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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其人民长期共有的行为准则、生活方式、伦理价值、文化积淀和人文景观体现出来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核心资源，国家的兴旺发达或是地区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凝聚和激励作用。在当前全面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从文脉传承的历史视角、国家战略的宏阔视野，审视和探讨江南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当代价值，促进江南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转化创新，提升江南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以江南文化为纽带，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共识，增进文化认同，才能更好地促进长三角区域的融合发展
。
文化区是有着相似或相同文化特质的地理区域，又称文化地理区。在同一文化区中，居民的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性、审美观念、心理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形成一种区别于其他文化区的区域文化特质
。江南是中国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具有极其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江南文化源远流长、由来已久，形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江南意向和文化胜境。
任何一种自成一体的区域文化，具有独特的结构与功能，一般来说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区域地理的相对完整性，一是文化传统的相对独立性
。“江南”一词从最初出现到今天，无论在空间范围还是文化内涵上，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研究江南文化，首先要明确的是江南的地理范围，以便为江南文化研究提供明确的对象和边界。由于历史上不同的行政区划，致使江南在地理范围上屡有变化，并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关于“江南”概念和范围的研究，在理论范式上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经济学、区域经济史的界定
，其代表性观点为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说，“包括明清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作为江南地区的地理界定
；二是来自历史学、历史地理方面的界定，“江南”在先秦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既可能指汉江之南，也有可能指淮水之南；从《史记》中相关描述，可以看出“江南”是指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西到今天的贵州一带，南到南岭；东汉时期开始“较多地指称吴越地区”；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江南”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地区
。“从纵观约二千年的历史着眼，并顾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近世学者则常取其中间之说，即以长江下游为江南者多”
。
总体来说，这两种方法界定的江南地理概念差别不大，但也有一些争议，例如江苏扬州和安徽皖南地区是否归属于江南。为了解决争议，并兼顾江南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方式和文化传统上的内在有机性，把明清时代的太湖经济区作为江南的核心区，把历史上曾隶属于江南行政范围的城乡地区，如“江南十府说”中的宁波和绍兴，以及不直接属于太湖经济区，但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文化联系十分密切的扬州、徽州等，作为“外延”或“扩展区”也纳入江南的范围。这个界定能够比较自然地过渡到当代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彰显出这一地区在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上的传承性和延续性
。
江南文明源远流长，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考古资料显示，江南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吴县三山岛文化遗址，新石器时期就有了极其灿烂的文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宁绍地区的河姆渡文化、杭州湾以北及太湖周围的马家浜文化、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和良渚文化等。
关于对江南区域文化的看法，学界常见的观点是“一分为三”，即“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
。也有从时间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吴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是江南区域文化的三个历史阶段，是江南区域文化随着文化轴心转移而呈现的不同段落
。
“吴文化”的正式确立从商末泰伯奔吴，建立吴国开始算起。从商末、周初开始，分别在今天江、浙地区逐渐形成吴和越两个国家，并到春秋后期相继称霸。但从文化上看，“吴文化”和“越文化”同属于长江中下游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又经数番交融，传统史学家一般用“吴文化”涵盖“吴越文化”的概念，其实质即为从上古到六朝前期的江南区域文化。是由本地的长江文化与中原来的黄河文化逐步融合而生成的一种新文化。在“吴文化”时期，江南处于当时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那时的江南文化的影响力只属于江南
。
“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传统的中国。”
东晋南渡是江南区域文化对中华文化作用发生扭转的转折点，也是“吴文化”向“江南文化”蜕变的开始。唐朝中期爆发的安史之乱，在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之间起到了抑彼扬此的作用。宋室南渡带来政治中心的南移，工商萌芽进一步推进了文化发展的互动和认同感，经典意义上的“江南文化”得以整合完成，成为主导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文化。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江南文化辉煌灿烂，在此期间不论是学术、艺术甚至工艺美术方面都形成了具有江南特色的各大流派，而且都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流派，其影响延续至今。乾隆以后，全国经济中心和南方文化中心从扬州和苏州逐步转移到上海，产生了“海派文化”
。
中原皇室的两次南渡和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的开发，成就和完善了“江南文化”，并确定了“江南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中长达700余年的主流地位。从晋室南渡到鸦片战争期间，是“江南文化”由肇始、培育、定型、辉煌到走向衰退的过程，“吴文化”发展到“江南文化”阶段，开始对全国的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主导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潮流。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直接发生冲撞和融合，江南地区因其在经济和文化上先进的地位，率先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开始转型。上海以其地缘优势和特殊的历史性机遇发展成为近代中国主要的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江南区域文化轴心迁移至上海，很快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长三角其他主要城市（苏州、宁波、杭州、无锡等）为重要支撑点的文化——“海派文化”。因此所谓“海派文化”，绝非仅仅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而言，是指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文化形态。“海派文化”是长三角文化发展到近现代的一种必然结果，是“江南文化”继续发展的一次新生
。解放以后尤其是浦东的开发以来，这个时期的海派文化已经不再仅仅直接生硬地接受外来的文化，更加注重通过改造和创新来吸纳外来文化因素，形成“新海派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江南区域文化经历了由边缘到中心的地位转变。“吴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三个历史阶段，具有各自的不同特点。“吴文化”时期是长三角地区土著文化发展并吸收、融合黄河文明的养分，形成的相对于中原文明的一种亚文化；“江南文化”时期是南方文明与中原文明进一步交融，进而取代中原文明的文化正宗地位，“江南文化”成为引导甚至决定中国文化取向的力量；“海派文化”是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文化的一种典范形式，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对外产生巨大影响的开端。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区域文化总是会不断接受其他区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内外文化因子的取舍、交融中，推动自身文化的发展
。江南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变化转型，在不断地整合与重构中形成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体系。不论是“吴文化”时期，还是“江南文化”时期、“海派文化”时期，在江南这块土地上滋生和发展着的文化，都有着共同的价值认同和核心精神。
第一，江南区域开放的地理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心态。江南横卧长江，纵贯运河，内孕太湖，东濒大海，河网密布，历来是一个交通便利、易于人员往来和文化信息传播的地方。近代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后，又直接受海派文化的影响，借由内陆联通海外，将开放精神烙印在江南文化血脉之中
。独特的水乡环境、优越的海陆位置使江南文化具有了难能可贵的开放胸襟和融合姿态。
第二，从长三角地域文化衍生和发展的轨迹来看，早在商朝末年泰伯奔吴时带来的中原文明和土著文明相结合而生成的“吴文化”，其本质就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结晶，因此，江南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融合性与开放性。之后在吴越文化的基底之上，又融合了楚文化，“晋室南迁”和“宋王朝南渡”后北方的两次人口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经过数番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最终催生了“江南文化”。近现代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汇，文化的开放性就更彻底。经历了区域文化融合、南北文化碰撞、中西文化交流的互鉴融通，江南文化形成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特征。
因为江南文化先天具有的开放意识，决定了其具有自我突破的意识和行为，不断超越自我的行为贯穿在不断地文化整合过程中。江南地区从六朝以来，地少人多的矛盾就日益显现，尤其是南宋迁都以后，江南人口急剧增加，耕地面积相对紧张，更加刺激了工商文化的发展。而工商文化的精神和内涵又促使人们产生强烈的突破地域、资源界限甚至文化界限的要求。从南宋时期工商意识的增强、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近代工商业的诞生，到改革开放，江南一直是商品经济先驱地，也是创新创造的集聚地。“无徽不成商”的佳话，南通张謇、无锡荣氏家族众多民族实业家引入西方技术创办现代企业，“苏南模式”、浙江民营经济的成功，以及上海浦东开发，无不体现着江南文化的创新精神。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江南区域特别重视人的因素，重视文化教育。江南自古就崇尚“诗礼传家”“耕读传家”。晋元帝在建康设立太学，唐肃宗在常州府设立江南最早的府学，北宋范仲淹在苏州府创办郡学。宋代以后，江南各地纷纷建立书院。自从科举制度创立以来，江南诞生的科举状元几乎半分天下。近代江南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教育的繁荣，不仅自发兴办各类新式学校，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留学归来的江南人很多都成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驱。
江南文化自古便有尚德务实的优良传统。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顾宪成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都体现了江南人的家国情怀。商品经济改变了社会伦理道德法则，江南人历来崇尚诚信，把诚信作为立身之本、从商之要，造就了江南商业的繁华历史，并使江南地区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兴起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摇篮。江南文化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强调义利兼顾、先义后利。江南近代工商业者，如徽商、苏商、湖州商帮、宁波商帮等，都具有许多优秀品质。江南历来提倡务实，不爱空谈崇尚实业，提倡稳健实干脚踏实地，在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以薛福成为代表的政商人士积极投身洋务运动，以张骞、无锡荣氏家族为代表的实业家致力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江南物产丰富，人文发达，同时江南也是一个诗与艺术的对象，江南文化的审美性与其他区域文化也有着相当的差异。由于一方面有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审美精神本身也发育得比较正常与健康，中华民族生命本性中的“审美—诗性”机能，在江南获得了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晋风度”。相对于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北方文化，江南诗性文化是以审美自由为基本理念的
。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黄河文明构建起了中国民族的伦理维度，江南文化区域构建起的则是中国民族人文精神的审美维度
。由此可知，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人文精神发生最早、积淀最深厚的中国文化，是在江南诗性文化中实现了自身在逻辑上的最高环节
。
江南文化是一个立体多维的复合体：就纵向而言，今日的江南文化是历史的江南文化的有机延伸和发展，是深长悠久的千年江南文化的当代形态；就横向而言，它是中国当代整体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其中极富个性和最具活力的动力源之一。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共同的精神纽带，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高质量的江南文化是居民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载体，江南文化必须进行内涵创新，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
“文化既不是社会或经济的产物，但也不是脱离社会诸因素独立发展的，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
。有研究认为，江南文化是富庶江南（经济）与诗意江南（文化）的“互嵌”
。江南文化嵌入在具体的经济发展之中，江南文化形成了具有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的江南人文氛围，这种人文氛围使江南经济发展更具文化后劲。江南文化独有的审美传统，提升了江南的经济品质与品位。经济不仅创造财富，同样是创造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江南经济的发展中不仅要研究经济行为的价值，还要挖掘人文经济的价值。
因此，从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去全面理解江南文化的内涵：江南文化植根于高度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立足于区域丰富的文化资源，以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的转换为途径，创造人文经济价值，以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求为最高目标。
尽管当今长三角与往昔江南地区已有不小的变化，但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包括古代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文化在内的江南诗性文化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理空间和主要文化资源，所以完全可以把长三角城市群看作是江南的当代形态
。在现代世界，城市群已成为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在江南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当代形态建构的意义上，长三角城市群已成为江南文化的主要载体与最新形态。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总体框架，对其共同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进行现代阐释，有助于推动长三角城市彼此之间产生更深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
与古代江南在地理上不断发生变化一样，当代长三角城市群也处于持续的变动与建构过程中。从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演化看，先后经历了以1983年“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为主体的一市八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以1986年“长三角经济圈”为主体的五省一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以199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为主体的15城市（上海、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2003年台州市进入变为16城市）等形态。
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将长三角区域范围界定为26个城市（上海及江苏、浙江境内的全部地级市）。2016年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将长三角城市群定义为“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范围内，由以上海为核心、联系紧密的多个城市组成，主要分布于国家‘两横三纵’城市化格局的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26市”。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以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27个城市为中心区，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
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沿海开放带和长江经济带的结合部，构成了“外通大洋、内联腹地”的战略枢纽点，通过进一步弘扬江南文化精神，将会给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厚重的精神支撑，创造更有利的社会条件，从而不断创造出新的更大的辉煌。深层次的文化积淀和文化认同，是长三角能够率先实践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一个城市群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和价值上的认同，最终取决于文化的凝聚力、整合力、引领力、推动力，取决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力度。长三角城市群若要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群，必须解决其一体化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建立起新的城市群文化联系机制，为促进区域社会融合与和谐发展创造出新的精神文化资源
。新时代江南文化发展面临着新的使命：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地区的发展需要崇文好学的良好风尚，需要高素质的公民。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一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包含着这个地区的公民素质以及作为一种凝聚力量的价值体系。长三角历来是人才辈出之地，如今又强烈地吸引着来自海内外的投资者、各类人才和务工人员，需要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加快推进人才战略，从而为长三角发展和加快国际化进程提供智力支持。
道德对经济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规范作用，成熟的经济环境应该是讲诚信、守法制，并具有合作精神和效率的社会。在当今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需要维持经济发展的良好秩序，讲诚信，善于合作，打造信用经济、法制经济，促进经济和谐稳定发展。弘扬江南文化中信守道德、讲究操行气节，义利兼顾的优良传统，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
长三角地区不仅是强劲的经济增长极，也是活力四射的文化核心圈。通江达海的地理环境和底蕴深厚的人文传统，为长三角繁荣文化经济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建设文化产品的消费中心、文化资源的配置中心、文化成果的创造中心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心，才能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进一步利用长三角地区文化形态上的丰富性，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快实现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要打破传统行政体制的束缚，在竞争的基础上充分合作，促进区域内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拓展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而江南文化可以树立起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从而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确立合作发展的理念，拓展各地间的合作方式、合作领域，真正使长三角区域内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由于共同的发展目标和区域整体利益而连接成为一个更紧密的经济整体，实现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