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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激流中的探索

1980年,吴良镛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各门学科也开始了新的探求。从西德讲学归来的吴良镛参加了1981年的中科院学部大会,他深深感受到全国学术界探索未来的高昂热情,感受到当代建筑学家对建筑学科发展所应肩负起来的重任。

“这次大会使我认识到,面对新中国成立与‘文革’后的经验与教训,建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走向科学,向建筑学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为了求解这条建筑的科学发展之路,年逾花甲的吴良镛抖擞精神,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同时进发。

在理论上,吴良镛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广义建筑学”的思考,并于1989年出版了专著《广义建筑学》。其着眼点从单纯的“建筑”概念转向“聚居”,“从单纯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会,从单纯物质构成拓展到社会构成”,大大拓展了建筑学的视野。事实上,广义建筑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广义的住”“空间环境”“多学科综合研究”等思想从理论上结合起来,形成了后来人居环境科学思想的雏形。

在积极探索理论的同时,吴良镛还和同事们一起踏遍千山万水,为解决中国城乡建设的实际问题,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贡献巨大的开创性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在吴良镛指导下完成的“北京奥林匹克建设规划研究”,就是其中较早的一项成果。针对当时已申办成功的亚运会和未来北京奥运会的建设工作,他以“经济时空观”思想为基础,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将项目策划、项目运行和赛后安排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力图以最少的投资取得最大的建设效果,最终提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以及按需修建比赛场馆、建好的场馆尽量做好赛后使用的衔接安排等建议。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采纳,该项研究获得198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今天再来看这项研究,我们更能体会到它的前瞻性:奥运会对场馆设施建设的要求相比亚运会时已经有非常大的提升,如果当时就把主场馆盖好了,如今只会成为尴尬的“鸡肋”。拒绝“大而全”,结合实际留下发展空间,这一思想对北京的奥林匹克建设助益良多。

1984年4月底,62岁的吴良镛卸去担任多年的系主任职务。这年夏天,他在清华主楼9层的半间屋子里,带领一名教师和几名研究生,开始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初创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迅速发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了吴良镛的视线。东部这片肥沃丰美的土地已经加速行驶在城市化的快车道上,城市规划的思想、原则却相对落后,发展中出现了种种尖锐的矛盾和问题。于是,他带着助手几下江南,在上海、苏、锡、常和宁、镇、扬三个地区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一次又一次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议。

199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次将重点项目资助投放在建筑领域。在吴良镛的主持下,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和同济大学联袂开展“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这样一个多单位、跨学科、多领域、综合性的区域性研究,成为我国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的首次尝试。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主要负责苏、锡、常地区的规划研究。其间,吴良镛对这一区域的发展和每个城市的规划都做了认真考察和科学预测,并指导学生和助手完成了若干城镇和县域规划,使研究呈现出城乡并重的丰富性和整体性。

这项长达5年的研究于1997年结题,它首次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观念,并注重保留与发扬地方建筑特色,赢得各方好评,获得2000年“中国高校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社会学家费孝通主持进行了项目技术鉴定和结题验收。这位改革开放之初以“小城镇大问题”推动中国小城镇建设的著名学者对这一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为苏南小城镇的物质空间环境改善作出了贡献。阔别故土半个世纪,吴良镛终于在生养他的江南水乡实现了一个久远的梦想。

北京西北文教区和中关村科技园规划建设、上海浦东规划、广州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深圳城市总体规划和福田中心区规划、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筑环境研究……在这一个又一个至关重要的实践课题中,吴良镛倾注了自己对吾土吾民的热爱,奉献了自己的才学与思想。他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居环境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一直为世人所铭记。 nnj8MeRynp3T/EooCM9u1sOIy38quRpouwyRSXbI+BpJYyYchCCGg/lNEsO+QL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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