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一种说法：社会学的主流是非理论的。我大概就属于这个主流。自从在美国学了社会学，就对理论产生了反感，后来就常常感到自己成了“理论上的残疾人”。当然，我不应当拿北美社会学的实证主流为自己辩护，不喜欢理论本是我内心的倾向。

我也不想用自己长大的环境为自己辩护——我总觉得，我生活的前三十年（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人犯了一种“理论过多症”，各种所谓“理论”充斥于我们的生活，连二十岁的大学生都言必称“主义”。记得我在匹兹堡大学的导师、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许倬云先生有一次感慨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大陆来的学生说起话来怎么总爱用些大名词。的确，就像一个人因为吃某种东西太多吃伤了一样，我对理论就有这种感觉。由此你可以知道，当我看到弗雷泽所说的“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转引自孙珉，9）这句话时，我为什么会对他怀有共鸣甚至是有点感激的心情。

套用毛泽东关于外因内因的说法，上述情况都是外因，内因是我自己总是受到“事实”这个东西的强烈吸引。我做社会学研究，总是带着一种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感觉，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而且总想像那位小姑娘那样感叹一声：啊，真是越来越奇妙了！一件事，只要不再让我觉得新鲜、闻所未闻，我的兴趣就会立即下降。就因为这个，我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一个女人做这种研究真是够奇怪的，我一点也不怪很多国内国外的记者一再对我提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搞这个研究？我猜，他们想听的是“我是个同性恋”或者“我想帮助同性恋”之类的回答，可我让他们失望了，我的回答总是：我觉得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好题目。我说的是真话。我只是觉得同性恋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是我做研究的必要条件。当然，它并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如果一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有可能去研究它，但并不一定去研究它；但是，如果一件事完全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根本不会去研究它。

提到好奇心，许多人都羞于承认它可以成为做研究的理由，以为这就使研究成了一种“跟自己玩的游戏”（福柯用语）。但正是大师福柯本人为这种研究动机正了名。他在其名著《性史》中解释自己的研究动机时曾说：“至于说是什么激发了我这么做，那则很简单……不过是出于好奇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值得带着一点固执去遵从它驱使的那种好奇心。”（福柯，163）你当然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也会对福柯的话心怀感激。他在我心中地位崇高，这一点有我引文的数量为证。

从1994年起，我开始做这项研究：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是半结构化的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法。采用这种方法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完全是个人生活史，隐私性很强。如果采用社会学的问卷方法，很难得到真实的情况。就像美国联邦政府耗巨资资助的一项有关美国人性生活的研究所受到的激烈批评一样，在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中，旨在推论整体状况的社会学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的可靠性受到严重质疑。这项研究是由著名社会学家、性学家劳曼（Edward Laumann）、加尼翁（John Gagnon）等人主持的。可以说，他们的方法集中了社会学量化研究分析方法的最高成就。不幸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于1994年10月公布之后，虽然好评如潮，但批评也是致命的：不仅提出用这种方法来调查个人隐私问题是不可靠的，而且由此对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有无可能成为科学产生了怀疑。关于社会学是否科学的问题，从社会学建立的初期就有人质疑，到现在已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了。社会学家如何对待这种批评呢？我在美国的一位导师这样说过：如果说社会学不是科学，那么化学也不能算是科学，因为它也不过是对现象的记录和描述而已。我想，不论社会学算不算科学，大型抽样调查方法是不是科学方法，当我们做涉及个人隐私的研究时，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慎用大规模抽样调查方法为妙。这是我选择深入访谈个案史的方法来做关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个题目的主要原因——它是在研究这类敏感题目时最有效的方法。

对妇女个人生活史的访问和记录这一研究方法受到女权主义的高度重视，他们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能够打破已有的边界，创造出新的公众话语。在过去的公众话语中，男性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众话语中的出现比起一般的个案生活史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有助于打破以男性话语为主的公众话语，使两性的话语在公众话语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女权主义在研究的访谈方法中偏爱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这是一种定性的（qualitative）调查技术。它既不同于采用参与观察方法的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也不同于传统的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缺少互动的调查研究和结构化访谈（survey research and structured interview）。

在传统观念中，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向被视为“硬方法”（hard methods），如大型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相反，定性研究方法则被视为“软方法”（soft methods），如民族志方法、深入访谈方法和观察法。女权主义者批评统计学，视之为“男权文化中所谓‘硬性事实’的僵硬定义的一部分”（Reinharz，87），并主张女权主义的研究只应采用定性方法，不应采用定量方法。例如，心理学家格雷厄姆（D. L. R. Graham）和罗林斯（E. I. Rawlings）就断然否定任何自称属于女权主义研究的定量研究。她们将研究分为三类：女权主义的、性别主义的（sexist）和非性别主义的（nonsexist）。“女权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定性为主，一旦采用了定量的技术，女权主义研究者总会感到需要为此表示歉意；而性别主义和非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却是以定量为主的，一旦采用了定性技术，研究者也总会为其研究将缺乏科学的严谨性而表示歉意。”（Reinharz，87）

我反对完全排斥量化方法的倾向，我自己以前做过的许多研究就曾用过量化方法。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女权主义方法论与男权主义的方法论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前者乐于承认和采纳范围更广的方法和技术，其中包括那些并非不严谨只是不那么僵硬的方法和技术。我想，最好的做法是定性定量两类方法兼收并蓄。

此外，有一批性学专家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对此类题目的研究没有必要做成很大规模。他们说：“我们已提到运用普查法和观察法可以对数百人以至成千上万的人做调查，但这种大规模的调查有时没必要，研究一小部分人的情况，就能促进我们对性问题的了解。”在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有时甚至可以仅做一个个案的研究。使用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是：某一文化的内部是有同质性的，所以研究一种文化时，最重要的是注重研究的深入和真实可信，而不太强调抽样的方法。但同时他们也指出：“调查一小部分人时更要注意避免偏见、观察错误和做出不正确的结论。”（哈斯等，37）由于我的样本很小，所以没有任何统计意义，也不能做任何统计推论。我只是把这项研究视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其中所有的材料只具有“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的意义，不具备对更广大人群和更大范围的现象的代表性。

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样本这样小，怎么可以把书名叫作“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过去，曾有人对金赛（Alfred Kinsey）提出过类似的诘难：他的书不应该取名为《人类男性性行为》（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和《人类女性性行为》（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应该叫作《美国白人男性性行为》和《美国白人女性性行为》。如果按照这一逻辑严格考证下去，金赛的研究甚至不应冠以“美国”，因为他的样本不是全美国随机抽样样本，并不可以推论全国的。当然，更不可以推论“人类”。我曾按这一思路想过把书题的“中国”去掉，结果更糟，成了“女性的感情与性”，犯了和金赛一样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读者从另一种定义的角度来看这类题目：当金赛用“人类男性”一词时，他是指这些男性属于“人类”，而非其他灵长类动物（金赛是动物学家）；当我用“中国女性”一词时，我是指这些被访问到的女性是中国人，而非外国人。本书仅在这一定义之下使用“中国”一词。

采用这种深入访谈个案史的方法，我一共访谈了47位女性，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29岁；她们的职业有科技人员、教师、公司职员、编辑、记者、医生、会计、艺术工作者、行政干部、工人、军人、服务行业职工、自由职业者等等，以知识分子女性为主；教育程度最高的是研究生毕业，最低的是初中毕业；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占多数。对每个人的访谈短则一两个小时，长则四五个小时，有的还不止谈了一次。

这项研究涉及女性感情与性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基本事实，其中包括月经初潮，情窦初开，性压抑，性无知，性学习，初恋，异性感情，初吻，婚前性行为，初次性交，性交频率，性交方式，性快感，性美感，性交反感，性欲，手淫，避孕与人工流产，生育，家庭暴力，虐恋与强奸想象，婚外恋，离婚，同居，同性恋，停经与更年期，色情材料，性侵犯，感情与性的关系，感情与婚姻的关系，性与婚姻的关系，性观念，女性性权利，以及女性地位问题。

本书采用的叙述方法是：将人们在前述某一项中的行为方式分类；在每一类中选录若干被调查女性的经历和叙述；并在每一项的结尾处略加评论。这些评论有些是我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看法；有些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在该问题上的做法和看法；还有一些是我所看到的大思想家们在该问题上最富于启发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