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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春秋》记事，从这一年开始。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按规矩，先君去世的次年正月，新君正式即位。
但是，《春秋》并没有记载鲁隐公即位这件事。这可是鲁国的头等大事，按理说，要上头版头条加套红才对啊！为什么不作任何记载？
老左对此解释：因为鲁隐公只是摄政而已。
这就有点尴尬了。
有名无实，是件难受的事；有实无名，同样不舒服。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跟当小三有什么区别？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三月，鲁隐公有外交活动。
鲁国的周边小国——邾国，国君名克，字仪父，不顾春寒料峭，来到鲁国朝贺。鲁隐公和他在蔑地举行了会盟。
邾国曹姓，子爵。
春秋时期，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分，从理论上讲都是周天子的臣下。因此，无论是谁即位为君，都必须得到“王命”，也就是周天子的册封。
邾子克，当时还没有得到王命。所以在《春秋》的记载中，还不能称之为“邾子”，而是“邾仪父”。当然，称其字是对他表示尊敬。不尊敬的话，就直呼其名了。
外交有外交的礼仪，接待什么样的客人，执行什么样的标准。
像邾子这种小国之君来访，鲁隐公和他见个面，吃个饭，看个演出，打发点土特产就行了，哪里用得着专门跑到蔑地去举行会盟？
太郑重其事了。
老左分析：鲁隐公因为是摄政，所以要特别“求好”于邾国，显示他的主人地位。
一个“求”字，充分体现了鲁隐公内心的虚弱与不自信。
我们能理解鲁隐公的尴尬。毕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是，越是面对尴尬，越是需要摆正心态，这叫定力。做人要有定力，从政更要有定力。
心静自然凉。通过踏踏实实做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是最好的办法。
虚张声势，不但得不到人心，反而让人看不起。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费伯是鲁国的大夫。
这一年四月，费伯带着人马在郎地筑城。《春秋》对此不作记载，因为这不是鲁隐公的命令。
修筑城池这样的大事，大夫怎么能够自作主张呢？分明是没把鲁隐公放在眼里。
而鲁隐公对此没有任何反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了了之。
说到底，他不是一个强势的人。
三月份的外交戏，充分暴露了他内心的虚弱，所以四月份便有人公然蔑视他。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左传》记事，基本上是按时间来排序的。接下来的五月，先聊聊郑国发生的事情。
这段原文中的“初”，是指追述以前发生的事。
当初，郑国的国君郑武公，娶了申国的公主为夫人，史称武姜。
武姜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寤生，小儿子叫段。
关于寤生这个名字的来历，有两种解释：
其一，寤生即寐寤而生，也就是武姜在梦中生下了这个儿子。
其二，寤是牾的假借字，寤生即牾生，也就是婴儿的脚先出来，医学上叫作逆产。
那个年代的人，取名字不太讲究。比如说，孩子屁股上有块胎记，便叫黑臀；肩上有胎记，便叫黑肩。王公贵族中，叫黑屁股、黑胳膊者大有人在。相比之下，寤生这个名字，算文雅的了。
不管寤生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对于武姜来说，都是一段可怕的经历。她受到了惊吓，甚至有可能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回，因而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儿子十分厌恶。这种感情，现代人多少有些难以理解。按理说，她应该和这个儿子有一种患难与共的母子之情才对，怎么反而会厌恶呢？
相比之下，武姜对小儿子段，则只能称为溺爱了。她甚至多次对郑武公提出，要置换两个儿子的身份——改立段为世子，将来继承郑国的君位。
郑武公不答应。
嫡长子继承制下，除非嫡长子失德，或者有非常明显的生理疾病，否则谁也不能剥夺他的继承权。
这是规矩。
如果规矩可以随意更改变通的话，便不叫规矩了。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郑武公死后，寤生即位，是为郑庄公。
武姜向郑庄公提要求，要把制封给段。
郑庄公吓了一跳。制是郑国的军事重镇，它有一个别名，叫作虎牢，也就是《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的地方，其重要性可想而知。郑庄公对武姜说：制太险要了，当年虢叔就死在那里。还是要其他地方吧，我唯命是从。
虢叔是东虢国的国君，制的原主人。当年虢叔仗着制地势险要，城高池深，以为谁都治不了他，不修德政，胡作非为，结果被郑武公消灭。
郑庄公话里有话：我担心段得到了制，和虢叔一样不得好死。这句相当狠，武姜却没有听明白，转而要求：既然不肯给制，那就给他京吧。
郑庄公答应了。
从此，段便居住在京城，被郑国人称为京城大叔。叔是段的排行，前面加个大（同太）字，不是郑国人看韩剧看多了，而是指他是郑庄公的第一个弟弟。
郑国的大臣对此很有意见。
大夫祭足（字仲）指出：京城的城墙超过了一百雉（三百丈）。先王有规定，大都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小都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京城已经大大超标了，不合规矩，国君会受不了哦！
有必要解释一下，原文中“参国之一”的“国”，是国都的意思。国都之外的城池，或称为“都”，或称为“邑”，二者的意思差不多。但是严格地说，还是有区别：都里建有祭祀先君的宗庙，邑是没有的。
祭足的话说得有道理，先王规定“都”的城墙最大不能超过“国”的三分之一，是为了突出国君的统治地位，防止地方势力过于强大。郑庄公说：姜氏一定要这样，我有什么办法躲避祸害？
言下之意，受不了也得受啊！
祭足说：姜氏贪得无厌，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趁早找个地方安置大叔，不要滋长她的非分之想。一旦蔓延，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不可除掉，何况是您那位自小受到宠爱的兄弟呢？
郑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等着瞧吧。
这又是一句狠话，但是说得很含蓄。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贰”的意思，是背叛，变节，有二心。
大叔到了京城不久，便威逼西境、北境的两座城池，表面上听命于郑庄公，实际上听命于自己。
这显然是大逆不道的。
大夫公子吕（字子封）对郑庄公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大叔这样做，等于郑国有了两个主人，谁受得了啊！您是不是想让位给大叔？如果是，请让我现在就去投奔他。如果不是，那就赶紧除掉他，不要让民心产生动摇。
公子吕用了激将法，郑庄公还是无动于衷，说：不用着急，他会倒霉的。
这样一来，大叔的胆子更大了，干脆占领了两座边城，继续扩张势力，达到廪延。
公子吕又坐不住了，对郑庄公说：是时候啦！再坐视不理的话，他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投靠他的人会越来越多。
郑庄公说：不义之人，没有人会真正亲附，实力越雄厚，越容易崩溃。
公子吕气得直摇头，心里大概在想：你这逻辑才让人崩溃。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鲁隐公元年五月，大叔终于完成了战争准备，聚集人马，修缮盔甲和兵器，整顿步兵和战车，密谋袭击国都新郑。而武姜则打算做内应，为他开启新郑的城门。
计划很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叔起兵的日期，竟然被郑庄公提早知道了。
“是时候了。”
一直按兵不动的郑庄公，此时突然行动起来，下令公子吕带领兵车二百乘前去进攻京城，讨伐大叔。
公子吕大概感到惊讶：如果早动手的话，大叔羽翼未丰，很容易打败他。可是现在，大叔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出兵攻打他，还有胜算吗？
然而，当公子吕的部队来到京城，奇迹发生了。京城的军民自发起来反对大叔，双方还没有交战，大叔便一败涂地。他先是逃到鄢地，郑庄公亲自率军进攻。五月二十三日，大叔出逃卫国的共地。
关于大叔的结局，按《左传》的记载，应当是寄人篱下，客死他乡。但是，《公羊传》和《穀梁传》皆以为郑庄公杀死了大叔。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书”就是《春秋》。
《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可谓言简意赅之至。
这六个字有什么讲究？且听老左分析：
首先，大叔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背弃了君臣之义，所以不称其为“弟”，而是直呼其名，以示谴责。
其次，郑庄公和大叔兄弟相争，有如二君交战，所以用了“克”这个动词。
再次，所谓兄长，本来就有教育弟弟的义务和职责。可是，当大叔犯错误的时候，郑庄公没有好好教育大叔，反而故意放任自流，诱使其叛乱。说白了，郑庄公的目的，就是想名正言顺地杀死大叔。所以这里不说他是兄长，而是称为“郑伯”，这也是一种谴责。
最后，“出奔”二字，在春秋时期是有罪之辞。这里只写郑伯克段于鄢，却不写大叔出奔共地，是因为如果写了，责任就完全在大叔身上了。事实上，郑庄公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只不过郑庄公太狡猾了，伪装得太好了，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以至于史官也不好明说，只能如此下笔，希望列位看官能看明白吧。
这便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含义，都有其价值判断。它是隐晦的，委婉的，深藏不露的；同时也是尖锐的，严肃的，毫不留情的。区区六个字，竟然带出这么多的道理，厉害吧？
说句题外话，我们小时候上语文课，老师讲到鲁迅的文章，一个破折号能够讲出七层意思，抄在笔记本上就是满满的两页，何尝不是一种“春秋讲法”？
关于郑庄公这个人，有必要多说两句。
1960年，毛泽东曾经说过，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
连毛泽东都击节赞赏的郑庄公，在和弟弟共叔段斗争的过程中，使用了堪称教科书式的政治手段。
他外表憨厚，内心精明。他不动声色地布置了一个陷阱，而且极有耐心地，看着大叔一步一步走进去。作为兄长和国君，他有很多次机会对大叔进行规劝，如果规劝无效，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但他不这样做。他给自己塑造了一个软弱无能的形象，对大叔的胡作非为不闻不问。直到大叔迈出造反的那一步，他才果断给予致命一击。
这叫引蛇出洞。
大叔咎由自取，这是不用争论的。但是，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先秦儒家看来，首先强调的是君有君道，父有父道，兄有兄道。郑庄公作为国君，作为兄长，应该在臣弟犯错误的时候及时指出，给予相应的惩戒，而不是养成其恶，然后置其于死地。因此，在“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中，首先应该批评的是郑庄公，其次才是大叔。
领导的责任，大于一切。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接着来说武姜。
在郑庄公和大叔兄弟相残的故事中，武姜难辞其咎。
大叔阴谋作乱，是武姜怂恿的结果。
郑庄公对大叔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是因为武姜给他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留下了阴影。
缺乏母爱是一种悲哀。
承受“母恨”更是悲哀中的悲哀。
所以，当大叔作乱失败，武姜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郑庄公将武姜流放到城颍，发誓说：“不到黄泉，就不要相见了。”
中国人都知道黄泉是什么意思。
可是，不久之后，郑庄公就后悔了。
后悔什么？一方面是感情上过不去，毕竟是自己的母亲，怎么忍心对她说这样的狠话？另一方面是违反了孝道，政治上过不去。
坚守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也是儒家政治的基础。
《论语》有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是孝顺父母。弟通悌，即遵从兄长。儒家将孝悌上升到为人之本，也是为仁之本，是站在维护统治的高度来考虑的。
孝悌意味着服从，意味着尊重。所以历朝历代，都强调以孝治天下。这种孝道，不仅仅是对被统治者的要求，统治者更要以身作则，否则便失去了统治资格。
像郑庄公这样，母亲先对不起他，他还要不要对母亲坚守孝道？
回答是，必须的。
孝道之中，包含了某种逆来顺受的因素。历史上的道德典范——舜，他的父亲和弟弟合谋想杀死他，以霸占他的财物和女人，舜几次死里逃生，还都装作没事，继续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甚至比以前更加殷勤。
参照舜的故事，郑庄公把母亲赶到城颍去居住，可以说是大逆不道。郑国百姓，议论纷纷；友邦人士，莫名惊诧！
郑庄公为此很苦恼。但是，如果现在去把武姜接回来的话，又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人无信不立，国君更要讲信用，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怎么办？
这个时候，有人出来为郑庄公解围了。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郑国颍谷地方官，以颍为氏，名考叔，听到郑庄公的事情，以进献地方特产为名，请求晋见郑庄公。
郑庄公请他吃饭，当然是大鱼大肉。可是颍考叔不吃肉，而是将肉小心翼翼地包起来。郑庄公很奇怪，问他这是什么搞法。颍考叔回答：小人家里有老母亲，小人奉给的肉食她都吃过了，可是从来没有尝过国君赏赐的肉羹，想带回去给她尝尝。
郑庄公长叹：你们有老母亲可以侍奉，就我没有哇！
颍考叔故作惊讶：啊，敢问这是为什么啊？
郑庄公于是将心事说了出来，悔恨不已。
颍考叔说：您这有什么好烦恼的？只要掘地三尺，不行就三丈，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您和母亲通过隧道到那里相见，谁敢说不是黄泉相见？
郑庄公大喜，照办。母子俩黄泉相见，抱头痛哭，尽释前嫌。
郑庄公当场赋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应和：“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
一场政治危机，悄然化解。
老左对颍考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称得上是“纯孝”，爱自己的母亲，而且能够将这种赤子之情延及国君。《诗经·大雅》中的《既醉》一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意思是对父母的孝心没有尽头，你们这些人要永远铭记——正好用来形容颍考叔。
特别说明一下，《左传》评价人事，往往会借用“君子曰”。君子是谁？一说是老左本人，一说是孔子，史上并无定论，也没有必要深究。一定要翻译的话，大概就是“有德之人是这么说的”吧。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
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接着来说说鲁国的事。
元年七月，当朝天子周平王派宰咺到鲁国来赠送鲁惠公和仲子夫人的“赗”，也就是丧仪。
宰咺是王室的宰夫（官名），名咺。
《春秋》惯例，王室官员地位尊崇，不宜直书其名。这里点出宰咺的名字，是一种谴责。
天子派人来送丧仪，是看得起鲁国，为什么还会受谴责呢？
原因很简单：
第一，来得太晚了。周朝极重丧事，天子死后，七个月才下葬，诸侯全部出席葬礼；诸侯五个月下葬，同盟国诸侯出席葬礼；卿大夫三个月下葬，级别相同的官员出席葬礼；士一个月下葬，亲戚出席葬礼。现在是鲁隐公元年七月，就算鲁惠公是去年年底死的，也早就下葬了。丧事已经办完了，大伙都擦干眼泪过日子了，你还来送丧仪，这不添堵嘛！
第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鲁惠公死了，仲子夫人还没死，就算是图省事，也不能一并把仲子的丧仪给送来啊！这叫“豫凶事”，当然是大大的非礼。
堂堂王室，把事情办成这样，只能给差评。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纪和夷，都是鲁国周边小国。纪国讨伐夷国，夷国也没向鲁国报告这件事，所以《春秋》不予记载。
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蜚是一种害虫，侵食农田，但是没有造成大的损害，所以《春秋》也不予记载。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季年即末年，或者晚年。
鲁惠公末年，鲁宋两国发生战争（亲戚归亲戚，发生矛盾了，还是用矛和盾说话），鲁国获胜。鲁隐公即位后，主动与宋国人媾和。九月，在宿地举行会盟，两国开始恢复外交关系。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
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
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十月，改葬鲁惠公。
前面刚刚提到，鲁惠公已经下葬了，天子派人送礼都来晚了。现在为什么又要把死人挖出来改葬呢？
原来，鲁惠公死的时候，鲁宋两国还在交战，世子允又小，葬礼办得有点马虎，有些事情做得不到位，所以现在要重来一次。
现代人看来，这事未免荒唐。不管怎么样，鲁惠公已经入土为安，何必再折腾他一次呢？可是古人不这么想。儒家强调厚葬，并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而是认为通过隆重的葬礼，可以体现“慎终追远”之意，达到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目的。国君的葬礼，更是意义重大，容不得半点马虎。所以对不住了鲁惠公，只要孝子贤孙们觉得火候不到，您还不能安息。
葬礼必有丧主。依惯例，丧主当为死者的嫡长子。所以，鲁惠公改葬的时候，还是由世子允出面，接受来宾的吊唁。而作为代理国君的鲁隐公，连主持葬礼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弗临”，也就是不能抚棺大哭，心里别提有多憋屈了。
更憋屈的是，卫桓公前来参加葬礼，鲁隐公也不能接见。因为人家是来慰问世子允的，跟鲁隐公没关系！
由此联想，极力要求重葬鲁惠公的，必定不是鲁隐公，而是朝中某些对鲁隐公不太服气的大臣。鲁惠公的第二次葬礼，实际上是在提醒大伙，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世子允而不是鲁隐公。
说到底，一切都是政治。
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郑国的京城大叔叛乱的时候，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卫国，请求卫国出兵帮助。卫桓公误判了形势，以为大叔能成事，所以答应公孙滑，派兵进攻郑国，夺取了廪延。等到郑庄公平定叛乱，便开始报复卫国，带着王室的军队和虢国的军队（郑庄公为什么能调动王室的军队，以后会讲到），入侵卫国南部。郑庄公还向邾国发出文书，想请邾国也出兵，共同讨伐卫国。
邾国很为难，为什么？郑国和卫国都是大国，两边开罪不起啊！于是邾子克，也就是三月份和鲁隐公在蔑地会盟的那位仁兄，私下里向鲁国大夫公子豫说了这件事，希望鲁国出兵，参加郑庄公组织的联军。这样一来，邾国便可以跟在鲁国后面行动，既不得罪郑国，也不直接招惹卫国。
公子豫很有兴趣（是否收受了邾子克的贿赂便不得而知了），向鲁隐公请求出兵。鲁隐公不答应，但公子豫还是去了，带着部队与邾国人、郑国人在邾国的翼地举行了会盟。
这样的事情都能自把自为，确实是没把鲁隐公放在眼里了。
紧接着——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新建了首都曲阜的南门，这也不是鲁隐公下的命令，所以《春秋》没有记载。
看来，鲁国的这些个大夫，是存心要和鲁隐公过不去了。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祭伯是周平王的卿，非奉天子之命，来到鲁国访问。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鲁隐公元年冬天的最后一件大事，大夫公子益师（字众父）去世了。
小敛是丧事的一个环节，也就是给死者穿礼服。
按规定，大夫去世，小敛之日，国君应该登门出席，以示关怀。
可是，鲁隐公没有出席。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国君，没有资格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