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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文心雕龙》还有几个原则。
第一，古今异谊。
古人看《文心雕龙》与今人是不同的，甚至每个时代对它的理解也都不甚相似。
不要以为《文心雕龙》本质就是一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书。这是我们了解《文心雕龙》很重要的一点，要了解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文心雕龙》。
第二，中外异理。
大家谈《文心雕龙》，常会谈它与佛学、玄学等的关系，或用西方理论来解析它。我在三四十年前，亦曾用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的原型（archetype）批评来谈《文心雕龙》的《物色》篇，写了一部小书《春夏秋冬》。其后也有很多人用这样的路数，参考西方的文学理论来谈《文心雕龙》。但后来我很后悔，因为这个路子是错的。
刘勰的《物色》篇谈的是“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因物象变化，我们的心态、感情也随之改变。这看起来跟原型批评很像，其实内容底子完全不同，弗莱甚或荣格（C.G.Jung，1875—1961）都不可能有中国的气类感应思想。我们谈《文心雕龙》，并非不能从中外理论上做对比研究；但要清楚两者的理论脉络，否则就会产生若干不恰当的比附。
以汪洪章《〈文心雕龙〉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为例。他认为比较《文心雕龙》和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可从雕龙（形式论）和文心（意义论）两方面入手。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哲理探讨力度很深，故这些文论流派可与“文心”对应；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较多关注读者的阅读、反应和接受，则可与“雕龙”对应。在有关文学发展史观、独有的艺术语言形式、比喻象征手法的运用、文学意象的有机构成、作品形式结构分析等方面，形式派文论与《文心雕龙》间存在许多类似的观点和主张，甚至表述方式也存在诸多异曲同工之处。在涉及文本的意义阐释时，刘勰比较看重读者从复意文本中阅读、理解得来的“意味”，则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观点有相通之处。
此说极为不通！《文心雕龙》是一本书，有它自己的结构和宗旨，怎能既是形式批评又同时是现象学？刘勰论作品的形式，主要在其文体论。而每一种文体都推源于经典，风格也以经典为依归，西方形式批评有哪一家是如此说的？形式批评反对历史主义，刘勰却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岂能不顾其整体脉络，随意割裂比附？像这样的所谓中西比较，在我们学界处处皆是，诸位当引以为戒，勿复步其后尘才好。
很多人谈《文心雕龙》与佛家的关系也是这样，不懂佛教而比附字面。
第三，“观其要”，了解其主要的理论内涵。《文心雕龙》内在的结构比较严密，我们对其理论内涵要能掌握重点。
最后，也要“知其蔽”。
《文心雕龙》当然有其缺陷和局限。每本书都有其要解决的问题，也有其关注不到的地方。这个局限，并不是一般过去讲《文心雕龙》的人套用通俗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说法：比如说刘勰有其时代与阶级局限，所以刘勰所主张的文学内容，只是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德，没有结合到社会现实。又比如说刘勰早期是文士，替几个王做秘书，后期又出家做了和尚。这样的人，脱离社会现实，也没有社会斗争的经验，所以论文主要谈的是自然而不是社会，跟社会现实和社会环境没有关系等观点。我说《文心雕龙》有局限是就《文心雕龙》在理论上有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或者内部有没有矛盾而言。
比如《文心雕龙·情采》篇，“情”是我们内在的感情，“采”是表现的外在的文采。我们写文章，内在的感情与外在的文采能够结合，才是好文章。这作为一个理论原则没有问题。但是在实际创作上，刘勰也知道有很多的文体并不是“为情造文”，而是“为文造情”的，比如受逝者家属所托而写的铭文之类。刘勰自己长期替人家做秘书，其工作就是代人家写文章。这些文章，情感都不是作者的情，而是为文造情、代人啼笑。
另外，《文心雕龙》所谈的某些文体，往往也与感情没有关系。比如史传的写法，主要就不是抒情而是叙事的；又如诸子，诸子论理，以立意为宗，也不主抒情。论说文亦是如此。至于诏策、代言等，皆不本于自己感情。
李商隐就是这样。他虽是唐朝的宗室，但生时家道已然没落，加之年幼时父亲便已过世，自幼就替人家抄写文字维生。稍微长大，跟着令狐楚，既做学生、秘书，又做幕僚。令狐楚死后，他考上进士，出去做官。做官不得意，则又回来替人做幕僚。李商隐的文集《樊南四六集》中所收录的文章，大部分都是代笔。这些文稿“代人啼哭”“因人做笑语”，文字与自己的感情都是分开的。但我们不能说这里面就没有好文章，只是写作形态不一样而已。
在《情采》篇中，虽然刘勰已注意到了这类情况，但是他把情采当作写作的总原则时，碰到刚才所说的情况，就会有些矛盾，出现讲不通，理论不甚圆通的地方。所谓“知其蔽”，就是要明白这一类问题。详细之处，我们后面再说。
以上，大体就是我们在做一部专书研究时所要注意的原则。这不仅是做《文心雕龙》研究所应遵循的，其他的专书研究大抵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