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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女性对禁欲环境采取了理性批判的态度。一位单身女性讲到过自己的压抑感：“我有压抑感，小环境（指家）大环境（指社会）都一样。想不在家待着、不和父母一起住都不可能。人的选择余地太小了，不能痛痛快快地生活。压抑感是一阵一阵的，中国人总按别人的反应来改变自己，别人怎么说很重要。我相对来讲不太在意这些，但也不能全不在意，不可能逃脱。”
一位爱好文学的知识女性说：“我在性方面始终是压抑的，这和从小的教育有关。直到三十一二岁看到一本书，叫作《光荣与梦想》，里面说性解放对美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才觉得性不是脏的、坏的。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性压抑和性罪恶感的。”
禁欲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芝诺（Zeno of Citium）。他在公元前4世纪创立的斯多葛学派认为：通过压抑情绪波动，不计较个人享乐与痛苦，用忍耐所获得的贞洁是最高的善行，最完美的事业。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家认为：肉体是内心罪恶的证据；女人的全身和男人的腰部以下都是魔鬼的杰作；性欲的满足是“俯身试毒”；婚姻则是“生命的玷污和腐蚀”；性交是令人作呕的，是污秽而堕落的，是不体面的，是不洁的，是可耻的，是一种玷污。（坦娜希尔，155—156）
禁欲主义的流行有时间、地域和文化的区别：在拉丁欧洲，性自由并没有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样遭到无情地排斥扼杀。因此，精神分析学家对英国人的精神状态特别感兴趣，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神经症”。英国人之所以在一切人中首先激起精神分析学家的好奇心，这既是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又是因为他们的同质性。在英国人中，可以看到高度发展的端庄，或不如说是假装正经，这一点似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里达到了顶点。此外，还有人认为，北美社会的清教传统和反性政策可能比旧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更僵硬。（居伊昂，221）禁欲主义社会氛围的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受人尊重并准备结婚的淑女的阵营；另一个是“坏女人”的阵营，由女仆和工人阶级女性组成。第一个阵营是贞洁而非性的；第二个阵营有性而不贞洁。在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生理特征有极多的言语禁忌。一些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当时，为了避免引起淫秽的联想，甚至连某些钢琴的腿也用粗布遮盖了起来；吃鸡时不能说“腿”或“胸”，只能说“黑肉”或“白肉”；“怀孕”要说是“处于一种有趣的状态”；女病人在医生的诊室里不能脱衣就诊，只能在医生准备好的一个人体模型上指出她们感到疼痛的部位。
有些狂热的禁欲主义者竟然反对预防梅毒，或对有效地治疗这种疾病的前景感到忧虑，因为他们担心这会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现在有人以为的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惩罚那样，过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对性自由的惩罚。其实，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它肯定不会是上帝对某些人的刻意惩罚；如果是那样的，上帝就要为人类的许多痛苦和死亡负责；我想，上帝是不会乐意负这个责任的。人几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能够做自杀性选择的动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是有人会去做。有人愿意得梅毒，有人愿意有很多性伴，有人愿意自杀。与其徒劳无功地絮叨某种疾病是对某种人的惩罚，不如让那些想得病的人得病；给那些愿治病的人治病。
弗洛伊德曾这样讲到禁欲的后果：“禁欲不可能造就粗犷、自负、勇于行动的人，或是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大无畏的拓荒者或改革家；通常它只造就‘善良’的弱者。……一个人若能对其爱欲对象锲而不舍，我们便不难相信他在追求别的东西时，也一样能成功。反过来说，不管为了什么，一个人若禁绝其性本能的满足，他的人生态度便难免和易谦让，不能积极地去获取。思考能力之所以会不发达，一方面固然与性好奇的抑制有关，另一方面，又因为人们在宗教问题上不能够自由思考，不敢打破禁忌，背叛某些信仰，而益趋严重。摩比士（Paul Julius Möbius）相信，两性间不管是性冲动或心智活动皆有差别，可见女性智力之所以低下原有其生理学的背景，这种说法已经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我也同样地不赞成。相反，我认为许多女人的智力之所以会比较差，乃是因为思考能力的发展，被性压抑所牵连，而不能充分。……社会苦心压抑那些它认为有害的精神动力，到头来还是一无所得。吃人的礼教带来了心理症的增加，在个人的牺牲里，社会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确没有任何好处可得。”（弗洛伊德，178—183）
针对“性压抑”这一状况，弗洛伊德提出了关于“升华”（sublimation）的理论，他指出：伴随文明而来的种种不满，实乃性本能在文化压力下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性本能一旦受制于文化，没有能力求得全盘的满足，它那得不到满足的成分，乃大量升华，缔造文明中最庄严最美妙的成就。如果人类在各方面都能满足其欲乐。又有什么能催促他把性的能源转用在其他地方呢？他会只顾着快乐的满足，而永无进步。（弗洛伊德，143—144）然而有人却认为，“升华的概念是弗洛伊德本人最富于清教主义气息的信仰”。（罗洛·梅，66）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禁欲主义只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而东方文化对性能采取一种较为自然的态度。例如，在古埃及，性被看成快乐之源，社会上的性禁忌很少，人们对性安之若素，毫无惊恐之感。古代近东文明都很能欣赏人类的性活动。在东方的日本和中国，也有大量坦率描绘性活动的书籍绘画，人们对性较少罪恶感。东方人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些“正常而又幸福的人”。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看来已有了很大变化，转变的方向相反：西方向性解放的方向转变；中国向禁欲主义的方向转变。当然，中国的禁欲主义并无宗教色彩，而是一种世俗的出于意识形态纯洁化意图的禁欲主义。
在西方国家，有史家以20世纪20年代划线，认为在此前后人们的性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从对性的绝口不谈突然转变为对性的迷狂。自从古罗马时代以来，他们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强调性的重要性。有些学者甚至相信，此时的西方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注重性方面的问题。他们对性方面的问题已不再持着“三缄其口”的态度了。事实上，倘若有火星人降临时代广场的话，双方除了谈谈性问题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彼此沟通的话题了。英国也有人在说：“从主教一直到生物学家，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往往不愿意别人知道她是否有性感觉；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深恐别人不知道我们有性感觉。在1920年以前，倘若你说一个女人‘性感’的话，她便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而在今天，她不仅珍视这种恭维话，而且还会朝你频送秋波。当今西方社会中性障碍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大部分是性冷感及性无能。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却拼命地在掩饰自己的性冷感。维多利亚时代的名媛、绅士，因自己的性感觉而感到罪咎；而我们这时代的人，则因自己没有性感觉而感到罪咎。”（罗洛·梅，48—49）
福柯的观点与上述感觉大不相同，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转折——从压抑到反压抑，至少这种人人言必称性的情况发生的时间要早得多。他在《性史》里反复言说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西方自十五六世纪以来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什么性压抑。性被人们在忏悔中、在传媒中、在各种场合反复地言说，性不但没有被压抑，而且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
中国的情况仅从表象上看，同福柯所论说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性的意象确实在一段时间里从文学、影视、戏剧、歌曲、美术甚至诗歌中被扫荡一空，性的研究和教育亦付阙如。作为这个时期社会氛围的典型事例可以看样板戏《红灯记》。在这个“样板”中，就连以为是一家人的三代人最后都发现没有血缘关系，只有革命的同志关系和抚育战友遗孤的关系。这种氛围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反映在当时的服饰上。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974年访问中国时得到的印象：“中国与性别有关的穿着打扮的特点就是故意不渲染男女之间的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的性行为是一个禁忌的问题。极端拘谨的清朝传统被结合进了革命的学说里，但不包括那种与官方的清朝清教相悖的放荡的亚文化部分。卖淫不复再见，而性病已得到有力的控制；同性恋和手淫不公开讨论；青春期和青年期性关系不受鼓励，但这种关系的发生也时有所闻。”（莫尼等，521—523）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度过青春期的中国女性的经历，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独特的。它既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女性的经历，也不同于“文革”后进入青春期的一代人。前者的生长环境基本上是传统社会的文化环境；后者则近似于现代社会的文化氛围，尤其城市女性的生活环境更是如此。因此，她们的经历对理解和研究这30年的社会氛围极具启发性。高度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社会氛围是以禁欲主义为其主要特征的。它的根源应追溯到宋明理学和20世纪中国式的革命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