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Byzantion）这个名词的拉丁语形式为Byzantium，是一个位于色雷斯地区博斯普鲁斯海峡入海口的希腊殖民地的名字——这是一个自然风光极其秀丽，同时兼具重要战略价值的地方。大约在建城一千年之后，拜占庭被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选为皇帝的驻地（324年），并将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新罗马（Constantinopolis nova/altera Roma）。这种行为在当时并非没有先例：君士坦丁伟大的先辈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 284—305年在位）就曾经把自己的宝座安置在附近的尼科米底亚城（Nicomedia，今伊兹米特），并且致力于“使它与罗马难分伯仲”。但是，与尼科米底亚和其他几个临时的首都很快失去其地位不同，君士坦丁堡取得了长久的成功，这座“统治之城”延续了11个世纪，这还不包括之后奥斯曼苏丹5个世纪的统治史。

从历史的长期发展来说，君士坦丁这一充满灵感的举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次统治权的迁移（translatio imperii），即在一个新宗教的护佑下，在一个新地方开启了一个新进程，也就是一次革新。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样做并不一定是要与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新罗马包含了旧罗马的元素。甚至有传言说，君士坦丁秘密地将特洛伊的守护神从罗马移出，并将其埋于他在君士坦丁堡竖立的那根巨大的斑岩石柱之下。顺便提一句，这根石柱历尽沧桑，至今依然屹立不倒。安淑撒（Anthusa）其实就是罗马弗罗拉神（Flora）的复制品，君士坦丁堡就是献给这位神秘的命运女神的。

君士坦丁的继任者继续自视为合乎法统的罗马皇帝，正如他们的臣民自称罗马人（Romaioi）一样，尽管许久以后，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词的拉丁语读音。他们没有为自己寻找其他的祖先。我们任举一例，当11世纪的博学家米海尔·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os）为了指导他的学生——皇帝米海尔七世（Michael Ⅶ）而编纂一部入门的史书时，是从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开始记述的。他寥寥数笔就带过了王政时代的诸王和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接下来详细地记录了皇帝的世系传承。这一谱系开始于君主政体的创立者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直到巴西尔二世（Basil Ⅱ）和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Ⅷ）为止。奥古斯都（Augustus），而非君士坦丁，是其历史中的关键人物，因为他的统治时期恰好与我主上帝道成肉身的时间相吻合，这是当时普世历史中的核心事件。基督教和罗马的君主政体，实际上是同时产生的。

直到十字军时代，古罗马的外衣才渐渐被脱去。那个时候，东部帝国和西欧逐渐被迫拥抱在一起，而双方却都不怀有任何爱意。在西欧人看来，君士坦丁堡的王国毫无疑问是个希腊人的国家，而且还是个分裂出去的政权。作为回应，一些希腊的知识分子则将他们自己与古希腊的荣光联系在了一起（见第十一章）。然而，“种族认同”在那个时代广受关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当时，导致裂痕产生的重大争议在于宗教，即是否顺从罗马教宗、圣灵如何临在、炼狱、教士的独身生活、在圣餐仪式中使用发酵面饼还是无酵面饼等问题。正是它们导致希腊人和拉丁人彼此分隔。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基督教世界才能在教宗的领导下，重新以罗马之名联合在一起。

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爵士在14世纪中叶依然可以使用“希腊皇帝”这一称呼，但是，这在文艺复兴时期更富学者气息的环境中却不那么恰当了。“希腊”此时特指古希腊或者地理上正被土耳其人占领着的希腊地区。已经于1453年灭亡的君士坦丁堡的王国需要一个独有的称谓，这就是“拜占庭的”（byzantinus）这个形容词产生的背景。这个词比“君士坦丁堡的”（Constantinopolitanus）更为简便，同时带有让人愉快的“古典”光环。现在，人们可以使用“拜占庭文献”（scriptores byzantini）、“拜占庭历史”（historia byzantina）和“拜占庭帝国”（imperium byzantinum）这些概念了，尽管由历史学家路易·库赞（Louis Cousin）撰写的最早的关于拜占庭的大部头史书（1672—1674年完成）依然被冠以《君士坦丁堡史》（Histoire de Constantinople）之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早一部在书名中使用“拜占庭”这一名称的英语作品是乔治·芬利（George Finlay）于1853年撰写的《从716年到1057年的拜占庭帝国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from 716 to 1057）。在英语世界中，“拜占庭”（Byzantium）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个帝国而非那座城市的现象要到20世纪时才变得普遍，而在法国、德国和俄国则要更早一些。

这样，当“拜占庭”这个概念不再带来不便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方便的术语。在合理的界定下，拜占庭必须被视为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世界东部的直接延续者，即罗马帝国在语言和文化上受到希腊影响的那个部分。作为一个延续的概念，它没有起始，尽管一些有象征意义的日期已经被用来当作其历史的开端：如戴克里先登基（284年）、君士坦丁堡奠基（324年）、君士坦丁堡落成典礼（330年）、将基督教作为帝国唯一排他性的宗教（380年）、帝国被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395年）、西部帝国的灭亡（476年），乃至利奥三世（Leo Ⅲ）自立为王（716年）等，其中最后一个时间点目前依然被《剑桥中世纪史》（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采用。对于这些日期，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然而，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很可能更应该归因于感觉，而非一种“客观的”、被假定当作历史分期基础的标准。对于我们来说，罗马是我们的文明之源，根据我们的定义，它属于古典世界的范畴。当我们凝视着和平祭坛（Ara Pacis）、图拉真圆柱（Trajans column）上的浮雕，抑或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骑马的雕像时，我们是在和罗马的精神进行交流。但是，当我们在拉韦纳（Ravenna）圣维塔利教堂（San Vitale）著名的描绘有查士丁尼（Justinian）的镶嵌画前沉思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所描绘的不再是一个自然主义风格的宗教仪式画像（敬奉一个圣杯），而是一个圣像。查士丁尼头顶光环，他和他的随员们正面对我们，身后则是金光灿灿的背景。我们没有即刻理解艺术家的意图，他表现的是一个向右侧行进的队列，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物虽以正面示人，却都踩在彼此的脚尖之上。在我们的眼中，圣维塔利教堂的查士丁尼看起来是一个纯正的拜占庭人；然而真正的查士丁尼，这个操着拉丁语、征服了意大利和北非的罗马法最伟大的编纂者，却将自己看作一个纯粹的罗马皇帝，他的后人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要把分期线划在何处呢？如果能够不再徒劳地寻求一个从罗马到拜占庭转型的精确时间，而去寻找一个或几个更宽泛的、见证了深刻变革的时间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两个这样的分期带。第一个可以被定位在4世纪，第二个则大约在575—650年。这两个时间段的性质并不相同。第一次转变更多地发生在文化领域，而非政治领域，它与基督教被当作国家官方信仰联系在一起。这一说法并非排斥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其他更有形的变化，如国家机器在行政、军事以及财政方面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财政方面的变革在戴克里先时期就已出现），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得到发展，皇帝的主要驻地东移到君士坦丁堡，以皇帝身边机构为基础的一个新精英阶层开始出现等等。然而，如果从一个长时段予以审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增加省区数量，不是引入税收普查，也不是改革货币，而是将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帝国所有臣民，并压制那些异见者。

第二个切口（coupure）则更为明显和令人伤痛。它的标志不仅是在巴尔干和近东地区丢失了广阔的国土，还包括城市生活的衰落。城市曾经是古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见第二章），此时许多城市从地图上被抹去；另一些城市规模显著缩小，沦为防卫要塞，或者被迁移到附近的山顶。曾经是省区政府支柱的城市精英和那些文雅的文学一起消失了。生活变得乡村化和军事化了。

在我们提到的这两个时间段之间的时期，我们把它称作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这一概念的独特性仅仅在最近五十年方才得到承认，并且变成学术上的一个热点问题。的确，古代晚期的时间界限有些模糊不清：一些学者将它的起点定在公元200年，另一些学者则将其终点延长至公元1000年。然而，比较常见的是284—602年的说法，这是琼斯（A. H. M. Jones）在其不朽的著作《晚期罗马帝国》（Later Roman Empire）中的观点。另一种得到承认的时间定位是284—641年，这种说法见于同样重要的名著《晚期罗马帝国列传》（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这样的界定很符合拜占庭研究的视角。

古代晚期涵盖了罗马人的整个世界，无论是拉丁的还是希腊的部分。它所囊括的罗马、米兰（Milan）、特里尔（Trier）、拉韦纳、迦太基（Carthage）与君士坦丁堡、安条克（Antioch）、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以弗所（Ephesus）一样重要。无论是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还是纳西盎的格里高利（Gregory Nazianzen）；无论是安布罗斯（Ambrose），还是“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抑或阿米安（Ammianus），以及普罗柯比（Procopius），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除了语言有所不同，古代晚期的文化氛围是相当一致的。确实，精英群体之间存在的语言沟壑比之西塞罗（Cicero）时代更深了一些（如奥古斯丁就不太懂希腊语，也没有几个东方学者去学习拉丁语），但是有一种文化交流的方法始终存在着，精英教育以相同的准则为基础，翻译工作也在双向进行。阿米安是一个希腊人，却选择用拉丁语进行写作。在东方，直到6世纪下半叶，学习法律或在政府某些部门服务，都需要掌握拉丁语。最权威的拉丁语语法手册，即普利西安（Priscian）的《语法惯例》（Institutiones），是在君士坦丁堡编纂的。狄奥多西（Theodosius）和查士丁尼的法典也是如此。

古代晚期提供了一种文化土壤，在这里同时孕育出了中世纪的西欧与中世纪的东方。一个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它们的发展如此不同？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作为欧洲毋庸置疑的一个部分，拜占庭偏离了我们认为的（我们的认识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欧洲前进的阳关大道？本书不会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富有思想的读者可能会在心中深思一番。

拜占庭灭亡的日期没有什么争议，人们一致认为是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当奥斯曼苏丹的近卫军（Janissaries）从已有千年历史的狄奥多西城墙的缺口攀过时，当一缕神奇之光从圣索菲亚教堂（St Sophia/Hagia Sophia）的穹顶直射苍穹时，拜占庭的大幕落下了。如果我们将拜占庭首先视为一个国家概念，即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话，那么1453年毫无疑问是它恰当并动人心魄的末日。然而，如果我们遵循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观点，将拜占庭看作一个文明而非国家的话，故事在此时却并没有结束。从地理上看，拜占庭延展并包括了所有信奉东正教的国家——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以及被征服的希腊。从时间上看，它即使没有延存至今，也至少延存至公元1800年前后，欧洲启蒙运动和受到鼓舞的民族主义浪潮最终破坏了当时还被承认的拜占庭生活方式。尼古拉·约尔加（Nicolae Iorga）撰写的名作《拜占庭之后的拜占庭》（Byzance après Byzance， 1935年）中的故事，依然体现了它所处地区的错综复杂。

如果说，时至今日我们还能讲述拜占庭往事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大体看来拜占庭有持续修史的传统，尽管有些时代的历史记载粗略一些，而有些时代则更为完整。那些史料的性质和存佚与否很自然地决定了我们的知识范围。就其性质来说，主要有三种形式：古典化的历史作品——基本上源于古代的典范，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波利比乌斯（Polybius）的作品、编年史和教会史。古典化的历史作品致力于对重大事件进行详尽和优美的记述，理想上来说是作者记载亲身经历的事情，因此这些著作的时间跨度都比较短。读者群体更为广泛的编年史作品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们是用日常用语写成的，意在概述自创世之日起，直到编史者所处时代万事万物的全貌。按照时间顺序编成的条目都很简略，并且没有呈现出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编年史更多起到的是历史教育的作用，而不被视作文学著作，这就意味着，一旦有新的或修订后的编年史作品出炉，老版本常常会被束之高阁。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于公元300年左右始创教会史，这种形式的历史作品关注主教之位的传承，尤其详于记载教义争端，同时也涵盖了一些世俗的内容。该类作品的一个独有特点是引用原始文献，这使其成为现存史料中最具学术气息的一类。不幸的是，用希腊语编写教会史的传统在公元600年左右中断了。拜占庭世界没有怎么出现地方性或修道院的编年史，而在西欧这恰恰是十分普遍的。

现存的史料在拜占庭千年的历史中分布极不均匀。一些时代，如尤里安（Julian， 361—363年在位）短暂的在位时期和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长久的统治时期，史学成就辉煌灿烂，而其他一些时期则极为暗淡无光。非常奇怪的是，4—5世纪，甚至包括君士坦丁的时代，除了教会史之外，很少有重要的长时间跨度的原始文献存留至今。7—8世纪，甚至9世纪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学黑暗时代。这一时期帝国正开始从内忧外患中复苏，但记录该时期历史事件的文本都是一百年之后编纂的，这就让这些记载受到了质疑。从10世纪中叶开始，历史记录变得丰富起来，直到帕列奥列格时代（Palaiologan period）达到全盛，然而这却是拜占庭历史上最不重要的一个时段。

除了分布不均匀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大量史料会因宗教或王朝更迭等原因被故意歪曲。支持异端教义的皇帝无一不遭到例行公事般的诋毁，如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Ⅱ， 641—668年在位）和那些支持毁坏圣像的皇帝，他们实际上一直殚精竭虑地为生存而奋斗，并成功地保护了帝国。而远没有那么美好的伊琳妮（Irene， 797—802年在位）统治时期则被粉饰得光彩亮丽，只是因为她恢复了“正统的”信仰。尼基弗鲁斯一世（Nikephoros Ⅰ， 802—811年在位）是一个机敏的改革家，却遭到了抹黑，因为他颠覆了伊琳妮的统治。米海尔三世（Michael Ⅲ， 842—867年在位）被塑造成了另一个尼禄（Nero），他的形象是一个酒鬼和浪荡子，这是为了衬托谋杀他的巴西尔一世（Basil Ⅰ）的正面形象，后者建立了延续时间长久的马其顿王朝（‘Macedonian dynasty）。这些篡改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几乎很难了解到历史的真相。

大部分拜占庭历史著作关注的都是皇帝的言行、叛乱、战争、宫廷秘闻以及主教之间的分歧这样的事情。这导致我们今天撰写的拜占庭史依然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些内容。当然，也存在一些能够偶尔提供其他信息的史料，如皇帝敕令、圣徒传记（这类史料数量很多，内容高度程式化，并且其风格往往流于虚幻）、书信集、会议法案、辩论文章、华丽的演说词、诗歌，以及其他一些非希腊语的，如拉丁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的文献。然而，即使这些五花八门的材料可以作为补充，其中心内容依然是皇帝逸事、密谋诡计和战争。这些故事至今还吸引着大量的读者。但是大多数专业的历史学家，不管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他们都更愿意谈论一些不同的话题，即研究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经济、社会或人口统计等机制性问题。这是有形的事件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之下的基石。解释是什么原因让帝国在9世纪中兴，显然比探讨米海尔三世到底是不是个酒鬼更有意义。

如果在这个方面，拜占庭史学看起来是中世纪研究中最落后的领域的话，那么这一缺陷与其从业者并无干系。我们对西欧社会和经济详尽的了解，是建立在数以千计保存至今的宪章、教区记录、税收登记簿、遗嘱和合同等文件基础之上的。而关于拜占庭，我们只有很少的文件资料，并且置为数众多却晦涩难解的、由埃及纸草文书提供的阿拉伯征服之前的佐证于一旁。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我们仅仅拥有一些涉及土地占有的修道院档案〔主要在阿索斯圣山（Mount Athos）、南意大利、希俄斯岛（Chios）、帕特摩斯岛（Patmos），此外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小亚细亚地区〕、少量修道院创立者制定的章程、涉及黎凡特（Levant）贸易的意大利文件、一份1315—1402年牧首法庭的登记簿，以及其他一些零碎的残篇。我们不能指望这些贫乏杂乱的材料会突然增多，我们也无法依靠石碑上的铭文加以弥补，尽管后者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古代社会、制度和宗教方面的信息。

虽然几乎没有文件留存至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数量相当可观的铅封（大约有5万件之多）。这本来是文件的附着之物，却逐渐被刊印出来，当作史料利用。其中包含的主要是人名和头衔，但是偶尔也能瞥见其他的内容，如贸易信息，因为携带这些商业（commerciarii）印章的人可能是海关官员。钱币也已经成为极为有用的史料。钱币的金属纯度、在黑暗时代几近消失的小面值硬币、钱币贮藏的地理分布、拜占庭钱币在帝国境外的影响范围等都是研究拜占庭史的历史学家正在发掘的资料。

最后，考古学也许是能够扩充我们知识范围的最有效途径。多亏了考古发现，我们已经对古代晚期东部帝国许多城市的城市生活有了一个所谓视觉印象。这些城市中有一些是大都市，如以弗所；还有一些是中型城市，如马其顿的斯托比（Stobi）或巴勒斯坦的锡索波利斯（Scythopolis）；另外一些则是相对较小的城市，如伊苏里亚（Isauria）的阿奈姆里乌姆（Anemurium）。发掘这些城市的最初目的是发现古代的遗迹，无论是古希腊的、希腊化的，或是罗马帝国时期的。然而，很多时候人们会发现，当罗马帝国时代的城市延续到古代晚期后，神庙和运动场或被遗弃，或被挪为他用；许多教堂与主教宅邸正在被修建；而浴室和剧院则依然保持了原来的功用。今日游客们所见的以弗所城遗址其实是属于查士丁尼时代的。我们对村庄的情况了解很少，尽管北叙利亚地区的那些村庄被建得和城镇一样坚固，并一直保存至今。这些村庄已经吸引了相当多考古学家的注意。

相反，针对中世纪拜占庭的考古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片空白。以我们上面提到的四个城市为例，斯托比和阿奈姆里乌姆没有延续到中世纪，而中世纪的锡索波利斯则理所当然地被阿拉伯人所统治。只有以弗所作为拜占庭的城镇存留下来，但是除了向内收缩的城墙和规模缩小的大教堂，我们几乎不能看出其他什么东西。城市里有许多依然挺立的废墟，房屋看起来建得既简陋又小气。我们希望能够发现一些分散的小教堂或修道院，但是最终只能识别出两座而已。我们甚至不知道在城防范围内城市被建筑覆盖的面积有多少。为了找到一幅更完整的拜占庭城市图景，我们不得不前往科林斯（Corinth）和雅典（Athens），甚至克里米亚（Crimea）的赫尔松（Cherson），但要说对其全貌有广博认识的话，我们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巨大建筑的缺失，以及砖石建筑的贫乏并不代表当时的经济活动毫无生气，但是毫无疑问对考古学家缺乏吸引力。我们只能期望，有一天能从铲子下发现考古实物，而非仅仅依靠文字记录来更全面地了解中世纪的拜占庭。

叶芝（Yeats）这样写道：“伟大的拜占庭……一切都没有改变。”这正是专业历史学家长久以来试图批驳的一种错觉。毋庸置疑，无论在社会、经济还是军事方面，拜占庭的确在变化着，这些变化既源于内部的动力，也受不断变化的境外因素影响。然而，正确描述和理解那些变化的性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例如，我们过去被告知，帝国在9—10世纪的“健康”发展应该被归因于小自耕农经济的繁荣，在不耕种土地的时候，自耕农组成的农兵还要担负保家卫国的职责，之后，这一完美的制度被那些贪婪的大地产者颠覆，导致国家在11世纪人心涣散，走向了全面的衰落。的确，10世纪的皇帝试图通过立法限制“权贵”对农村公社的侵蚀，但是小自耕农经济究竟有多普遍，又是如何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的呢？为何据说寡妇达尼爱莉丝（Danielis）在860年的时候，能够占有“伯罗奔尼撒大部分的土地”，同时拥有数百名奴隶呢？为何较之先前时代，帝国在11—12世纪的经济活动显著地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呢？在经济上，将海上的国际贸易拱手让给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拜占庭人是在自毁前程，还是从中获得了利益呢？考虑到我们所掌握文件的局限，这些问题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对它们的争论无疑还要持续很长时间。我们只能希望有一天，在兼顾文字资料和考古证据的基础上，可以书写一部内容恰当的拜占庭帝国经济史。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芝是正确的。无论其内部如何变化，帝国都呈现出一个永恒不变的外观，这正是其具有神秘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科穆宁（Komnenoi）时代的历史学家仲纳拉斯（Zonaras）说过，“延续国家古代的传统习俗”是皇帝的职责。假定一个人生活在9世纪或10世纪，即使他不是学者，也会认为往昔比今朝更加辉煌，这个往昔不是指久远的多神教时代，而是指古代晚期的基督教时期。他只需看看圣索菲亚教堂就会认为，这样一个惊人的建筑奇观是无法复制的，如果说是查士丁尼建造了它的话，那也是因为他获得了天力之助。历史验证了现实，并且一再通过复原、复兴和回春的进程重现，历久弥新，这些进程不同于革新（kainotomia, neoterismos），后者往往具有破坏性和危险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家举行庆典时，皇帝会在一座据称是君士坦丁大帝修建的大厅中大排筵宴，他斜靠在一张长椅上，仿佛自古代以来，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他还会在罗马古历的正月初一（Kalends of January）观看“哥特人”的舞蹈表演，虽然只要有人尚存记忆就能看出，这已经明显与哥特人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宫廷中的达官显贵依然保有罗马时代的头衔，如执政官（consul）、大贵族（patrician）、执事官（magister）或财务官（quaestor），并且欣然接受那些过时的东西，如饰针、象牙简或者古代晚期时军官佩戴的金质项圈，以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在钱币上会有几乎看不懂的拉丁文铭文——在很久之前，帝国就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语言了。

帝国这种虚假的不变性与它超乎寻常的寿数十分匹配。事实上，拜占庭是唯一一个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组织有序的国家，从古代开始，后者就没有受到什么干扰，直到近代的曙光出现。的确，拜占庭的长寿是它最明显的特征。其实，它也曾多次命悬一线——最危险的一次是在626年，当时君士坦丁堡在阿瓦尔人（Avars）和波斯人（Persians）的围攻下险些陷落；在717—718年，阿拉伯远征大军兵临首都城下，最后看起来因为一场极其罕见的严冬和保加尔人（Bulgars）的援助才让他们败走；1090—1091年，游牧民族库曼人（Cumans）仿佛从天而降，化解了帕臣涅格人（Pechenegs）与突厥人的致命威胁。甚至在更早的5世纪时，东部帝国险些和西部帝国一样，被左右朝政的日耳曼将领颠覆，这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当然，有一种传统说法认为，拜占庭帝国于1453年的灭亡掩盖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帝国实际在1204年，甚至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前的二十年就已然寿终正寝。但是，即使帝国仅仅存在了9个世纪，而非11个世纪，也依然是一个显著的成就，这表明它获得了臣民的忠心或臣服，他们甘于缴纳赋税、在军队服役（至少直到11世纪时），并且尊重皇帝的权威。

一个更为显著的成就也许是，帝国直到12世纪末期都没有遭遇分裂，而不像它的邻居，例如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当然，帝国也经历了许多次叛乱，但是这些叛乱的目的都是夺取皇位，而非裂土为王。没有哪个雄心勃勃的将军（strategos）尝试宣布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独立。直到科穆宁时代，才出现了第一次分离运动，将帝国的土地分配给大家族的成员和外国雇佣军首领的做法逐渐侵蚀了帝国的统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极大地加速了分裂的进程，然而这种分裂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鉴于其种族的多样性，我们越发难以解释12世纪之前帝国的凝聚力从何而来。关于拜占庭人口的构成及其地理分布，我们只能给出大致的描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仅次于古老原住民的是人数众多的斯拉夫人（遍布巴尔干半岛）、高加索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拉兹人（Laz）〕和各种各样的东方人——主要是叙利亚人、突厥人和那些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此外，还有一些规模更小的群体，包括犹太人、吉卜赛人、游牧的乌拉赫斯人和那些来自西欧的商人与冒险家。为了弥补某一地区（如公元800年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人口的不足，帝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大规模移民政策让该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这些种族之中，斯拉夫人很可能是人数最多的，但却对精英阶层贡献最小。高加索人则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几乎掌控了整个帝国。他们中涌现出了中世纪那些伟大的皇帝和皇后〔利奥五世、狄奥菲鲁斯（Theophilos）的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及其亲族、巴西尔一世和他的后任罗曼努斯一世（Romanos Ⅰ）及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John Ⅰ Tzimiskes）〕，利奥六世时期的斯蒂利亚努斯·扎乌采斯（Stylianos Zaoutzes）这样有影响力的重臣，一大批军事将领和福卡斯（Phokas，至少这个家族有部分高加索人血统）、斯科莱罗（Skleros）、库库阿斯（Kourkouas）、科里尼特斯（Krinites）、莫塞莱（Mousele）、布尔采斯（Bourtzes）、塔罗尼泰斯（Taronites）及托尔尼基奥斯（Tornikios）等拥有广袤土地的大家族。

宏观上的思考无助于我们理解为何这些民族都将自己与帝国联系在一起。有两个具体的例子可能更具启发性。第一个事例来自卡考麦努斯（Kekaumenos），他是一个有着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血统的退伍军人，却拥有典型的希腊姓氏（意为燃烧者）。他往上至少四辈祖先都为帝国服务，尽管并不总是那么忠心耿耿。他受过中等教育，于11世纪70年代写出了那部著名的《训诫书》（Admonitions），这是拜占庭时代最真情流露的文献之一。卡考麦努斯在书中讲了很多效忠皇帝的话，他建议：“没有任何人在胆敢参与反抗皇帝和罗马人国家的叛乱、破坏和平之后不身败名裂的。因此，我亲爱的孩子们，我恳求你们永远站在皇帝一边并做他忠实的奴仆，因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陛下永远是胜利者。”换句话说，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命令后人保持忠诚：叛乱是一种过于冒险的行为。然而，卡考麦努斯也并非忠君的完美典范，他并不希望帝国的扩张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对那些“小邦首领”（帝国周边独立领地上的统治者们），他极力劝诫他们与皇帝保持距离，否则后者就会不带一丝感谢地夺走他们的土地。

在卡考麦努斯之后数年，另一位忠心为帝国服务的格鲁吉亚裔雇佣军头目格里高利·帕库里阿努斯（Gregory Pakourianos），在今日的保加利亚建立了巴奇科沃修道院（Bakovo， 1083年）。他曾经被任命为地位崇高的“帝国西部陆军总司令”之职，并获赠大片的土地。尽管他坚定地信仰着希腊人的宗教，但是却明令禁止任何希腊修道士或教士进入他的修道院，因为他觉得希腊人都是贪婪且不可靠的。帕库里阿努斯最后在战斗中为国捐躯，但是终其一生，他也没有学会用希腊文写自己的名字（他习惯用亚美尼亚文写自己的名字）。

也许人们会觉得，我们给出的这两个例子一点都不具有普遍性。卡考麦努斯已经基本被同化了，尽管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出身，而帕库里阿努斯则没有被同化，他自始至终都是他一点也不信任的那群希腊人之中的异邦人。如果说这两个人都被证明是忠心耿耿的话，那么很明显，很多亚美尼亚的贵族，在他们的王国被帝国吞并（1045年），被迫移居到卡帕多西亚地区以后，对拜占庭深怀怨恨之情。例如被罢黜的国王盖吉克二世（Gagik Ⅱ），就曾下令处死恺撒里亚城的希腊大主教，因为后者胆敢称他的狗为“亚美尼”（Armen）。很可能正是因为亚美尼亚人的离心离德，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才会如此迅速地仅用10年时间就占领了小亚细亚，这是之前阿拉伯人用了两个世纪都没能做到的事情。1071年，苏莱曼·伊本-库特鲁米什（Süleyman ibn-Kutlumush）定都尼西亚（Nicaea），并且纵兵劫掠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 Ⅰ）派遣一位叫作塔提基乌斯（Tatikios）的将领带领军队予以反击，而这位将军也是一个突厥人。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11世纪后期对于拜占庭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如果我们看看西欧的话，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引领他们走向了所谓12世纪“复兴”，如第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立、大学的产生、经院哲学的出现、法学研究的恢复、方言诗歌的兴盛等。很明显，在拜占庭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商人进入了统治阶层（这被含糊地称为元老院）；法学研究暂时兴起；方言诗歌含苞待放；在君士坦丁堡一个意大利人〔约翰·伊达鲁斯（John Italos）〕在教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种新的精神正在被像米海尔·普塞罗斯和帝国高官、诗人米提里尼的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of Mitylene，他曾经热衷于收集那些可疑的圣徒遗物）这样的知识分子所彰显。这是一个看上去前途无量的开始，但是最终却收获甚微。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政府无能，让中央权威丧失殆尽的缘故吗？还是因为军事上的灾难让聪慧的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不得不耗尽心力，却只能勉力支撑？抑或因为〔如保罗·勒梅尔（Paul Lemerle）后来所言〕阿莱克修斯一世本身就是个罪人，是一个“虚假的救世主”——他贬抑了新生的中产阶级，将帝国最好的土地分给了亲戚与密友，将帝国的远途贸易与航海运输拱手交给威尼斯人，终止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传授，将教育交给蒙昧的教会，并且烧死异端信仰者？无论人们作何解释，此时的拜占庭都没能像西欧一样实现文化上的繁荣，而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越落越远。

就在五十年之前，人们还习惯于把保卫欧洲（或者基督教世界）和对抗来自亚洲的持续入侵看作拜占庭的政治成就，但是这种意见现在已经不为人所接受了。今日，我们不再因其迎击亚洲人而赞赏它，而是为其拥有多种族和多元性的文化而称颂它。多种族如我们所见，是非常明显的；多元文化的出现则更多缘于实际需要，而非主观目的。甚至如犹太教，这个罗马帝国治下的合法教派，也不断遭受压制，被强迫皈依基督教。仅仅是因为这些努力最后都没有收到成效，而犹太人在经济上又很有利用价值，他们才被蔑视地允许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穆斯林商人和战俘也被允许保持自己的信仰，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将会招致报复。拜占庭的宽容性逊于伊斯兰世界，而比西欧基督教世界则稍胜一筹。

拜占庭的文化遗产无法通过列举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的名字来加以概括总结。拜占庭没有阿贝拉尔（Abelard）或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没有克雷蒂安·德·特洛亚（Chrétien de Troyes），也没有尼古拉·皮萨诺（Nicola Pisano）或乔托（Giotto）。拜占庭屈指可数的几位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如9世纪的佛提乌（Photios）、11世纪的普塞罗斯，以及13—14世纪的普拉努德斯（Planudes）或格里高拉斯（Gregoras），他们并不以独创性著称，而是因博学与鸿篇巨制闻名。拜占庭的艺术多出自匿名者之手。在文学领域，作家的传记，哪怕只是摘要的形式，从6世纪之后就不再多见了，我们只能凭借他们可能拥有的世俗或宗教头衔分辨他们，如助祭、圣器管理人（skevophylax, sacrsitan）、重臣（logothete）、高官（magister）等。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依然无法把那些同名的乔治（Georges）、格里高利（Gregorys）和西蒙（Symeons）等弄清楚，甚至只能大致估计他们所处的时代。

由于缺乏个人主义，拜占庭文化大致应被视为与政府机构、教会和修道生活所体现的观念紧密结合之物，并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按照19世纪的俄国思想家列昂节夫（K. Leontev）的定义，拜占庭主义（Byzantinism）是指君主政治、独特形式的基督教、对一切世俗事物的蔑视，以及对可能存在普世福祉（universal well-being）的否定。这一说法相当接近其特点，但是还需要细微的调整和细节的补充。基督教应该被放在首位，其明显的特征是一个由教父详细论述，并由7次基督教大公会议明确规定的静态教义体系。它被认为是尽善尽美的，不允许有任何进一步的革新出现。在所有的基督教派别中，拜占庭的基督教大概可以说是最正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最接近使徒时代的教义。但是，自从787年之后，它就没有任何新的发展，从而将自身置于一个不合逻辑的境地，除此之外，关于圣灵的理论也没有什么变化。

由于君主政治的必要性源于宗教，因此应该把它置于第二位来考察。地上的统治是天堂的映象，其他的体制都无法使上帝愉悦，甚至不值一提。拜占庭最后一篇关于政治哲学的论文写于6世纪早期，至今依然少有人问津。与此相反，同时期的助祭阿加佩托斯（the deacon Agapetos）的“王子之镜”（Mirror of Princes）则大为成功，他用简短的措辞定义了理想皇帝的标准，同时承认上帝赋予皇帝的地位。理所当然，皇帝由上帝挑选，并且只对上帝负责。皇帝的职责是实现臣民精神和物质上的福祉，而前者显然更为重要。

拜占庭君主政治的原理中包含着一些自相矛盾之处，这些问题还没有被给予充分的讨论。首先，皇帝在理论上应该是全体人民，至少是全体基督徒的统治者。这很明显与事实不符。考虑到还有其他独立的基督教国家存在，一个虚幻的“君主之家”的理论传播开来：皇帝就像一个家长，而其他的统治者都是他的子侄。其次，如果说皇帝是由上帝选择的话，那么为什么偶尔会出现邪恶的皇帝（如福卡斯等）、异教徒皇帝（如尤里安等）、信仰异端的皇帝〔如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和瓦林斯（Valens）等〕，抑或在奥斯曼苏丹统治时期出现穆斯林皇帝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为了惩罚基督徒犯下的罪恶。那么要服从这些皇帝的统治吗？答案是肯定的（参见《罗马书》13章，1~4，“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等），尽管在毁坏圣像运动时期，极端分子考虑过要颠覆皇帝的统治。

关于基督教会地位的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是教俗关系（sacerdotium versus imperium）。无论一个人如何在拜占庭“至尊权”（caesaropapism）问题上纠缠不清，事实依然是，从君士坦丁开始，皇帝就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教会。他可以独自召集全体主教参加的大公会议，并主导会议走向；他能够签署在教义方面具有约束力的宣言〔如泽诺（Zeno）的《联合诏令》（Henotikon），或是希拉克略（Heraclius）的《信仰模式》（Ekthesis）〕；他有权力任命牧首和都主教，并被允许优先进入教堂内殿，只要他愿意，他甚至可以亲自讲经布道（如利奥六世所做的布道），尽管他不能主持圣餐礼；皇帝还例行公事地颁布法令来指导教会那些独有的问题（如神职人员结婚、私人神甫和进入修道院的最小年龄等），正如教会法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平信徒一样，二者在各自的领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当然，我们也能引用一些相反的例子，教会中人也会在某些教义或道德问题上反对皇帝（如果这些教士不屈服的话，就会立即被皇帝驱逐），并且，在帕列奥列格时期，那些无能的继任皇帝试图强行与罗马教会联合，也招致了公众的反抗。这里甚至还有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很可能是这样的），牧首佛提乌在一部法律著作中插进了一个类似于西欧“两种权力”学说的表述，但是这部被称作《序言》（Eisagoge）的法律，并没有付诸实施。这些特例不能被用来否定通例，拜占庭教会和国家不可分割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拜占庭不像西欧那样在精神和世俗领域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张的关系。近代以来，东正教会依然遵循着相同的从属之路，无论是在奥斯曼苏丹、俄国沙皇，还是苏联共产主义的统治下都是如此。

在拜占庭世界，特别流行修道院生活，但即便是修道生活也不能与君主政治抗衡。事实上，“学者”圣狄奥多尔（St Theodore Studite）做出了唯一一次尝试，他试图创造一个能够影响帝国政策的修道士群体，并在教义和道德领域担当仲裁者。在涉及君士坦丁六世“非法”婚姻时（795年），他认为修道院之外的教会表现出软弱是一种罪过，之后，他又反对再次兴起的毁坏圣像运动（815年）。圣狄奥多尔是一个有坚强决心和杰出组织才能的人，他能够利用修道士群体日益增长的声望，因为在毁坏圣像运动的第一阶段，主教们表现得令人大失所望：在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上（787年），修道院长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承认，被视为教会中具有支配地位的团体。然而，圣狄奥多尔的创举还是遭遇了失败。尽管自此之后，修道士一直为人敬重，有些皇帝还非常重视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却没能发现有哪些个人或修道士群体能够赢得圣狄奥多尔为之奋斗的那种影响力。米海尔三世可耻的表现（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史料所说的）并没有受到修道士的责备，而巴西尔一世弑君自立的行为也未受谴责。利奥六世的第四次婚姻动摇了教会的基础，但是他的精神导师、伟大圣洁的修道士尤西米乌斯（Euthymios）却站到了他主人那边。之后的历史也是一直这么延续下来的。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最终没有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修道士党派”。修道院分布过于零散，以至于无法形成一种合力。拜占庭没有像西欧世界那样的修道守则，这些守则能够确保存在一个统一的组织和共同的具体目标。修道院是与各种庇护人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些修道院可以被归入国家级别（也就是说属于皇帝的赠赐），另一些的庇护人是主教，还有很多修道院是由平信徒赞助建立的，但是随着中世纪的发展，总的趋势是修道院走向了独立（被称作autexousion或autodespoton），就像修建起树篱，以免遭外界盘剥一样。拜占庭修道院依靠保有并不断扩充捐赠数目逐渐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这也是一些修道院能够一直延存至今的原因。它们在其他事业上的作用，如教育领域，则已经被显著地夸大了。即使是在阿索斯圣山，这个由20座修道院组成的“共和国”里，尽管一些修道院已经非常富有，但是直到1753年，才建立了第一座学校，而仅仅八年之后，学校就被永久关闭了。对于修道院来说，学校只能制造麻烦，并且阻碍它们追求“天国的生活”。

如果我们要找出一条原则，以用作拜占庭道德生活观念的基石的话，那么答案就是“规范”（taxis）。它最清楚地彰显于天国之中，并弥散在世界各个角落。而“失范”（ataxia），也就是无序和混乱，则是蛮族与魔鬼具有的特征。在世事中，规范的存在使人们必须遵守那些业已确立的法则。我们称为《礼仪书》（Book of Ceremonies）的作品是由君士坦丁七世撰写的，它被形容成一部“展示帝国规范”的著作，并且在它只有一页的前言中，“规范”及其衍生词竟出现了8次之多。我们确信，假如不顾及传统，那么帝国的制度就会变得不那么赏心悦目，并且绝对和那些凡夫俗子建立的未开化政权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规范”的实质更多地被用来指导皇帝的言行的话，那么平民百姓也会受到它的约束，尤其是在他们进入教堂时更是如此。教会礼仪年（liturgical year）的循环往复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些固定与变动的节日和斋戒，日常生活中为圣徒举行的那些庆典，那些经文、圣歌和宗教游行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最清楚地彰显了人与神之间和谐有序的关系。

如列昂节夫正确地强调的那样，拜占庭文化表现为几乎不关心人的幸福，尤其是对于未来缺乏规划。拜占庭没有对人世间的“千年王国”在物质和精神上进行改良的期盼。对个人而言，所有的冀望不过是最终的末日和一个破旧罪恶的世界，以及随后的基督再临。上帝的裁决将是最终结果。因为拜占庭人拒绝炼狱的教义（这被公认为是一个稍后出现的概念），所以他们坚持认为来世与现世相比不会有任何发展。

西里尔·曼戈

君士坦丁的面孔

“四帝共治”（Tetrarchy）时代的皇帝留下的是那种看上去深思熟虑、冷酷无情，酷似墨索里尼（Mussolini）的肖像，标志性的特征是粗壮的脖子、下巴上的胡子茬，还有严厉的神情——用以彰显军旅生涯中的艰辛与决断。君士坦丁则更喜欢被表现为“和平的创立者”，他的形象永远年轻，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做出像奥古斯都一样的样子。出自罗马新皇宫（Basilica Nova， 315年）的君士坦丁巨型大理石头像有真人头颅的8倍之大。它有一个鹰钩鼻、凸出的下巴和大大的眼睛，这也许是、也许不是其真实的特征，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确展现了这座被崇拜的雕像的平静与威严。君士坦丁与神之间的关系最初是与阿波罗-赫利俄斯（Apollo-Helios）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表现在了他的铸币上，他的胸像与“无敌的太阳神”（Sol Invictus）部分地重合在了一起。公元324年之后，出现了另一种不太明显的表现方式，一个凝视天空的头像会让我们联想到亚历山大大帝。

君士坦丁后来成了基督教的圣徒，他事实上获得了“等同于使徒们”〔‘the equal of the Apostles（isapostolos）〕的地位，这是古往今来唯一获此殊荣的皇帝。同时还出现了几本关于他的圣徒传记，这些作品和实际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关联。然而，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长子，由一个异端教士洗礼，并在去世后被按照多神教的传统神化。在君士坦丁堡以他名字命名的广场中，他的雕像也再一次被装扮成赫利俄斯的模样。这座雕像矗立在他建立的斑岩石柱之上，成为公众崇拜的对象。无怪乎他的个性会被解读得如此多种多样。他究竟是个恶棍和投机分子，还是一个“真诚的人，在一个黑暗世纪的开端，他看到了真理”〔A. 皮加尼奥尔（A. Piganiol）〕？

作为一名圣徒，君士坦丁的形象常见于拜占庭的教堂装饰之中。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教堂10世纪的镶嵌画上，表现了他正在向圣母敬献他所建立城市的模型。他的形象依然是没有胡须的，也许这是为了遵从古代文物的精神，但是他披着长发，被光环环绕，身披拜占庭皇帝出席重大仪式的盛装。然而，在中世纪，他通常被描绘为有须的形象，就如同每个成年人那样。他和他的母亲圣海伦娜（St Helena）在一起，两个人一起紧握着后者发现的“真十字架”（True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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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锡尼（Licinius）被君士坦丁包围在了尼科米底亚，随后，他放弃了希望，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战士来进行一场战斗。因此，他走出了城市，匍匐在君士坦丁身前苦苦哀求。他为后者披上紫袍，承认他是皇帝和主人……君士坦丁将李锡尼送到了塞萨洛尼基，仿佛能让他就此安度余生，但是不久他就一如既往地背弃了自己的誓言，将李锡尼送上了绞刑台。现在，整个帝国都掌握在君士坦丁一人手中了。”这就是多神教历史学家左西莫斯（Zosimus）在公元500年前后的一段记载，他描述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于324年对皇位的最后一位竞争者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这场胜利让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无可争议的主人，这也是整个罗马世界最为富庶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君士坦丁将这些新占领的领土与西部省区合而为一，后者是他在公元306年之后那段动荡冲突的漫长岁月中逐渐掌控的。尽管有时在一些基督徒留下的史料中，这会被看作某种神示天命的结果，但是如左西莫斯所说，君士坦丁霸业的背景，应被理解为一群雄心勃勃的男人残忍血腥而又斗智斗勇的较量，这也正是晚期罗马帝国的政治特征。

尽管还能勾勒出它的大致脉络，但我们已经很难准确无误地重现这一权力斗争的细枝末节。从293年到305年，在皇帝戴克里先的安排下，也就是历史学家所谓“四帝共治”制度下，罗马帝国被两个头衔为“奥古斯都”的皇帝统治着。二者中地位稍高者统治东部，而另一位则驻扎在西部。每位奥古斯都下设一“恺撒”，这是奥古斯都的副职，并有权继承他的权位。305年，已明显年老体衰的东部帝国奥古斯都戴克里先和西部帝国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Maximian）宣布退位。相应地，他们各自的恺撒继承了他们的位置：伽勒里乌斯（Galerius）得到了东部帝国，而君士坦提乌斯则得到了西部帝国。在东部，伽勒里乌斯任命他最年长的外甥马克西明（Maximin）为恺撒。而在西部，他把属下一位叫作塞维鲁（Severus）的军官强加给了君士坦提乌斯，让其成为后者的恺撒。

306年，君士坦提乌斯在征伐皮克特人（the Picts）的途中，于约克去世。尽管他的“太上皇”宣布塞维鲁为继任者，但君士坦提乌斯在不列颠的军队却拥立了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为帝。这一篡位行为引发其他人的效仿，罗马军队支持西部帝国先帝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辛提乌斯（Maxentius）登上皇位，后者随后有效地控制了意大利和阿非利加。

作为地位更高的奥古斯都，伽勒里乌斯徒劳地尝试重新控制局面。他没有顾及马克辛提乌斯在中地中海地区的实力，在放弃了对塞维鲁的支持之后，任命一位先前在军队中的同袍为新的西部皇帝，这个人叫作李锡尼。帝国此时就有了5位君主：东部的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以及西部的李锡尼、君士坦丁和篡位者马克辛提乌斯。戴克里先皇帝在法律和政治上引入的这一制度只存在了不到二十年即告瓦解作废。

310年，伽勒里乌斯做了最后的试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他发动了一场战争，期望能够将罗马从马克辛提乌斯的手中夺回，但是却遭受了可耻的失败。311年，伽勒里乌斯去世，他在小亚细亚和东部地区的权力被全部移交给马克西明，而李锡尼控制着先前隶属于东部奥古斯都管辖的欧洲行省。伽勒里乌斯之死开启了一个新的进程，自此之后，剩余的统治者彼此攻伐，直至消灭所有对手为止。

君士坦丁于312年取得了伽勒里乌斯没能企及的成功，于米尔万桥（Milvian bridge）之战击败了他在帝国西部的主要对手、篡位者马克辛提乌斯。这一令人震惊的胜利让君士坦丁控制了罗马城。君士坦丁稍后将他的胜利归因于在这场战争之前他放弃祖先的宗教而皈依基督教这件事。确实，从312年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君士坦丁公开表达对基督教会的支持，并且给予它最为慷慨的馈赠。313年，李锡尼也取得了相应的胜利，他在色雷斯击败了马克西明，并使自己成为东部帝国的统治者。接下来，这两个坚持到最后的奥古斯都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军事摩擦。然而，直到32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才不约而同地发动了战争，君士坦丁先于亚得里亚堡，之后又在尼科米底亚附近的克里索波利斯（Chrysopolis）击败了李锡尼。

为了褒奖这场胜利，君士坦丁命令将位于尼科米底亚邻近地区，也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希腊古城拜占庭重新敬献给自己，并将其命名为君士坦丁堡。此后他更颁布敕令，要求将这座城市建设得富丽堂皇，以符合帝都的身份。大约过了五年，这项工作初始阶段的大部分工程胜利竣工，而“君士坦丁之城”于330年5月11日正式祝圣。君士坦丁在这里新建了一个元老院，并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余生绝大部分时光，直到337年去世。

我们所谓拜占庭文明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和君士坦丁皇帝联系在一起。正是君士坦丁的城市成为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和防御堡垒。正是君士坦丁选择皈依基督教，将他的新信仰作为罗马人国家中受到优待的宗教，并将他的统治扩展到希腊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罗马世界的东半部，才使得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传统以及希腊的知识文化融合到一起，缔造了之后特征明显的拜占庭理念世界。

然而，我们必须稍作停顿，以便在最开始就牢记，君士坦丁并没有认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遑论缔造了一个新的文明。君士坦丁是一个讲拉丁语的人，他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来到东部地区的。他恢复而非破坏了那种统一，即由一个被视作“世界之主”（dominus orbis terrarum）的人来统治罗马帝国的传统。皈依基督教之后，君士坦丁似乎只对信仰的本质问题做出过很模糊的表述。至少在最初，在他公开的形象和宣传中，君士坦丁继续使用的那些表现形式、措辞和主题，即使不能完全归于多神教范畴，也足以吸引一个多神教的听众。至少直到323年，君士坦丁的官员依然在铸造敬献给多神教崇拜偶像——“无敌的太阳神”的货币。君士坦丁小心谨慎地避免冒犯帝国统治阶层中那些拥有强大势力的多神教分子，这些人的合作与支持是他迫切需求的。

尽管如此，我们将拜占庭历史的开端定于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之时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不仅是君士坦丁的军事天才为拜占庭世界的诞生提供了文化和思想意识上的先决条件，同时他在东部的统治进一步催生了一系列的社会进程，这导致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

从324年开始，君士坦丁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疆域包括从东方的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及到西方的不列颠行省，从南方的北非地区到北方的多瑙河与莱茵河沿岸的广大地区。在北部和南部的边境上，帝国面临的对手主要是相当原始的部族，如莱茵河外的诸日耳曼部落，以及北非和阿拉伯地区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等。在东方，帝国遇到的是一股更令人畏惧的力量，即拥有古老文明的波斯人。大体看来，4世纪和2世纪的情形的确非常相似。然而，在基本结构上，君士坦丁的帝国和他2世纪的先辈所统治的大相径庭。更确切地说，罗马世界在最近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转型阶段。

1—2世纪的罗马帝国是以城市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帝国地方上的精英居住在那些重要的城市中心，这些地区在拉丁语中被称为civitates，在希腊语中则被写为poleis。这些精英被纳入城市议会，后者被称为curiae或bulai。皇帝主要通过城市议会来进行统治——他的意愿通过其任命的总督传达给城市议会的成员，而总督则将省区的情况反馈给皇帝和元老院。这种相对意义上的委任统治体系有利于治理一片如此广大的区域。如果从省区层面来说，地方社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国家的最高机构则旨在维护一种植根于意大利地区并以罗马为中心的、服从于元老院且相当保守的秩序。

这一延续下来的统治系统在3世纪中晚期遭遇到极大的压力。罗马与多瑙河、莱茵河之外诸多蛮族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已经损害到了这些人原有的传统，像平等主义、社会习俗等，进而促使某些规模更为庞大的部落与部落联盟形成。相对而言，北部诸部落在此之前给罗马造成的军事威胁是零碎分散的，而到了3世纪时，一些更加难以对付的群体开始出现。

同时在2世纪晚期，罗马帝国用入侵波斯人领土的方式，将自己的边境继续向东推进。帕提亚王朝败于罗马人之手，其统治因此覆灭，贵族之间爆发争权夺利的斗争。在205—206年，一位叫作帕帕克（Papak）的贵族领导发动了一场大叛乱。帕帕克在208年左右的某个时间去世，但是他的儿子阿尔达希尔（Ardashir）于224年将波斯世界归于一统，并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226年9月，阿尔达希尔在泰西封（Ctesiphon）的皇宫里加冕为萨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的第一位国王（shah）。很快，阿尔达希尔通过对罗马人发动的一系列进攻获取了声望，并以此寻求将波斯贵族团结起来支持自己。这一侵略政策被他的儿子，也是他的继任者沙普尔一世（Shapur Ⅰ）延续，后者在260年发动了一场深入叙利亚北部的冒险战役，洗劫了安条克，并俘虏、羞辱了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

对于罗马人来说，极大的不幸在于这一时期波斯人的入侵与北部蛮族的袭击相伴而来。这样一种局面，无论是罗马的军队、皇帝还是元老院都始料未及，根本没有任何准备，自然也就无力应对。连续几位皇帝在军事危机时的无能表现都引发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一位接一位的皇帝被自己的士兵废黜或杀害；地方社会也逐渐开始依靠自己的资源，这导致一系列分离（尽管未必是分离主义者）政权的出现——258—274年，高卢人在西部建立了政权，而在东部的帕尔米拉，一个分离政权也存在多年，直到272年为止。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罗马爆发了一场社会革命。此前，皇帝都是由元老院任命的，现在却逐渐由军队指定，并且军队通常从自己的同袍中推举候选人。结果是，一批出身卑微并从军队中产生的皇帝为了帝国的理想而竭尽全力，但却难以承受任何失败。这一过程在284年达到了顶峰，戴克里先战胜了他的竞争者，当上了皇帝，并对国内外的对手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战争。

戴克里先使帝国恢复了和平，这使得他有机会推动一系列强有力的行政改革。“四帝共治”制度——这个我们前面提及的多统治者体系——使帝国将权力更多地下放给那些地处容易产生麻烦地区的领袖。奥古斯都及其恺撒一般都将自己的首都设在帝国的边境地区，如西部的特里尔或东部的安条克。与此同时，重建国家的财政和行政系统，这让皇帝得以更好地掌控省区的日常事务。省区的军事和民事管理权被一分为二，军队的规模也有所扩大。省区的面积减小了，总的数量相应增加，以便中央政权加强对城市议会的控制。军队数量的增加与掌控一切的帝国官僚系统的膨胀造成的结果是，直接隶属于中央管辖的军事与民政高官的数量达到了原来的两倍以上。这些职位起先由省区城市议会中的那些高层人士占据。同时，这些官员进入元老阶层的大门也逐渐被打开。一个崭新的帝国官僚贵族阶层就这样形成了。

君士坦丁渴望取得进一步的成果。这位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新的元老院，这尤其加速了东地中海世界精英阶层形成的进程。对于君士坦丁来说，为了巩固他在东部省区的政治地位，至关重要的是要与东部地区官僚系统中的高层官员及城市议会中的显赫人士建立起私人联系，并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追随者。为此，他极尽吹捧示好之能事，并尽力提高他们的声望。君士坦丁充分认识到，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依靠收买来结交朋友，给予他们进入新元老院的资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为了吸引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到君士坦丁堡，皇帝颁授土地给那些打算在城中修建私宅的人。332年，君士坦丁建立了常规的面包配给机制，粮食来源是盛产谷物的埃及地区。君士坦丁建立君士坦丁堡及其元老院，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扬名四海，同时也是基于实权政治（Realpolitik）的仔细考量。这些政策的长久影响是将东地中海世界的官僚贵族聚集到一个政治群体中，并给东部省区的统治阶层带来共同利益与共同身份的观念。这种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共同身份，在早期拜占庭世界发展出彼此紧密联系的元老精英阶层。

君士坦丁还十分敏感地意识到，物质上的刺激能够推动他的新宗教向前发展。他于312年宣布，基督教士可以免于向其所居城市的城市议会履行义务——这一政策导致人们不断涌向教会。国家向教会提供了大量资助。在战胜李锡尼之后，君士坦丁特许教会领袖任意向国库索取他们需要的财富，无论是为了扩建、装饰还是建造供宗教崇拜使用的场所。与此同时，“圣地”也被隆重地重新交还新的上帝选民——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圣墓教堂（Holy Sepulchre），并在伯利恒（Bethlehem）修建了圣诞教堂（Holy Nativity）。

如果说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理解表现出一定局限性的话，我们不能因此对其过于苛责。基督教的许多基本教义在这一时期尚未阐明，甚至连《圣经》的文本也没有最终定型。然而，君士坦丁接纳基督教的行为的确是该信仰向前发展，直至最终确立的标志和关键转折点，因为皇帝的皈依意味着罗马人国家的强权现在可以被用于支持任何一个皇帝所知的神学或教会派别。基督徒刚刚还在多神教宗帝的迫害中哀叹，现在却更想用同样残忍的威权去对待基督教的敌人。325年，皇帝在尼西亚（Nicaea）主持了一个基督教主教的会议，这个会议最初是为了解决圣子与圣父之间的关系问题。君士坦丁在尼西亚会议上支持划定的那个标准后来被其他皇帝和大公会议当作确定异端的尺度，但这比起会议本身，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些“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决议成为帝国法律的组成部分。否定这些教规不仅意味着违背上帝，同时也意味着违背皇帝的意志。

这些政策毫无疑问推进了基督教事业的发展。然而，基督教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更决定性地促进了其权益。正是这位皇帝，到他于337年去世时，恢复了罗马世界的和平与统一，并在东地中海地区着手建立一个统治稳固且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实体，其臣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皇帝的功业大肆庆祝。在拥戴君士坦丁的问题上，他的政策和王朝在军事方面的胜利与慷慨大度的捐献远比信仰上的缺陷更为重要。

这种对君士坦丁时代美好记忆的眷恋，在他去世之后不久就引发了暴力的后果。君士坦丁似乎打算将他身后的帝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君士坦斯（Constans）〕及其继母狄奥多拉的孙子们。君士坦丁去世后的三个月出现了一段动荡的空位期，直到337年9月，君士坦丁的儿子们自立为奥古斯都。在此之前，君士坦丁堡爆发过一场军队骚乱。士兵宣称他们不接受“君士坦丁儿子们之外的”统治者，狄奥多拉的孙子们以及他们的一大群亲戚和支持者都惨遭屠杀。仅有的两名幸存者是伽卢斯（Gallus）和尤里安，他们是君士坦丁被残杀的同父异母兄弟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的两个幼子。尤里安当时非常年幼，得以幸免于难，而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伽卢斯则因为体弱多病而被认为没有杀害的必要。

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于337年秋天在巴尔干半岛的潘诺尼亚会面，他们瓜分了帝国。老二君士坦提乌斯掌控着色雷斯以东的省区；君士坦斯得到了巴尔干半岛的其余部分，以及意大利和阿非利加；而长兄，同时也最可能是私生子的君士坦丁二世分得了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君士坦丁二世很明显对分配结果不满，他于340年在意大利发动了不成功的战争，并最终在阿奎拉（Aquilea）附近被杀，他的幼弟夺取了他先前分得的领地。在东方，借由权力交接之时频繁出现的政治动荡局面，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Shapur Ⅱ）尝试发动了数次对罗马人边境城市尼西比斯（Nisibis）的入侵。第一次大约发生在337年夏天，随后波斯人又于346年和350年两次入侵。君士坦提乌斯以安条克作为基地，进行顽强抵抗，取得了成功。

君士坦提乌斯是个多疑的人，作为基督徒，他还不像其父那样是个实用主义者。然而，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以及他作为统治者的尽职尽责，还是赢得了很多东部臣民的崇敬。甚至连信奉多神教的历史学家阿米安·马塞利努斯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的作品记载了君士坦提乌斯统治后期的事迹。君士坦提乌斯成功的关键可被再度归结为超凡的军事能力和精心计划的慷慨捐助。在君士坦提乌斯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得到进一步装饰，富丽堂皇，其元老院规模也显著扩大。君士坦丁堡的元老被赐予和他们的罗马同僚同等荣耀的地位。

如果说君士坦提乌斯在其父的基业之上有所建树的话，那么他的弟弟君士坦斯处事则不那么明智。人们认为他总是持续不断地制定错误决策，并且其宫廷也因为花费无度而备受责难。尽管君士坦斯以其立法反对同性恋行为而闻名，但是稍晚的史料记载，他一直和一些蛮族战俘保持着同性伴侣关系。350年爆发的宫廷政变推翻了他的统治，有着日耳曼血统的军官马格恩提乌斯（Magnentius）取而代之。这一行为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君士坦提乌斯的愤怒，他于351年首先将篡位者的军队驱逐出巴尔干半岛，而后挥师意大利，最终抵达高卢，马格恩提乌斯的军队于353年在此被彻底击败。

君士坦提乌斯在西部的逗留无疑会给其在东部的统治带来问题，波斯人一直在那里制造威胁。君士坦提乌斯因为没有子嗣，不得不从337年大屠杀的幸存皇室成员中挑选继任者，他于351年任命伽卢斯为恺撒。伽卢斯在东部统治的最显著特点看起来就是他无谓地滥用暴力。正如阿米安记载的那样，“他已经超越了被赋予的权力界限……由于过分严厉，他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伤害”。君士坦提乌斯不能容忍东部地区的离心倾向，他于354年以他特有的直率作风将伽卢斯召唤来，并处决了他。此时，君士坦提乌斯忙于与叛乱的蛮族部落在莱茵河沿岸进行一系列的战争。他于355年任命伽卢斯同父异母的兄弟尤里安为恺撒，并委派后者主持高卢战事，而他自己则移师多瑙河边境作战。

君士坦提乌斯肯定知道尤里安没有任何理由敬爱他。毕竟在尤里安家族被屠杀殆尽的问题上，皇帝是牵扯其中的。尤里安和伽卢斯在342—348年期间实际上被软禁在卡帕多西亚的一座宫殿之中。直到348年，尤里安才得到了一些宽恕，允许他走出那个狭小的世界，并且被批准第一次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后他又去了尼科米底亚、以弗所，并在雅典短暂停留，他在这些地方忙于接受自由的教育。这位年仅24岁，颇有些书呆子气的年轻人看起来不可能威胁到君士坦提乌斯这样刚强冷酷的战士，后者的地位坚如磐石，因为他的军队热爱着他。

波斯人于359年攻占了罗马人的边境重镇阿米达（Amida），次年他们又攻陷了另外两座罗马的边境要塞。君士坦提乌斯不得不回到安条克做战争的准备。从357年君士坦提乌斯移师多瑙河起，尤里安实际上就已经成为西部诸行省唯一的统治者，为此，他充满活力地使自己适应这一职责。在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战役后，尤里安将那些入侵的蛮族赶出高卢北部地区，并在莱茵河边境之外展现罗马军队的威力。与此同时，他已经意识到在高卢征税对国库及其臣属同样有益。尤里安证明了自己不但是位英勇的将军，同时还是个公正且富有效率的行政管理者。

尤里安在高卢取得的成功看起来让君士坦提乌斯感到恐慌。于是，皇帝于360年初命令尤里安将属下军队的很大一部分派往东部，以应对波斯战争。对尤里安来说，这看上去必定是个刻意采取的举动，以削弱他的地位。尤里安的部队很快向东进发，而他们的数量恐怕并非如君士坦提乌斯当初所愿。因为尤里安的军队于360年2月拥戴他成为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拒绝任何削弱自身权力的行动，尤里安及其军队于361年开始向东方远征，打算以武力解决皇位之争。君士坦提乌斯因此从安条克撤军，如阿米安记录的那样，“他一如既往地渴望进行内战”。然而，当他和他的军队穿越奇里乞亚（Cilicia）地区时，他患病发烧并被夺去性命。已故皇帝的幕僚同意承认尤里安为罗马世界最高的统治者，并且派两位军官出发去邀请他“不要有任何犹豫地去控制东部，那里已经准备好臣服于他”。尤里安迅速进入君士坦丁堡。

尤里安的统治只持续了不到18个月。然而，对于他同时代的人和现代学者来说，其统治时期具有持久的魅力。他在其堂兄 去世时，选择向公众公开了一件长久以来只有其亲信至交才知道的秘密，即在351年他首次来到尼科米底亚和以弗所学习时，就抛弃了君士坦丁的上帝，转而拥抱带有神秘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多神教。尤里安一进入君士坦丁堡，立即宣布宗教宽容政策，取消基督教会和教士享有的特权，并且命令在帝国各城市的神殿中恢复多神教崇拜。

尤里安试图通过这一声明公然恢复罗马世界对传统诸神的崇拜，他认为正是众神赐予了罗马过往的荣光。然而需要意识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对于许多非基督徒来说，尤里安的多神教信仰看起来也是一个奇怪的、甚至很可能是令人陌生的混合物。尤里安从小就被培养成基督徒，他的多神教信仰就像一种语言中带有某些异邦的腔调，仿佛一个人急切地希望获得认同，但在那些操母语的人听来却相当陌生一样。尤里安信奉的是具有很高知识水平的多神教，它通过一种隐喻性的解释接近古希腊罗马传统的神话传说。当对众神中的单独个体进行崇拜时，这些崇拜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指向了更为清晰的独一的神圣准则，即尤里安所描述的“造物主……所有人共同的父亲和国王”。

这一掺杂了一神论倾向的理论在晚期多神教信仰中就已存在，也许对于帝国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更具有吸引力。然而尤里安这一高度思辨的理念却和另一种品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信仰奇迹、献祭和相信魔法，这些东西恰恰被那些精英认为是相当粗鄙愚昧的。因此阿米安评价尤里安道：“他更为迷信，而非真正地尊奉宗教仪式，并且他献祭了无数牺牲而不考虑花费。”不仅仅是因为基督教宗帝的登基促使各行省多神教信徒废弃他们在城市中的神庙，并放弃相关的崇拜仪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趋势也是公众和那些出身良好的多神教徒对花费甚高的宗教活动缺乏兴趣所致。

如果说尤里安的宗教倾向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多有冲突的话，他在世俗领域的某些想法也是如此。从本质上来说，尤里安的政策体现出他决定颠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其宫廷在规模和壮丽程度上都有所缩减。皇帝回到罗马世界首要行政长官的角色，而非万事万物的主宰。中央政府的功用被逐渐削减，帝国行政管理的运行再度变为更主要依靠城市议会的自治。这一传统抱负也许会赢得一些人的赞扬，但是逃离城市职责义务的束缚，通过参军或进入中央政府而功成名就，去体验宫廷生活的奢华等机会的大门早已向那些帝国新贵敞开了，他们自然不愿就此认输。

因此，当尤里安于362年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安条克时，发现自己的宗教和世俗政策明显没有引起沿途城市公众的热情和兴趣，也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而这一倾向在尤里安与安条克市民发生激烈冲突时达到了顶点。在那里，尤里安为阿多尼斯（Adonis）的节日举行奢侈的献祭，而这座城市当时正面临食品短缺问题。再加上皇帝笨拙地试图减轻城市饥饿的努力，更是激起了基督徒和多神教徒共同的愤怒。公众的嘲讽给这位敏感的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回到这一地区时，尤里安就宣布他要选择塔尔苏斯（Tarsus）而非安条克作为他的驻地。

然而，尤里安于362年在东方的远行让他认识到实现自己抱负的艰难。为了实现其目标，他选择了罗马皇帝长久以来团结东方操希腊语城市的办法：发动一场对希腊世界传统敌人——波斯帝国的战争。363年，尤里安率领6.5万名战士进入波斯人领土。阿米安·马塞利努斯为我们留下了第一手的证据，他记录了尤里安一系列辉煌的胜利，直至逼近波斯国王的首都泰西封。在城市守军的注目下，尤里安主持了一系列的竞技庆典和比赛。一场辉煌的胜利似乎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一胜利能够显示出他所信奉的宗教的优越性。然而，尤里安及其幕僚很快就意识到，即使竭尽他们所能，这座城市也是坚不可摧的。正如基督徒纳西盎的格里高利所言：“从这时起，就像沙子从脚下滑脱，抑或如大风暴突然爆发摧毁了舰船，他的前景开始变得灰暗了。”

在此关头，尤里安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没有选择沿着来时的道路撤退，而是烧毁了军队用来渡过幼发拉底河及其支流的船只，并进一步深入攻击波斯人腹地。当他这样做之后，其军队士气逐渐低落、给养供给不力，并饱受抢劫和伏兵之苦。在6月26日的一场战斗中，皇帝被一支长矛刺中，那支长矛刺穿了他的肋骨。尤里安被抬到他的帐篷里，并于当晚去世。根据阿米安记载，他公开宣称自己心满意足，至少他是死于战场而非倒在“一场密谋”中。其余的细节就不太能够确定：有传言说皇帝实际上是被自己阵营中的基督徒士兵刺杀的。

历史学家会很轻易地将尤里安当作无望的理想主义者，其政策注定要遭到失败。当然，我们很难想象皇帝的世俗政策如何能够取得成功。然而，尤里安异乎寻常的多神教政策却有可能把帝国的政策目标定为：基督教是众多信仰中的一种，可以容忍它的存在，却不给予特权。这当然是可以实现的，尤其是如果这位多神教宗帝能够在波斯战场赢得他在高卢所取得的胜利时更是如此。如君士坦丁的统治所显示的那样，在现世赢得臣民忠诚的最重要因素，是皇帝在军事上的成功而非其宗教倾向。我们可以从尤里安去世后的事态发展看到这一点。

他的军官先将皇冠转交给上了年纪的多神教同袍萨鲁提乌斯（Salutius）。只是在萨鲁提乌斯谢绝后，他们才将基督徒军官约维安（Jovian）拥上皇位。后者主持了与波斯人的谈判，作为撤退的条件，他将边境城市尼西比斯和一片罗马人的领土割让给波斯人。从此再没有一位多神教徒成为罗马人世界的主宰。基督教会即将确认这一点。4世纪后半期，尤里安之前的基督教宗帝对多神教残余势力奉行相对中立的政策，之后则逐渐变得冷酷无情，或使其自动皈依基督教，或用高压政策使其屈服，以求建立完全基督教化的社会和国家。

约维安带领士气低落的罗马军队返乡，在离开安条克前往君士坦丁堡途中，他于364年2月17日病逝在首都附近。皇位接下来传给将军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他将帝国分给自己的弟弟瓦林斯，后者获得东部地区，瓦伦提尼安则获得西部地区，并且居于领导地位。在西部，由于尤里安率军远征，蛮族再次越过多瑙河和莱茵河入侵。瓦伦提尼安在接下来的十一年中花费大部分时间与他们作战，并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在东部，瓦林斯被迫同时面对复兴的波斯帝国和普罗柯比的叛乱，后者是先皇尤里安的亲戚和支持者。在击败普罗柯比后，瓦林斯越过多瑙河与那位篡位者的蛮族盟友作战，并于369年击败了他们。

375年，瓦伦提尼安在多瑙河沿岸作战期间不幸去世。他已经决定让其长子、16岁的格拉提安（Gratian）继承其皇位，并且把这个孩子留在北高卢的特里尔。事实上，格拉提安以一种不合常规的方式于367年获得了奥古斯都的头衔。然而，瓦伦提尼安在多瑙河的军队没有遵从他的遗愿，而是拥立其4岁的儿子瓦伦提尼安二世为帝，他的皇宫被设在意大利北部，而格拉提安的支持者依然十分活跃，并控制了高卢地区。

然而，格拉提安的政权于383年受到直接的挑战，不列颠爆发叛乱，其领导者是来自西班牙的将军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Magnus Maximus），在其策动下，格拉提安的军队迅速变节。这导致篡位者有效地控制了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地区，而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宫廷则被孤立在意大利。马克西姆斯寻求获得东部新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承认，后者在379年继承瓦林斯的皇位。但狄奥多西一世没有承认他的地位。387年，马克西姆斯翻越阿尔卑斯山，以求控制意大利和阿非利加，这一行为导致388年狄奥多西一世以支持瓦伦提尼安二世为名入侵帝国西部。马克西姆斯战败被俘后被处决。瓦伦提尼安二世被送到高卢，并在维也纳建立其皇宫。在这里他成为其东部同僚的傀儡，正是后者给予了他皇位。

显然瓦伦提尼安二世对自己丧失实权感到沮丧，于是他在392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此引发了另一场内战。西部军队司令官阿尔伯加斯特（Arbogast）试图把叫作尤根尼乌斯（Eugenius）的盟友推上皇位。狄奥多西一世为此率领军队，于394年对西部发动了新的战争。皇帝成功地击败篡位者，但是他自己却在395年去世，并将其帝国分给两个儿子，西部的霍诺留（Honorius）和东部的阿卡狄乌斯（Arcadius）。

在罗马帝国东、西部省区关系问题上，从瓦伦提尼安一世去世直到狄奥多西一世去世的这段时间，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西部，能力不足的格拉提安和瓦伦提尼安二世继承瓦伦提尼安一世的皇位，意味着西部省区，尤其是不列颠和高卢的统治阶层缺乏有足够个人权威或名望的人物来有效地负责军事事务。首先得到拥护的是马克西姆斯，之后则是尤根尼乌斯，这体现出如果这些篡位者能够具备必要的领导力的话，西部社会的上层人士已经逐渐准备好服从他们。西部帝国中央政府的弱化将在395年帝国一分为二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两个现象使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

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罗马世界的军事安全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北众多蛮族部落的压力下显得岌岌可危。而那些蛮族部落自身在来自欧亚大草原的任何威胁面前也十分脆弱。欧亚大草原包括平原和草地，从潘诺尼亚平原，经过黑海北部地区，一直到达遥远的中国边疆，其不稳定会导致那些具有高度机动能力的游牧部落向西迁徙，这也许会促使它们接着进入多瑙河世界，抑或会迫使已经定居在那里的蛮族部落进入罗马人的领土。在4世纪时，我们知道被称作匈人的游牧部落进行了这种向西方的迁徙，其中的一支将会在北方给罗马帝国造成极大的混乱。

4世纪70年代中期前的某个时间，匈人看上去已经在黑海北岸和喀尔巴阡山以东自行建立政权，他们首先征服了阿兰人，接下来与到目前为止统治了这片区域的日耳曼哥特部落发生冲突。376年，一大批哥特难民来到多瑙河北岸。在那里，他们恳求瓦林斯皇帝能够让他们定居在罗马帝国，他们将为其服军役以作为获得土地的回报。瓦林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然而，这些哥特人却受到该地区罗马司令官的恶劣对待，这导致西哥特人于378年发起大规模暴动，他们的领袖叫作非列迪根（Fritigern）。8月9日，哥特人在亚得里亚堡（Adrianople）以北的大规模会战中，击败一支由4万人组成的强大罗马军团。三分之二的罗马将士惨遭屠杀，皇帝瓦林斯也在战斗中丧命。尽管狄奥多西一世接下来恢复了和平局面，将西哥特人安置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但他们之间疏远的关系依然是一个不安定因素。

395—410年，局势再度恶化。狄奥多西一世之死在两个关键方面损害了双方关系。其一，狄奥多西一世在西部任命的继承人霍诺留即位时年仅10岁，其宫廷的实际控制者是西部军队司令、有着蛮族血统的将军斯提里克（Stilicho），他是个以对西哥特人抱有敌意而闻名的人物。其二，狄奥多西一世之死使西哥特人有机会在其新领袖阿拉里克（Alaric）的领导下从罗马人那里获得更为优厚的待遇。为此，他们定期攻击罗马人在巴尔干的据点，并逐渐扩张到意大利地区。在君士坦丁堡，这种行为激起反抗哥特人的起义，在这一年共有400名哥特士兵在城中被杀。

在西部地区，斯提里克发动一系列战争来应对这些进攻，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最终他不得不于407年与西哥特人达成协议，为他们提供津贴、赔款和荣誉头衔。然而，在西部也爆发了反对蛮族的运动。408年，斯提里克及其追随者被处决，这使得西部帝国的宫廷与西哥特人的条约出现变数。为了对西部政府施压，阿拉里克率领他的军队进入意大利。因为谈判陷入僵局，他于410年率领军队洗劫罗马城。起先这是东部帝国所面临的困境，但由于狄奥多西一世将西哥特人安置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因此它逐渐成为西部帝国的全面大危机。

哥特人并非唯一在此时进入罗马领土的蛮族部落。至5世纪早期，匈人已经来到了喀尔巴阡山以西，蛮族带来的压力不断加剧，尤其是在莱茵河边境。405年，另一支哥特军队的首领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率领其军队进入意大利。406年12月31日，大批蛮族，包括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越过结冰的莱茵河。同年，拉达盖苏斯在佛罗伦萨城外兵败被杀。但是那些莱茵河对岸的入侵者继续扩大入侵范围，直到他们于409年攻入西班牙为止。412年，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的继任者阿道尔夫（Ataulf）的率领下翻越阿尔卑斯山，在高卢南部定居下来。到5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西部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陷于严重的军事瘫痪境地。蛮族军队控制着高卢和西班牙，并且向阿非利加进军，汪达尔人最终于439年征服了那个地区。407年，罗马野战部队从不列颠撤军，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那里。

这场危机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罗马野战部队在面对蛮族进攻时的无能为力。哥特人在5世纪头十年出现在意大利必然意味着帝国统治者需要将注意力过度集中于半岛地区，以至于无法有效地集中力量以应付高卢地区的形势变化。从395年起，宫廷迁移到米兰，之后又于402年迁到拉韦纳，借此更好地应对西哥特人的挑战。相应地，西部残存省区的军队司令官和帝国官员也不得不仅仅依靠自己的资源。但是406年之后，帝国西部地区在军事问题上应对乏力已不仅仅是因为远离皇帝的控制，更直接的原因是帝国在西部地区的军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基本的防卫。

这是由4世纪新贵族阶层的出现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的结果。这一新精英集团的成员极力确保自身的社会和政治特权，他们为了扩大自己庄园领地的面积而去侵犯小土地所有者和省区下层民众的利益。这一过程在4世纪的“庄园繁荣”（villa boom）时期可以得到体现，考古学家在西部地区确认了这一现象，同时，一位学者曾经描述道，这一时期贵族的财富像“滚雪球”一般激增，这一点可以在史料中得到证实。东部地区也是如此，那里现存的大量4—5世纪的法令都显示皇帝曾试图限制这种现象。这些法令可以让我们产生很多联想，因为那些帝国的统治者声称，富有的大地主正在大范围地运用其影响力和特权来逃避税收。

税收的减少无疑会削弱罗马国家的财政基础，尤其会切断军事命脉，这是帝国最为主要的一项开销。因此，在5世纪初期西部帝国的统治者已经逐渐无法通过增加收入来维持一支常备军了。

由于蛮族的入侵，加上自身应对乏力，西部帝国的宫廷陷于瘫痪境地，随着5世纪后时间的流逝，它已经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帝国官员发现，自己不得不与蛮族进行一些交易，这样至少还能有权使用部分军事力量。例如418年，西哥特人被安置在阿基坦（Aquitaine），他们在图卢兹（Toulouse）建立王国。作为回报，他们答应保护这一地区免遭其他蛮族的破坏。这样，西部地区各省的社会上层人士出于政治目的开始汇聚到蛮族领袖的王宫中，而拉韦纳皇宫的势力则逐渐退出视线。到5世纪中期，皇帝有效掌握的地区只剩意大利了。

然而，即使在意大利，军事形势也十分危险。452年，匈人首领、臭名昭著的阿提拉（Attila）率领军队杀入半岛，并一路所向披靡。455年，罗马城再次遭到洗劫，这次的始作俑者是汪达尔人。由于西部帝国宫廷变得越来越软弱无能，因此西部帝国这个概念看起来也就成了可以舍弃的牺牲品。467—468年，当东部帝国的官吏安塞米乌斯（Anthemius）成为西部皇帝之后，高卢地区的大区长官建议西哥特国王尤里克（Euric）拒绝承认这位新皇帝，并且宣布高卢脱离帝国控制，自封为勃艮第国王。同样，在476年的一场宫廷政变中，西部帝国的最后一位罗马皇帝罗慕路斯被蛮族将领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后者自立为意大利国王，并且通知君士坦丁堡，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在拉韦纳设置皇帝了，该地区有名无实的统治权可以由东部帝国的奥古斯都获得。这一法律虚拟（legal fiction）标志着蛮族自治王国在西部地区的出现，此时他们成了罗马的继承者。

如果说5世纪对罗马帝国西部省区的政府结构来说是个关键性时期的话，东部的形势则没有发生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哥特人的迁徙加上匈人逐渐向西进行的军事活动意味着，对于君士坦丁堡来说，蛮族问题没有拉韦纳那么紧急。即使如此，东部当局也没有什么办法来阻止匈人入侵巴尔干半岛。阿提拉于453年去世，匈人政权随之土崩瓦解，但他们又不得不允许一大群有潜在危险的东哥特人定居在巴尔干北部，这些人之前是匈人的属民。最终，大批东哥特人于489年被皇帝说服，在其首领狄奥多里克（Theoderic）的率领下挥师西进，从奥多亚克手中夺回意大利。狄奥多尔克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政权，他在口头上虚情假意地承认帝国的宗主权，但仅此而已。

至关重要的是，5世纪是罗马与波斯关系的缓和时期。这两大帝国都充分意识到它们面临着由欧亚大草原的混乱局面造成的巨大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合作就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然而，我们也不应过分夸大东部帝国在5、6世纪之交时的实力。东部帝国统治当局无法为西部的防卫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从东部帝国现存的法律文献以及埃及的档案文书中可以看出，和西部一样，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也在战争中遭受失败，他们无力阻止贵族庄园的扩张，以及那些庄园主人的逃税行为。君士坦丁堡政治局势时有不稳定，特别是在泽诺皇帝统治时期（474—491年）出现了一系列宫廷阴谋和起义活动。

另有两个因素进一步削弱了帝国的统治权力。首先，从451年的卡尔西顿基督教大公会议（the Ecumenical Council of Chalcedon）起，东部教会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基督身份中神人两性关系问题的痛苦争论之中。在该次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这一关系的定论遭到埃及和叙利亚地区教会领袖的激烈反对。大部分埃及教会人士拒绝接受卡尔西顿神学理论的行为对皇帝权力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为此皇帝想尽各种应对方式，包括有限度地迫害、哄骗以及妥协，但是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Ⅰ）比较同情反卡尔西顿派的倾向激发了亲卡尔西顿派的敌对情绪。这场争论令人非常头疼，同时让所有人精疲力竭。

其次，波斯人的威胁于6世纪初期卷土重来。萨珊波斯国王佩罗兹（Peroz）于484年耻辱地败于被称作嚈哒（Hephthalites）或“白匈人”的游牧民族之手，后者击败波斯帝国并迫使其称臣纳贡。502—503年，国王卡瓦德（Kavad）试图恢复其王朝的实力，为此再一次发动对罗马人的战争，并攻陷边境城市阿米达。当时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完全有能力抵御波斯人的进攻，因此这个再次出现的好战之敌在当时只是给帝国边境安全带来潜在的威胁。

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早期，对上述每一项威胁帝国统治的挑战都做出有力的回应。他的即位标志着自戴克里先以来罗马统治者最强有力的时代的到来。527—541年，其主要目标集中在彻底重建罗马国家上。查士丁尼一世于527年继承其年迈的舅父查士丁的皇位，成为帝国唯一的奥古斯都。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舅父一样是位军人，他夺得皇位的首要基础是军队的支持，这就在君士坦丁堡的贵族圈内引发一些猜疑。因此，对于新皇帝来说，他必须要尽快地树立自己的权威。

查士丁尼一世在527—541年间实行的改革应该被看作一个整体。正如他在君士坦丁堡建造的那座穹顶奇观，即圣智教堂（Holy Wisdom）或圣索菲亚教堂一样，重新树立皇权具有主宰万物的权威的观念需要依靠一系列涉及众多领域的政策作为支撑，这其中包括了宗教、法律、行省管理、财政政策和皇权观念等。

首先，查士丁尼一世再次重申皇帝对其臣属的宗教生活的控制权。新皇帝于528—529年发布的第一批法令就推出迫害上层社会中的多神教徒残余分子、异端分子和同性恋者的政策。523年，查士丁尼一世第一次千方百计地努力调和教会中卡尔西顿会议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矛盾，试图确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神学信仰，并且断然无情地惩戒和放逐那些违抗皇命的主教。与此同时，皇帝希望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试图成为臣民宗教生活中的神学仲裁者。查士丁尼一世比他之前的历代皇帝更为明确地宣称，皇帝和教士的权威都来自同一个神圣的源泉，因此皇帝有责任独自控制教士和基督教会的活动。皇帝的典礼仪式也逐渐变得更具宗教气息，强调皇帝处于神权与世俗权力交汇点这一独一无二的地位。

除了坚定不移地重新在自己臣民的宗教生活中树立皇帝的核心地位之外，皇帝试图再次明确他对世俗政府的控制。528—534年，查士丁尼一世的顾问团队更新并编纂帝国的民法，重塑原有的法律结构，以为现实需要服务。皇帝在罗马传统中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确立为法律唯一的源泉。正如查士丁尼一世所言，是皇帝“赋予法律以生命”。

在帝国新法律架构出台的同时，查士丁尼一世试图使该法律更为有效地为其臣民服务。535—539年，他向至少17个行省的政府和管理机构颁布法令，以阻止这些总督因接受贵族大地产者的贿赂而贪赃枉法，并确保至关重要的税收收入。正如查士丁尼一世于539年在埃及发布的敕令所言，城市议会议员、大地产者和帝国官员的逃税行为“严重危害了我们国家自身的凝聚力”。

如此多管齐下的改革必定会在国内招致反对，至少在那些贵族看来，皇权过于强势是对其不利的。532年，出现第一次也是最为戏剧化的反抗浪潮，即爆发于君士坦丁堡的所谓“尼卡起义”（Nika）。元老院的成员利用君士坦丁堡暴民的不满，要求解除查士丁尼一世主要顾问的职务，并最终推翻皇帝。据说查士丁尼一世曾打算逃之夭夭，但却被他的妻子阻止。这位坚强不屈的皇后狄奥多拉曾经是位女演员，在同时代的一本作品中，她被辱骂为多管闲事的妓女。这场暴动最后在城市的赛车场中引发血腥的大屠杀。由于尼卡起义，君士坦丁堡中心地区大部分标志性的建筑不得不在日后重建。

然而，查士丁尼一世及其大臣事实上是在试图恢复旧有的氛围。立法计划虽然是对现实的革新，但这些法律和行省管理上的改革表面上却表现为复古和恢复传统。法律得以恢复往日的荣光，行省管理方面的改变也力图与古代皇帝的规定相吻合。除此之外，查士丁尼一世对帝国东方、北方和西方的入侵之敌采取富有攻击性的策略。在与波斯的关系方面，他遵循先辈皇帝查士丁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政策，重修帝国与波斯边境上的许多防御工事。同时，他还在具有至关重要战略地位的外高加索地区扩张帝国的势力，并且积极扶植罗马帝国在波斯侧翼阿拉伯地区的代理人，即加萨尼德（Ghassan）部族的首领。

同时，查士丁尼一世在其统治早期巩固了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他对多瑙河地区的蛮族部落奉行狡猾的种族政策，挑动它们彼此争斗不休。在罗马帝国疆域内，他在巴尔干内地建立了许多城堡、城墙和防御工事，以减少蛮族入侵带来的损失。

在军事方面，东方和北方边境是查士丁尼一世重点关注的地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不掉以轻心。6世纪30年代，皇帝利用北方汪达尔王国和意大利哥特政权的政治动荡，试图恢复罗马人对这些地区的直接统治。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一场投入不大的战争：进攻北非的大约只有1.5万名将士，而在旷日持久的意大利战场，也只投入3万多军队。然而，这些在西部的突袭行动却取得成功。533—534年他夺取北非；在535—553年的战争之后，意大利也被收复。6世纪60年代早期，查士丁尼一世的军队甚至能够在西班牙南部取得立足之地。这些胜利对于恢复帝国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世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

然而，从6世纪40年代开始，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前十四年间那种典型的雄心勃勃、充满自信的情绪开始让位于相对更为悲观的态度。这有几点原因。一些思想守旧的人士，如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和另一位当时的作家吕底亚的约翰（John the Lydian）觉得恢复罗马帝国往日荣光的代价太大。这两位作家都旗帜鲜明地否定查士丁尼一世内政和财务首席大臣卡帕多西亚的约翰（John the Cappadocian）的政策。约翰后来失去皇帝的宠幸，并于541年被放逐，也许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了。此外，尽管查士丁尼一世对波斯采取更有攻击性的立场，萨珊王朝依然有能力突破帝国的东部防线。540年，波斯国王科斯洛埃斯一世（Khusroes Ⅰ）从美索不达米亚入侵罗马帝国边界，并洗劫了安条克城——这一事件给普罗柯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作品中记载，当打算通报这场大灾难时，他为此“感到头晕目眩”。

从6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受到削弱，另一支来自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进入多瑙河北岸。一支名为阿瓦尔人的部族受到西突厥汗国势力扩张到高加索以北和黑海地区的影响，迁徙定居在潘诺尼亚平原。尽管查士丁尼一世仍能通过其种族政策对付阿瓦尔人，但是他们的到来依然是个不祥之兆。

也许最为关键的在于，查士丁尼一世的内政、财政和宗教政策自身也开始面临困境。关于卡尔西顿会议的争端很明显越来越趋于纠结难解。在553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查士丁尼一世的神学家认真制定神学规范，试图满足各派的需要。

然而此时此刻，在卡尔西顿问题上的冲突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这些冲突的参与者根本没有兴趣达成教会内部的和解，因为他们认为和解对于他们各自尊崇的前辈英雄是一种不敬之举。

在财政方面，帝国于6世纪40年代遭遇严重的淋巴腺鼠疫的冲击，这场瘟疫始于中非地区，于541年经红海首次传入帝国境内。这场瘟疫很快从埃及传播到君士坦丁堡、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北非和意大利各地。瘟疫的第一波传染及之后的反复肆虐重创了帝国的城市和乡村腹地，许多不同地区的同时代作家都记录了这一事实。普罗柯比就曾记载，当瘟疫传到君士坦丁堡时，每天都夺去上万人的性命。以弗所主教约翰亲眼见到“许多村庄的居民都在瘟疫中全部丧生”。帝国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这一数字不仅意味着许多人遭受悲惨了的命运，还意味着帝国失去了许多纳税人，而他们正是国家依赖的对象。这场瘟疫暴发之后多年，帝国的金币一再贬值，这是因为统治者试图将有限的资源应用于更广的范围。

与此同时，皇帝努力阻止行省贵族进一步扩张地产，但他遏制大地主庇护与逃税行为的努力均告失败，这进一步减少了对国家至关重要的收入。查士丁尼一世关于行省的一些改革逐渐被颠覆，皇帝及其顾问的某些立法权也慢慢失去效用。

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了。宫廷诗人考利普斯（Corripus）写道：“这个令人敬畏的男人去世了，他很明显地曾经征服过这个世界。在举国哀伤之中，唯有他虔诚的面容看起来喜乐欢欣。”关于查士丁尼一世的记忆，在之后数代皇帝的脑海之中若隐若现，正如他在君士坦丁堡修造的那些伟大建筑一样，长久地统治着这座中世纪的城市。然而，尽管查士丁尼一世的这些建筑是如此宏伟，但是其统治受到瘟疫以及社会、宗教动荡的影响，最终是在令人失望的气氛中结束的。查士丁尼一世交给其继任者查士丁二世的是一个疆域更为广阔的国家，然而它却是那么脆弱，并且陷入财政危机之中。

财政上的危机极大地危害了查士丁尼一世继任者的统治，并且限制了他们进行进一步军事活动的能力。查士丁二世即位时宣称，他“发现国库几乎被使用一空，只有大量的债务存在”。这位皇帝接下来只能不情愿地停止，或者说没有能力继续支付大笔援助资金，这是用来确保阿拉伯地区加萨尼德人的支持，以及拉拢最近进入巴尔干半岛的阿瓦尔人的。

阿瓦尔人在多瑙河以北坐大，使查士丁尼一世“分而治之”的政策越来越趋于无效。为了逃离阿瓦尔人的控制，斯拉夫人和伦巴德人（Lombards）同时进入帝国疆域，他们分别进入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568—572年，意大利半岛大部分地区沦陷了。6世纪80年代，从塞萨洛尼基到雅典的众多巴尔干城市都遭到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反复洗劫，阿瓦尔人主攻北部平原地区，而斯拉夫人则趁机向南入侵山区、高原和森林地带，并在那里定居。6世纪90年代，莫里斯（Maurice）皇帝在多瑙河沿线及其北方发动一系列成功的战役，尽管这些突袭令人印象深刻，却对拯救该地区别处的形势收效甚微。经济是该时期最主要的问题。588年，军费被缩减25%，这导致帝国东部边境爆发大规模的兵变。

6世纪晚期，与波斯人的战争时断时续。尽管罗马人在阿拉伯地区的势力遭到削弱，帝国在外高加索地区却取得重要的进展，当时莫里斯皇帝利用了针对波斯国王霍尔米兹四世（Hormizd Ⅳ）的政变。他于591年协助萨珊国王之子科斯洛埃斯二世登上皇位，作为回报，他取得大片波斯领土。科斯洛埃斯二世一直希望废除这个条约。十二年后，他终于得到机会。

602年，帝国军队正在多瑙河以北与斯拉夫人作战。莫里斯命令军队在冬天继续战斗。由于他过度节俭，这位皇帝在军队中已经不受欢迎，于是多瑙河地区的部队在一位叫作福卡斯（Phokas）的军官的带领下发动叛乱。大军朝君士坦丁堡进发。602年8月23日，福卡斯被拥立为奥古斯都。几天后，莫里斯及其5个儿子中的至少4个一起遇害。

莫里斯之死和福卡斯的即位将帝国拖入长时间的内战中。一本7世纪的亚美尼亚历史书很好地记录了帝国的重大事件，它描绘出罗马世界各行省的血腥场面。科斯洛埃斯二世打算借此良机夺回他于591年被迫割让的领地。罗马人无力抵抗，这进一步刺激了波斯国王不断膨胀的野心。603年，当罗马军队已明显陷入混乱时，科斯洛埃斯二世攻破罗马边防，占领多个城市与要塞。到609—610年时，波斯人已经抵达幼发拉底河。接下来双方在叙利亚激战。611年，波斯人已推进到安纳托利亚。

波斯人的这些重大胜利使帝国的政治形势更加趋于动荡。608年，迦太基总督发动叛乱。609年，他的侄子尼塞塔斯（Nicetas）进军埃及并占领亚历山大里亚。610年10月3日，总督之子希拉克略率领一支舰队兵临首都城下。福卡斯的支持者抛弃了他。两天后，福卡斯死于非命，希拉克略则代替他成为皇帝。

希拉克略最初的行动是撤回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军队，以集中资源将波斯人赶出安纳托利亚。希拉克略通过成功的作战，于612年几乎实现其目标，但是转年，他的军队在安条克郊区遭受重创。波斯人进而继续蚕食帝国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剩余的领地。613年，大马士革陷落，次年，波斯军队胜利进入耶路撒冷，该城居民惨遭屠杀，“真十字架”也被波斯人夺走。

到615年时，胆战心惊的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希望求得和平。他们派出级别很高的使团去面见科斯洛埃斯二世。这位国王被称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而希拉克略则被形容为波斯国王“真正的儿子，他一直渴望能够尽其所能为阁下服务”。元老院愿意承认波斯帝国为罗马的宗主，罗马帝国则称臣纳贡。科斯洛埃斯二世的回应是直截了当的：他囚禁了这些使节，没有丝毫的怜悯。波斯人打算彻底消灭这个自古以来的宿敌。

此时，波斯人已经准备好占领埃及。619年，亚历山大里亚陷落，同年，波斯人似乎已经完全控制这个行省。波斯军队还继续向安纳托利亚推进，兵锋直指君士坦丁堡。622年，波斯人袭击安纳托利亚高原西北部，在那里他们遭遇罗马皇帝领导的抵抗。然而，罗马人在安纳托利亚做出的种种努力因巴尔干半岛出现危机而半途而废，皇帝被迫返回首都。623年，安卡拉城（Ancyra）陷落，波斯海军也多次发动战役并取得成功，进而占领了罗德岛和其他一些岛屿。

波斯人以冷酷无情的态度持续向帝国残存领土施压。希拉克略此时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可以选择坐以待毙，等待波斯人前来进攻，并做些希望甚微的抵抗，最终几乎无望赢得胜利；或者他可以把“谨慎”二字抛到九霄云外，主动与敌人战斗。他选择了后者。615—622年，希拉克略制定一系列危机应对政策，以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实施其计划。他将官员的工资和军费减半，并彻底变革政府结构。他没收教堂的黄金饰品和银盘，尽取城市的财富。这些钱被用来在巴尔干半岛向阿瓦尔人纳贡求和，并且对外高加索和被占领地区的基督徒提供支持。他还充分运用宗教宣传，利用人们当时普遍存在的相信天启的情绪，将耶路撒冷的陷落与恐怖的灾难紧密相连。并且同时，皇帝组织“新模范军”——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步兵，他们精通游击战术，且为宗教狂热所鼓舞。他清晰地阐明，这是一场对波斯异教徒的圣战。

希拉克略深知，与强大的波斯军队在开阔地交战几乎毫无胜算。他意识到最好的办法是一路北上，进入外高加索高原。在那里，他能够得到当地基督徒的支持，同时高度机动化的小分队有可能以少胜多，战胜数量庞大的敌军。624年3月25日，希拉克略离开君士坦丁堡。罗马人向幼发拉底河方向进军，进入波斯人控制的亚美尼亚地区，并沿途洗劫了许多城市。皇帝接下来向南袭击波斯人控制下的高加索地区阿特洛帕特涅（Atropatene），从而将科斯洛埃斯二世及其军队与甘扎克（Ganzak）隔开，他还摧毁了位于塔赫迪-苏莱曼（Takht-i-Sulaiman）的琐罗亚斯德教首屈一指的拜火神殿。而后希拉克略再度向北进发，并在阿尔巴尼亚公国建立自己的冬季司令部。在这里，皇帝签署命令，召集该地区基督教领主，为数众多的领主带着全副武装的战士响应皇帝的号召，蜂拥而至。同时，他还派出使节前往高加索以北的突厥人处，以图和这个恐怖的草原部族结成同盟。

625年春天，波斯军队分头追逐希拉克略。皇帝运用超乎寻常的谋略将他们一一击破，进而向黑海沿岸和拉齐卡王国进军（Kingdom of Lazica）。此后传来的消息可能会扰乱其意志，迫使他撤军：波斯人再度调兵遣将，不是向安纳托利亚而是向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同时，其攻势还得到阿瓦尔人的配合，后者从欧洲一侧包围这座城市。希拉克略以自己的希望下了赌注，他相信君士坦丁堡能够抵挡住敌人的进攻。因此他没有率兵回援，相反却向安纳托利亚进攻，他能在那里不断袭击过往的波斯军队。这一战略看上去取得了成功。波斯人现在既无法聚集强大的海军袭击君士坦丁堡，也无法将其军队运送到欧洲一侧发动进攻。同时，8万强悍的阿瓦尔战士无法攻破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防，很快就作鸟兽散了。

在返回君士坦丁堡小住片刻之后，希拉克略快马加鞭返回拉齐卡。此时通过使节谈判，希拉克略成功和突厥人结成同盟。627年，规模庞大的突厥军队横扫了波斯人从高加索到里海的防线，并且深入波斯人控制的伊比利亚王国（Kingdom of Iberia）。在该国的首都第比利斯（Tiflis）城外，突厥军队与希拉克略率领的罗马人胜利会师。这支罗马-突厥联军展示出令人震惊的军力，挥师南进，穿过阿特洛帕特涅后，抵达扎格罗斯山脉。突厥人而后向北返乡，而希拉克略却继续向南翻越扎格罗斯山，并于627年12月12日击败尼尼微（Nineveh）附近的波斯军队。希拉克略沿着底格里斯河左岸行军，逼近波斯陪都泰西封。此时此刻，希拉克略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天才。他没有重蹈尤里安的覆辙，也没有冒险正面强攻这座坚城，而是向北洗劫许多城市和乡村，从而加重对波斯决策层的压力。

恐慌情绪开始在泰西封军队和宫廷中蔓延，波斯人派出代表团面见希拉克略。他们提出发动叛乱废黜科斯洛埃斯二世，并用其子小卡瓦德（Kavad Shiroe）取而代之的建议，希望借此与罗马人和谈。628年3月24日消息传来，科斯洛埃斯二世被杀，求和的代表团也随之而来。前往君士坦丁堡报捷的使者宣称：“傲慢自大的科斯洛埃斯二世已死去，他是上帝的敌人。他被杀死并丢进地狱深处，关于他的记忆也被彻底抹去。”

泰西封的政治局势依然十分动荡。628年10月，小卡瓦德被杀，其子阿尔达希尔（Ardashir）即位。阿尔达希尔随即又被波斯西部军队司令官废黜，后者不久又被罢黜，并被一个软弱的摄政会议取代。在政权迅速更替期间，希拉克略借机提出更为有利的条款。最终，双方同意重新以科斯洛埃斯二世和莫里斯于591年缔结的条约来确定罗马与波斯的边境线。630年3月21日，希拉克略将“真十字架”送还耶路撒冷。

帝国东部领土就这样被全部收复，或者至少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被收复。皇帝集中精力忙于东方战事导致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被进一步削弱。尽管在626年惨败后，阿瓦尔人建立的联盟土崩瓦解，但是很多独立自治的斯拉夫部落逐渐扩大了占领区，不仅包括高原地区，而且包括半岛低地。安纳托利亚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很多城市已经被战争破坏得财源枯竭，其中有些城市已经因为波斯人的侵略而变为废墟。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帝国只是在名义上恢复对它们的控制，长久以来存在的地方政府也已混乱不堪，亟待重建。而在重建工作还没有开始时，帝国就发现它将在广袤的不设防的阿拉伯边境遇到新的挑战者。

6世纪和7世纪初期，罗马与波斯的争霸战争使得交战双方都与南面的阿拉伯部落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和外交交易。大国势力的干预使得阿拉伯社会出现一些学者所称的“本土化运动”。到7世纪20年代时，阿拉伯半岛各部落已经开始团结在一位来自麦加的宗教领袖名下，他就是众所周知的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穆罕默德传播严格的一神教信仰，这种信仰受到当时基督教末世论和当地犹太教徒弥赛亚情结的强烈影响。神的审判即将来临，所有人都将在唯一的真神面前领受他的裁决。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将抛弃他们原有的多神崇拜，转而拥抱新信仰。进而，穆罕默德宣布他们是亚伯拉罕的长子以实玛利的后裔，后者曾经被亚伯拉罕丢弃在沙漠中。因此，阿拉伯人拥有对圣地的管辖权，因为神已经将此地永远许给了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也许是受到希拉克略对抗科斯洛埃斯二世时所做的宣传的影响，阿拉伯人回到圣地的行动将通过圣战的形式来完成。

据说穆罕默德于632年辞世，然而他传播的信仰却一直长存。从633—634年开始，罗马人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遭受阿拉伯人的入侵，这种入侵表现为对领土的占领以及对城市和乡村居民的屠杀。尽管阿拉伯军队看起来数量很少，帝国统治当局还是无力进行有效的防御。他们对阿拉伯人入侵的性质了解甚少，同时阿拉伯人快速推进的闪击战使帝国军队没有任何时间重整旗鼓。

在这种形势下，外约旦、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许多城市都停止了抵抗。635年，阿拉伯人攻占大马士革，次年，数目庞大的罗马军队在约旦北部的亚穆克河（Yarmuk）一败涂地。其后阿拉伯人的占领行动更加迅速。638年，他们攻占耶路撒冷。转年他们跟随罗马败军一路进入埃及。如同科斯洛埃斯二世在603年发动战争时一样，面对阿拉伯人的进攻，罗马人的抵抗十分微弱，以至于入侵者深入更远的乡野地区。同样，只有当阿拉伯人深入小亚细亚时，罗马统帅才有能力阻止敌人的攻势。很明显，7世纪初期国内的动荡和与波斯人进行的多年战争给帝国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当641年希拉克略去世时，帝国再度崩溃。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现在面临着第二次生存大危机，这场危机构成其早期中世纪历史的主要内容。

身份及其标志

拜占庭艺术通过美学和物质的手段——庄严的圣像、令人印象深刻的官服和威严的背景等来展现帝国的强权。皇帝的形象被用于雕塑和其他宏伟的艺术，出现在铸币、纪念章、周年纪念盘、象牙徽章、银质邮票和圆玺之上。拜占庭帝王的服饰是禁止他人使用的，然而有时会被赐予蛮族盟邦，广受后者欢迎。那些蛮族的统治者常常会模仿这些服装和配饰。

我们可以从文字史料与肖像画中了解帝王的服饰。克里普斯（Corippus）描绘了在查士丁二世的登基大典（565年）上，随从人员是如何捧着皇帝的长袍、镶满宝石的腰带、皇冠以及胸针的。皇帝的饰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查士丁尼再次颁布了先前的一条法律：“从此以后，任何人（除了皇帝以外）不可在他的马匹的笼头和马鞍，以及自己的腰带上使用珍珠、绿宝石和红宝石作为装饰。”如果有人违反这项法律，那么他将被课以100磅黄金的罚款，并被判处死刑。此外还有关于紫色丝绸的类似立法。皇帝使用的饰针，按照普罗柯比的描述是一个带有三颗下垂宝石的圆形襟针，狄奥多西一世和查士丁尼都留下了佩戴它的图画。查士丁尼曾经允许外国统治者，如五位亚美尼亚的专制君主使用这种胸针和红色的靴子，这被认为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惠权。在此之后的拜占庭皇帝也曾经将皇冠“作为宣称宗主权的象征”送给哈扎尔人、匈牙利的突厥人、罗斯人和其他蛮族国王。

在处理特别重要的文件时，皇帝使用一种金质封印（chrysobull），将名字附着在文件之上。皇帝对境外势力使用的金质圆玺封印的重量与后者的重要程度有关。在10世纪中期，最重的封印有4索里德（一种金币）重，用于巴格达的哈里发和埃及苏丹，最轻的1索里德圆玺封印则是给罗马教宗的。那些带有金封的文件，包括大量的与地产和特权的赏赐有关的内容，至今依然保存在阿索斯圣山和帕特摩斯（Patmos），以及其他地区修道院的档案之中。这些文件上通常都有皇帝用红墨水所署的签名。

纵观其整个历史，拜占庭国家被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所统治着。一些文件记录了它的人事编制，如早期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和中晚期的《战术准则》（taktika）。晚期罗马帝国的精英阶层不因血统产生，而是来自国家的行政部门，并且所有的部门，无论民政或军事，都以等级服役制度（militia）为标志。不过，在那些长期服役的官职和更高级的、拥有荣誉头衔的职位之间还是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大约编写于400—429年的《百官志》是一份罗马帝国民政和军事官职的名单，它现存的副本展示了宫廷官员（comitatus）和大区长官之下的行政官员的徽标与官服。编于9世纪晚期到10世纪的《战术准则》列举了官职和荣誉头衔的等级。899年菲洛塞乌斯（Philotheos）的《宴会箴言》（Kletorologion）提到了7个等级和18个荣誉头衔的72个官职，以及8个宦官的职位。荣誉头衔的持续贬值导致新的头衔不断产生，例如10世纪的“重臣”（proedros）和11世纪晚期的“可敬者”（sebastos）就是如此。到了12世纪晚期的时候，“可敬者”已经被“最可敬者”（panhypersebastos）和“首席可敬者”（protosebastohypertatos）取代。

在《百官志》的众多官职中有一个叫作档案官（Magister scriniorum）的职位，它是一个宫廷官职。《百官志》描绘该部门的那页上绘有一些法典和卷轴，对应那些担负法律和行政职责的官员（memoriae，epistolarum， libellorum），以及希腊语文书官（magister epistolarum graecarum）。后者负责用希腊语撰写信件，或将那些拉丁语信件翻译为希腊语。

埃及保存了许多这一时期的纸草文件。尽管到了古代晚期，文学作品和其他一些文本是写在羊皮纸的手抄本上，但是纸草依然被用来撰写文件。我们使用的“议定书”（protocol）一词便来自纸草卷轴，它的意思是粘在其他纸张上的第一页文件（kollema）。查士丁尼一世《新律》（537年）的第44条规定，所有在君士坦丁堡签署的公证书必须在议定书上保有时任圣库伯爵（Comes rei privatae）的签名、日期以及其他细节，这份议定书要和其余文件粘在一起，以此避免诈骗行为。此外，为了进一步确保文件的真实性，议定书经常使用一种特殊格式，并用非常难以辨认的手写体书写。

当“神圣的内阁”（sacra scrinia）给公职人员发放委任状的时候，皇帝则给那些新获得荣誉头衔的显贵亲笔签发一份诏书（codicil ）或任命书。狄奥多西的米索里姆盘上表现了这一隆重的场景。在象牙折叠画板上，斯提里克的幼子尤克利乌斯手持他的任命书，很可能正在宣读他的任命决定。某些官员（如大区长官、军队司令官或其他一些军官）的任命书是刻在镀金的象牙板上的。在使用目的上，尤克利乌斯的象牙折叠画板很明显与那些在元旦就职的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执政官不同。他们的象牙折叠画板上绘有官服和他们从事的活动，常在朋友和元老院的同僚中流通。

与皇帝一样，拜占庭官员也有他们独特的官服。公职人员吕底亚的约翰大约于550年在其作品中细致地描绘了东方大区长官是如何穿着一件紫色的长袍、一条带有金腰带扣的绯红色皮带，以及一件用饰针或襟针固定在右肩上、带有彩色贴片（tablia）的斗篷（chlamys）的。同时期的一位律师阿加赛阿斯（Agathias Scholastikos）在他的一首短诗中刻画了执事长官（Master of Offices）狄奥多尔的形象，他正在从一个大天使手中接过他官服上的腰带。有一句俗语叫作“放下他的腰带”，意思是从现岗位上离职。非皇帝使用的饰针是十字弓形状的，与腰带扣一样，它的材质通常是黄金、白银、铜质镀金和青铜。按照普罗柯比所言，人们不得不佩戴铜质镀金的胸针和其他赝品首饰，以防被盗。4—6世纪人们佩戴的不同样式饰针能够在同时代的肖像和那些军事圣徒的圣像上得到反映。

赠予达官显贵特殊服饰的传统从古代晚期一直延续到了中世纪早期。最高等级的贵族可以得到一件紫色、红色或白色的长袍，一件斗篷和一条腰带；其余的则被赐予象牙手牌、一个金领子、一条金质马鞭或一个饰针。这一习惯可能终结于科穆宁时代。

在拜占庭时代，从6世纪开始，带图案和（或）使用者头衔的铅封被广泛应用在文件和通信中，在上面事先涂上一层蜡会更加方便使用。铅封是由一种类似钳子的厚重工具（boulloterion）制成的。在罗马时代，人们经常用铅来给大捆货物打上封印，这一传统被拜占庭的商业代理人（kommerkiarioi）继承下来。迄今为止，在伊斯坦布尔已经发现了多达5万枚的拜占庭铅封，这对我们研究拜占庭的行政机构与人物传记（prosopography）大有裨益。

玛利亚·芒德尔·曼戈（Marlia Mumdell Mango）

君士坦丁堡

尽管被冠以新罗马之名，但是君士坦丁堡其实和台伯河（Tiber）畔的那座城市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君士坦丁的首都只包括六座，而非七座山丘（第七座是狄奥多西二世时期增加的），它的基本城市特征是笔直的柱廊街道，间杂着广场和装饰性的纪念碑，这是罗马帝国东部大都市的典型特征，如帕尔米拉、安条克和阿帕米亚等。只有到了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他才明显地精心模仿罗马的外观。他是一个西班牙人，自称是图拉真皇帝的后裔。如今已为断壁残垣的狄奥多西广场当初是罗马著名的图拉真广场的缩小复制品，它是一个横向的巴西利卡式建筑，并且有一根模仿图拉真广场的“记功柱”（historiated column）。狄奥多西一世之子阿卡狄乌斯皇帝后来又在这里竖立了一根较小的记功柱。比邻而居的皇宫和赛车场明显带有罗马帕拉丁山丘（Palatine）和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的影子，这甚至在君士坦丁之前就是“四帝共治”期间各位皇帝都城的典型特征。

为什么君士坦丁选择了将他的新都建在拜占庭城的旧址上呢？仅仅是为了纪念他在324年于克里索波利斯对李锡尼取得的胜利吗？还是因为他倾心于这里得天独厚的，至今依然吸引众多游客的自然条件？海峡地区（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确实在3世纪开始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皇帝不得不同时面对在叙利亚边境再度复兴的波斯人和多瑙河北岸的蛮族部落。作为通向黑海的大门，拜占庭是一个对抗北方蛮族，也就是当时帝国主要的敌人哥特人绝佳的大本营，君士坦丁没有预料到，但却成为事实的是，在378年亚得里亚堡惨败之后，蛮族军队迅速渡过多瑙河，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天然屏障能够阻止他们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了。君士坦丁堡在应对来自欧洲内陆方向的入侵时的脆弱性成了拜占庭历史的典型特征，无论敌人是哥特人、匈人、阿瓦尔人、保加尔人还是帕臣涅格人都是如此。当奥斯曼帝国于18—19世纪衰落的时候，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

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堡遭到入侵，人们不得不修建了工程浩大的防卫设施。纵深三层的狄奥多西城墙（内墙、外墙和壕沟）建于404—413年，并且一直保卫城市到1453年——这雄辩地证明了罗马人高超的工程技术，只是这些技术一直没有什么发展，最终在大炮发明之后一败涂地。但是即使这样仍显不够：拜占庭人还有一条更靠前的防线——也就是所谓“长城”或阿纳斯塔修斯城墙——这条城墙从黑海一直修建到普罗庞提斯（Propontis），全长45千米，位于君士坦丁堡以西65千米处。该城墙的一些残迹至今依然屹立着，但是它事实上没有发挥什么长期作用，因为很难为其配置足够的人员。

和防卫相伴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缺乏饮用和洗浴用水，这从君士坦丁时代起直到今日一直困扰着这座城市。为了弥补用水不足，4世纪时人们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引水工程，将水从城市以西200千米处引入城中，但是由于这条供水线一直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因此必须在城内大规模地储水。在现今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为数不多的遗迹中，没有哪个比发达的储水库更让人惊叹了——三座大型的露天储水库可以储藏将近100万立方米的水源，此外还有一些封闭的水库，如查士丁尼的地下水宫，也就是土耳其人所说的一千零一柱水宫（Thousand and One Columns）。

罗马政府的巡游时代始于“四帝共治”时期，终于380年，当时狄奥多西一世进入了君士坦丁堡。从此之后，皇帝和他的中央政府及政府官员在绝大多数时间都一起定居于此。城防、供水、港口建设和食物储存等大规模基建项目完成于公元500年，由于缺乏人口数字统计，我们无法推测城市规模到底有多大。据说，在4世纪晚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安条克，后者有大约20万人口。在查士丁尼统治初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了50万，但是在542年瘟疫暴发之后，这一数目至少缩减了四分之一。之后就是一段下坡路，在8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数跌至一个低点，可能只有4万。大约在公元800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缓慢的复兴阶段，一直延续到12世纪。科穆宁时期，君士坦丁堡是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但是我们无法推测它的居民人数：维拉哈杜因（Villehardouin）所言的40万人毫无疑问是一个严重夸大的数字。经过拉丁人的统治和帕列奥列格王朝悲惨的经历之后，这里的人口再次缩减到5万多人。

查士丁尼一世铺张和过于野心勃勃的建设计划代表了所谓“君士坦丁堡罗马阶段”的尾声，他所修建的圣索菲亚教堂是一项无与伦比的工程。城建活动在公元600年左右就已基本停止，只局限于巩固城防、修复地震导致的破坏和部分修补供水系统等小修小补。君士坦丁堡在黑暗时代是一片废墟——它的城区被果园和公墓占据，古代的公共建筑则或被遗弃，或被工匠用于从事制造工作。

在公元800年之后，城市建设恢复，这一时期的建设与古代晚期泾渭分明，忽视了所有的市政设施，如广场、市场、浴室和喷泉等——事实上就是一切可以被称为标志性建筑的东西。这一时期只有两项大规模的工程：一项是9世纪30年代狄奥菲鲁斯皇帝大量修缮海防设施；另一项是巴西尔一世重建了30座因年久失修而倒塌的社区教堂。9世纪及之后的皇帝在自己的皇宫建设上花费了大量金钱，此外还对收容所等福利设施小有投入。如果说这一时期直到土耳其人征服之时有一项最重要的建设活动的话，那就非建立家族修道院莫属了——它在实质上是用私人建筑将城市分割为许多带有墙壁的小空间，每一个家族修道院都有商业产业和位于省区的大地产。

与此同时，随着10世纪之后意大利贸易殖民地的兴建与发展，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一座更加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些商人——主要是威尼斯人、阿玛尔非人（Amalfitans）、比萨人和最后到来的热那亚人——在科穆宁时代有数千之众，他们被孤立地限制居住于金角湾沿岸的几个相邻地区，很自然地在商业活动中和当地居民产生了密切的接触。热那亚人的殖民地加拉塔（Galata或称为Pera）兴建于1303年，是一个独立的自治城镇。直到1864年之前，它都保留着自己的城墙，至今那座宏伟的热那亚塔依然耸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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