只属于杂著、杂记。就像李商隐《杂纂》，便没有收在文集中，而是列于杂著中。《文心雕龙》在不少书目中就只被放入子部的杂著类，像《菉竹堂书目》《脉望馆书目》等。
明朝的《文渊阁书目》，把它放入文集类，当成刘勰自己的文集。
这些书目都承认了这部书独立的价值，但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认知其价值。
另有一类书，是文学批评类的前身，叫作文史类。如欧阳修编的《新唐书·艺文志》就将《文心雕龙》放入文史类。《崇文总目》《通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都是如此。
早期的目录学中并没有诗文评类。文史类所收的，大体上就是后来放入诗文评类里的东西。所以当把该书列入文史类中时，说明时人已经能看到《文心雕龙》在综论文学史上的价值了。等到真正放入文史类时，才肯定了刘勰此书是对文学进行评说的，这样做的有衢州本的《郡斋读书志》，还有明代的《玄赏斋书目》《绛云楼书目》等。《绛云楼书目》就是上面我们所提过的钱牧斋的书目，后来书被烧毁了，我们也看不到了。
前文所提的是将《文心雕龙》放入文史类中的情况，而真正将此书放入诗文格、诗文评这一类的是《好古堂书目》和《国史经籍志》。《国史经籍志》是明代万历年间焦竑所编。明代后期如《澹生堂书目》《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都已经把它放进诗文评类了。《四库全书》也是如此。
从《文心雕龙》的著录情况看，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唐宋人多将此书看成是总集、别集，并不重视其文学评论的价值。宋朝开始放入文史类，到明朝才看成是诗文评。可见《文心雕龙》被看成论文之书是非常晚的事。
从《文心雕龙》的评论上看，我们现在对它评价很高，古人则否。
杨明照先生曾花费了很大功夫，将历代古人评论《文心雕龙》与刘勰的文献全都辑录出来。当年没有计算机，做这个工作很费劲。前文已述，古人不大重视《文心雕龙》，所以《文心雕龙》才会若存若亡于天壤之间。从南梁、南陈到明代中期，《文心雕龙》的读者并不多，也很少有人会谈到刘勰。可是杨先生并不这么认为。杨先生辛勤工作的目的，就是想证明刘勰这本书在古代曾有重要影响。但是他搜集的材料却只能进一步说明：《文心雕龙》在古代确实没什么影响。
品评《文心雕龙》的第一个人是沈约。刘勰写完书之后，时人不贵，于是便想办法让沈约看。沈约看了之后很重视，于是这本书就不一样了。
可是，梁朝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讨论过《文心雕龙》。大家知道，刘勰活到梁武帝时期，那是个文学很兴盛的时代，梁朝萧氏是继魏国曹氏之后最盛的文学家族，这个家族中每个人几乎都有文集。而且，刘勰跟萧梁王室的关系很亲密，做过几个王的秘书。然而沈约之后，就再没人谈论他，刘勰在当时也毫无影响。有关沈约很重视刘勰之类的话，也仅仅是史书上的描述，沈约本人并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记录，故亦不知其具体评论如何。
南朝齐梁时期，南方出现了“四声八病”说，这个理论传到北方，引起了一些讨论。隋朝有一个人叫刘善经，他写《四声指归》，因谈四声论的问题，所以引到了刘勰书。沈约重视刘勰，可能也是由于其《声律》篇。因为沈约谈“四声八病”，很多人反对。当时人不了解四声。四声是个新概念，中国古代人只讲五声：宫、商、角、徵、羽。很多人则将四声与五声混淆了，同时觉得讲四声可能没有必要。所以当沈约读到《声律》篇时，会觉得它好，或许是因为跟自己的理论很接近。人都是“喜其似己者”的，刘善经亦是如此，所以引了一段刘勰的话以为佐证。然而接着就讲，刘勰的说法虽然不错，但可惜是“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他自己的文章却写得不高明，“但恨连章结句，时多涩阻”。这是第二位评论者。
第三位，是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卢照邻是个倒霉蛋。初唐四杰，命运都不好，卢照邻个性幽闭，自号幽忧子，文集就叫《幽忧子集》。他写过一篇《南阳公集序》，讲古来文人都相互看不起。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已谈到过文人相轻。其实大家的才性不同，人不可能什么都会，以己之长去攻人之短是不对的。卢照邻亦是这个意思，说刘勰的《文心雕龙》便是属于此类批评别人且又没批评好的无聊之书：“人惭西氏，空论拾翠之容；质谢南金，徒辩荆蓬之妙。拔十得五，虽曰肩随；闻一知二，犹为臆说。”评价显然也十分负面。
整个唐代，依杨先生收集的资料看，只有四个人提到过《文心雕龙》，即卢照邻、刘知几、陆龟蒙以及一个叫神清的和尚。其实只有三个，因那和尚的话是宋代另一个和尚注解中引的，不该算唐代的文献。
宋代的情况也不乐观，只有四个人：一个是孙光宪，是五代时期《花间集》的词人；另一位是与欧阳修一起编《新唐书》的宋祁，还有黄庭坚和叶庭珪。
叶庭珪的《海录碎事》是一部类书。类书的性质就是收集各类材料，所以才会在文学部中收录刘勰的《文心雕龙》。黄山谷的评论则被后来的很多人引述。因为在明代之前，从来没有一位重要文人谈论过《文心雕龙》，所以大家都喜欢说：你看黄山谷都那么赞美刘勰呢！可是黄山谷是怎么说的？他写信给自己的晚辈王立之，说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刘知几的《史通》这两本书你读过吗？这两本书，“所论虽未极高”，但是“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也就是说《文心雕龙》虽不很高明，但是批评古人比较中肯，是写文章的入门书，所以不可不读。
这是宋代的情况。从以上的介绍就明白为什么《文心雕龙》常被放在总集类、别集类等。
明朝讨论此书的人比较多了，但很多是不知所云。譬如，王文禄说，汉代郑康成已开训诂文之端，其文法文句，朴实刚健；唐代韩昌黎，已开八股文之端，“其篇达而昌”，文章通达流畅。到了宋元之后，训诂课试之文，则“弱而琐”，文章差了。这是在讨论八股文的写作问题，故上推其文体到郑玄、韩愈。可是他认为：汉到唐，中间也有“古文之妙者”，不可不取法。取法谁呢？他列了八位：曹植、陆机、庾信、江淹等，还有一位就是刘勰。庾信、江淹、刘勰与古文有什么关系？明人不学，却常大言欺人，这就是一例。
还有一些明人的引述或评论，乃是杨先生从类书中钩索出来的，比如沈津的《百家类纂》等。这是明朝人喜欢刻的一种丛书，常杂选一些僻书。
另外明朝人还有些评论，杨先生没收，是在批本中显示的。
前面曾说到钟惺的批点，在他之前还有杨慎、曹学佺的。杨慎（升庵）是大学者，可能也是最早提倡《文心雕龙》的人，曾用五色笔评点过此书，目前可看到的批语还有三十三条。我看过祖保泉先生一篇文章，说杨慎“竟然不嫌麻烦，用五色笔。这无异告诉人们，他非常欣赏这部著作。同时也表明，他是在比较安逸的环境中从事这项工作的”。其实不是这样。用几种色笔圈识批点，乃明朝读书人之习惯，如归有光也以五色笔批过《史记》。当时书坊还常刊行五色套印的各家诗文集批本。杨慎批过的书很多，他当然也喜欢《文心》，但这只是他批过的书之中的一本罢了。
其体例是：人名用斜角、地名用长圈，偶俪之切，以青笔红笔圈之。如《文心雕龙·神思》中“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材”，加黄圈。“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加白圈。“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加红圈。“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加青圈。可见他所欣赏者，在于《文心》的文采而非理论，其文采还是以偶俪为重点的。
正因如此，所以杨慎解释风骨时才会说：“左氏论女色曰：美而艳。美犹骨也；艳犹风也。文章风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艳两致矣。”这岂不是胡说八道吗？黄叔琳注本曾批评：“升庵批点，但标词藻，而略其论文大旨。”你看他这种解释就知道：其实不仅是略其论文大旨，更是误会其论文宗旨呀！
刊印过梅庆生本《文心雕龙》的曹学佺，重视文采比杨慎更甚，且常注重句法字法。如《诔碑》篇“事光于诔”，批“光字妙”。《杂文》篇“甘意摇骨体，艳辞动魂识”，批“骨体亦佳”。这完全是以欣赏作品的方式在看《文心雕龙》，且看得非常琐细。然而不幸的是，他认为妙的字，其实常是错字。如“事光于诔”的“光”，乃是“先”之误；“甘意摇骨体”的“骨体”，乃是“骨髓”之误。其毛病，跟钟惺是一样的。
杨慎、钟惺这些人，皆明代文坛上大有名望者，而其对《文心雕龙》之理解不过如此。此书之地位和影响也就可见一斑了。
无论如何，明朝后期引述《文心雕龙》的毕竟渐渐多于从前了，清朝尤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清人重视《文心雕龙》的原因之一是目前讨论《文心雕龙》的学者们所没有注意到的：清朝骈文的势力越来越盛。骈文势盛之后，六朝的文集与作品水涨船高，常被重新抬出来讨论。所以，清朝很多重视《文心雕龙》的人，多是骈文家或者从骈文的角度出发来重视它。
譬如孙梅。孙梅编了本《四六丛话》，因他是阮元的老师，所以《四六丛话》中还收有阮元的后序，阮元则写过《文言说》。众所周知，六朝即有文笔之辨。但唐代古文运动后，力反六朝，以笔为文。到了清朝，阮元才重新恢复文笔论，认为文就应该是骈文，应该有对仗，这才是文章的正宗。骈文这个名词比较晚出，大概是清朝中晚期才有，之前只称为俪体、骈俪、四六等，其中“四六”是最稳定的称呼。就是柳宗元所说的“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孙梅的《四六丛话》中就有很多地方引用《文心雕龙》。
另外就是沈叔埏。他写过一篇很长的《文心雕龙赋》，用赋的形式来赞美《文心雕龙》，并总体概括《文心雕龙》的理论，所以这篇赋很重要。还有淩廷堪，他是经学家也是文学家，他的文集中有用楚辞体来纪念古代的文学家的，其中有一首就是纪念刘勰。
又，刘开有《刘孟涂骈体文》，其中说“宏文雅裁，精理密意，美包众有，华耀九光，则刘彦和之《文心雕龙》，殆观止矣”，认为刘彦和的《文心雕龙》是很棒的。
以上所列对《文心雕龙》的赞美，大量出自这批骈文家或者骈文的提倡者。像阮元，除了在《四六丛话》的序中对其赞美外，在《昭明文选序》中也对其有很多称赞。还有陈广宁的《四六丛话跋》中也有不少赞语。可是他们赞美的观点，常不是因为《文心雕龙》的理论，而是因其文章。而《文心雕龙》能被重视，也是因其能为骈文张目、提高骈文声望。
反之，可观古文一派对《文心雕龙》的评价。
前已介绍过自杨慎开始评点《文心雕龙》后，此书渐为人所知。可是，明代归有光、黄宗羲等古文家却未对《文心雕龙》发表过什么评论，清朝桐城派的方苞、姚鼐、刘大櫆等古文家，也对《文心雕龙》未置一词。到了清朝中叶之后，《文心雕龙》的地位日渐巩固，古文家不能再对它视而不见了，所以对其有所评述。但这些评述，实与骈文家大相径庭。
譬如方东树是姚姬传的学生，他的《昭昧詹言》是非常重要的文评著作，他说：孟子、曾子以及后来程子、朱子等人讲说孔子之学，都还是不错的，因为境界跟孔子相去还不太远，“可谓以般若说般若”。后世小儒则不然，自己无真正体验，空描虚说，就不过是些空话，像陆机、刘彦和、钟嵘、司空图等人论文，就属于这一类。“不过知解宗徒，其所自造则未也。……既非身有，则其言或出于揣摩，不免空体目翳，往往未谛”，往往讲不实在。此评很有代表性，可见古文家对刘勰这本书一则不很重视，二则评价也不甚高。
这里还要特别介绍清朝李执中的《文心雕龙赋》，比沈先生的更长。
汉朝人开创了一种赋，是拟对体。以《答客难》为例：有客来，跟我讲了一通道理，然后我跟来人说道理不是你讲的那样，应该是这样的，如此如此，于是说服了对方。这是汉赋中常有的文体，是一场辩论。但这个辩论是假的，用假设的问题引发了正面的议论，故而是一种说服体。而这篇《文心雕龙赋》就采用了这种形式。
首先，说有朋友来大骂《文心雕龙》“讥文体之俳优”，说怎么能用骈文这种不高级的文体来写呢？且这么烂的书居然能流传下来？这书“辞纤体缛、气靡骨柔”，软趴趴的，风格还是停留在齐梁之间，注重打扮。五十篇，洋洋洒洒三万字，却是“实艺苑之莫贵，何撰述之能俦”，是艺苑所不重视的，也不能进入著作之林。之所以现在评价还不错，可能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吧。然后主人展开辩护，认为《文心雕龙》的文章和理论都还不错，最后终于说服了客人。
这篇文章，充分显示了《文心雕龙》的价值在清朝中期还是有争议的。《文心雕龙》从“晦”慢慢到“显”，有人开始为之注释，有人开始为之赞叹；但同时也有古文家批评此书：形成了一定的争论。
这种争论的焦点，很大一部分不是我们现在所重视的文学理论问题，而常关涉其文章表现。《文心雕龙》乃骈文，其理论为骈文张目。从古文家的眼光看，其理论已经过时了。但是，讲骈文的人认为文章既叫作“文”，本就应该重视文采，从《易经·文言传》以来主流的文体就是骈文，古文只是一个支流而已，这当然会引起争论。
杨明照先生还很辛苦地查到了古书中引用《文心雕龙》的例证，说引证《文心雕龙》的范围很大，遍及四部，可见该书影响巨大。可是，我所见与杨先生却完全不同。
最早引证的是刘知几《史通》中的两条，除此之外，再无唐朝人引用过。只有日本人空海到中国留学，在《文镜秘府论》中引过《声律》的内容。其他就是后唐刘存、南唐徐锴的《说文解字》注。
宋代也有七八个人引用过。但是，宋代引证《文心雕龙》的，大部分是注。比如注解杜甫诗、注解苏东坡诗时会引述到它。我们知道，注解引证材料本来就会比较多，不厌其烦。如李善注《文选》，就有人批评它释事忘义，光会引证资料来解释典故。因此在注解中用到《文心雕龙》不足为奇。尽管如此，在苏东坡、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人本身的诗文中，你绝对看不到他们对《文心雕龙》的引证，要看也只能从注中去找。
还有就是类书。中国的类书，跟西方百科全书是不一样的。西方的百科全书是知识性的，中国的类书是文学性的。中国类书自出现以来，最重要甚或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写文章的方便。
类书的编撰，自曹丕《皇览》以来，如《玉海》《艺文类聚》《佩文韵府》等皆是文学性的。听听《艺文类聚》这种书名就知道，它是将与文学相关的东西都统统集编起来，便于写文章时查考的。在这样的类书里找到几条引述《文心雕龙》的材料，并不稀奇。
另外，如果拿《文心雕龙》与《文选》做比较。《文选》是《文心雕龙》之后不久出现的一部书。很多人觉得两书理论可相互印证，这个观点是错的。因为《文选》与《文心雕龙》是观念完全相反的书。《文选》很明确，经、史、子是不收的，所收只是“义归乎翰藻”的东西。《文心》恰好是要宗经、征圣。两家宗旨区分很明确。这是第一。
第二，两书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能比的。《文选》历来地位极高，成为“选学”，在唐代即甚明确。比如杜甫就说要“精熟《文选》理”，宋朝人强调《文选》要读得烂熟才会作文章、才有官做。
同时，《文选》在唐代高宗时即有李善注六十卷，开元年间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等所谓“五臣注”。唐朝、宋朝、清朝还有庞大的“文选学”阵营，这都是《文心雕龙》比不上的。著作显晦因时，看起来当能令人生出些感慨！
以上所述应能使读者明确《文心雕龙》在历史上的影响。但一些读者可能对我所言颇存疑虑，若我所说为真，难道别人搞错了？
是的。平常我们说谁影响如何大、谁又影响了谁等等，都说得太平常、太轻巧了。殊不知影响研究是极难做的。1983年，我写那篇得罪了所有人的台湾博士论文评议时就指出过：研究者应注意他自己说的影响，究竟是发生在心理层面，还是美学层面？是表现于作家，还是作品？所谓影响，究竟是有实在关系的联系，还是包括了偶然的成分？与模仿相同还是相异？仅限于个别细节，还是某些意象及观念的借用或材料的来源，还是指深入结构之中、弥漫于组织之内的风格表现和精神特征？这些问题都是很复杂的，相关争论也很多，作品和美学层面的影响，有些人就不承认它存在；影响与模仿，一般也都是分开的。
当时我还引述了韦斯坦因（Weisstein）的说法，把影响分成两个层次。甲类包含借用、翻译、改编、模仿。模仿还分两类，一是严肃地，包括文体化（stylizatiom）；二是诙谐地，包括模仿讽文、歪曲模仿、戏谑。
乙类则有：彼此都是唯一的平行关系、平行关系、模拟（历史性的）、模拟（非历史性的，但有系统及/或有目的）。这里，一种是可显示为文学的常数，一种是可显示为人类学的常数。模拟（非历史性的，而且没有系统），有些还算是文学上的事，有些则根本不属于文学范畴。
甲类可以称之为影响，乙类则非。例如我曾批评过陈寅恪先生的中印文化交流影响研究，说他的论证方式常常是：我吃饭，你也吃饭，所以你是受了我的影响。指的就是：他讲的常只是人类学常数上的类似性。文学上的非历史性模拟，就更多了。如某位先生写了篇《〈文心雕龙〉对明清曲论的影响》。我看到题目后大吃一惊，心想竟还有这种影响，我怎么不知？看了文章，才晓得这位老兄的论证方式是这样的：明清期间《文心雕龙》已有许多人关注了，其中如杨慎等人都深通戏曲，所以《文心》对明清曲论深有影响。具体例子，如刘勰谈神思，汤显祖、李渔等人亦谈想象与构思，岂非受其影响乎？《文心》结构严谨，王骥德《曲律》也结构紧密，岂非又受其影响乎？《文心》论附会与镕裁，注意文章的结构，《曲律》《闲情偶记》强调戏曲应针缕细密、要立主脑，岂非又受其影响乎？
过去研究《文心雕龙》，这样的问题太多了，哪怕是大家亦不能免，故真相往往遭了遮蔽，我们现在应该尽量避免才是。
今天这一讲，主要谈《文心雕龙》的流传与影响。这里涉及我们怎么看《文心雕龙》这本书的方法，不能仅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了解。我讲课，会特别提示方法论的问题，请各位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