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叔本华？

邓晓芒

我们中国人评价一个学者，通常离不开他个人的人品，讲究“文如其人”“道德即文章”，言传身教、表里如一。一个人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不因人废言者，两千年来几乎找不出一人。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学者全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但至少总得“为尊者讳”，或将其缺点视为“小节”，才能大体上马虎得过去。叫别人“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老夫子自己却娶了两个小老婆，据说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尽孝心，堪称天下伪君子的楷模，但他并没有败坏儒家后学们的理论胃口。然而，在读西方哲人的作品时，我们时常会碰到一些尴尬的事情，就是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往往由于和他们本人的行状对不上号而打了很大的折扣。这种情况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了。罗马帝国时代的斯多亚派哲学家塞涅卡就是著名的言行不一，他的财富甚至让尼禄皇帝都嫉妒，却大肆宣扬“节制”“忍让”。但他的言论的确是金玉良言，被西方人一直传颂到今天。现代的典型是叔本华，此人一生依靠息金收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青年时代在欧洲到处旅行，为财产而与他的家庭和管家长期争斗，并因打伤邻居老太婆而吃官司，被称为“冷酷自私的怪人”（卢卡契语）。这样一个人的哲学，甚至还是人生哲学，难道是可以信任的吗？不过，如果我们真有兴趣读一读《人生的智慧》中有关“幸福”“财富”“名声”等篇章，也许会发现他其实说得非常实在，并没有什么矫情之处。

叔本华认为，“人性特有的一项弱点是过于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幸福的根源在于自我，所以不用太在乎别人的评价。但实际上，普罗大众对来自他人的评价往往非常在意，因为他发现“自己是否是一个有用的人，并不取决于自己的意见，而是取决于别人的看法”，所以他就竭尽全力去讨好他人。叔本华对此是嗤之以鼻的。另外，对世人非常看重的“地位”，叔本华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地位有着非常世俗的价值。严格来说，这是一个谎言。通过地位来获得他人的虚假尊重，事实上，这是彻头彻尾的荒诞闹剧。”而对于财富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满足，叔本华的话也是发人深省，“一个人要拥有多少财富才会满足？这个标准很难界定。在此，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绝对数量并非关键，关键的是他所拥有的财富数量与他实际期望所拥有的财富数量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也许我们该说，他唯一的失误就在于不该把这些看法公开写出来，因为一写出来就意味着想要启发他人和致力于公共事业，至少是要获得他人的好评和满足自己的荣誉欲，而这些他本来是认为毫无意义、不屑一顾的。这一矛盾也反映在叔本华对于“自杀”的解释上：他极力地为自杀辩护，并引用斯多亚派，认为自杀是一种“高尚而英雄的行为”，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无可非议地有权把握自己的生命和肉体”，这是连上帝也并不拥有却赐福于人的“最好的礼物”；然而他自己却怡然自得地尽享天年（这一点，就连塞涅卡也比他做得磊落，虽然是皇帝赐死，塞涅卡毕竟是自己割腕自杀）。他为自己提供的辩护理由很有意思，“这（自杀）是一种愚蠢的尝试，因为它意味着这样一种意识的毁灭，即提出上述问题并期待做出答复的意识的毁灭”，这个问题就是：“死亡将会给一个人的生存及其对事物本性的洞察带来何种变化？”换言之，他之所以不去死是为了探讨死的意义。

我们先不要忙着谴责他的言行不一致，因为他知道他终究还是要死的，他并没有想要永远不死，何况他最后真的死了。在他看来（也许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也一样），人不可能也没必要做到每时每刻都知行合一；死反正是逃不掉的，何必那么匆忙，何不在死之前先探讨一番死亡呢？也就是说，在个人的死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一般的死”，或“死本身”，是可以探讨的。个人死了就死了，人人都如此。仅此而已，那是划不来的。人在未死之前还可以去探讨一般的死，虽然未必一定有什么意义，乃至终归是一死，但却也未必一定没有意义，至少这和动物一般地活着并被死亡带走（对人来说这等于没有活过）是大不一样的。这种探讨是痛苦的，但这正好证明他在活着。叔本华对痛苦的推崇实际上是对生命的推崇，而生命就在于追求那种一般的、无限的东西，虽然它本身只是个别有限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的言行不一在深层次上表明的正是无限与有限的矛盾。每个人都不能不受命运的摆布，因而他是渺小的；但他也是伟大的，在于他能在有限的一生中探讨上帝的永恒的真理、逻各斯或“道”。一个个人主义者，哪怕他是自私的（这是一般人难以超脱的），只要他能与自己的有限目的拉开距离，他就有可能成为伟人。正如塞涅卡所说的：“有人向我说，我的生活不符合我的学说。在这一点上，当时人们也责备过柏拉图、伊壁鸠鲁、芝诺。这些哲学家所谈的并不是他自己怎样生活，而是应当怎样生活。我是讲美德，而不是讲我自己；我与恶行作斗争，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恶行；只要我能够，我就要像应当的那样生活。”

我们由此可以对像海德格尔这类人物的言与行获得一种与以往不太一样的评价角度。他们固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但他们身上表现的是人性的弱点，我们这些有幸未置身于他们的境地的人在谴责他们时，应当意识到我们谴责的是人的劣根性，也包括我们自己。也许我们真的需要“上苍”，以便我们能以包括它在内的人类的名义跪倒在它的面前（如同勃兰特总理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跪倒在犹太人面前），向它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