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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面说到的30万美元外，蒲曲阳交代，蒲承德还陆陆续续地花了大蒲集团北京分公司一百多万元。蒲曲阳说，“那次在香港招商会期间，我对蒲承德说，如果你在北京有什么事，就找我弟弟蒲曲周。同时，我也向蒲曲周打了招呼。后来，蒲曲周告诉我，说蒲承德在北京公司总共消费了大约130多万元。”
“能说说具体的细节吗？”诸主任问。
“具体细节我说不上。”蒲曲阳摇了摇头，发现手上的烟烧着手指了。“我出事后，蒲曲周就逃到了国外。我整天呆在看守所里，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要他出来作证，恐怕有难度。”
“好吧，今天就先谈到这儿。”诸主任对蒲曲阳作了一番鼓励，然后对一处处长张北说，“根据我们刚才谈的这些，你再把思路重新理一理，最后再制作一份完整的笔录。”
就在张北认真制作笔录的时候，诸赤城通过电话向领导作了含蓄而简单汇报，并且提出了下步工作的打算——赴香港取证。
领导在电话里显得有些劳累，又有些兴奋：“赤城，由你亲自带人去取证，我很放心，你经验丰富，也不需要我多说什么。我只是想提醒你两点：一是到境外取证，要做到多考虑到影响，多做思想工作，争取涉案人家属的配合；二是除了人证外，还要多取些物证。比如银行书证、公司账证等等，尽可能做到细而又细，滴水不漏。在我们取证阶段，就要考虑到当事人翻证的可能，因而务必要经得起法理检验、历史的检验。”
作为一名老纪检，诸赤城在办案方面的确已经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还有着出色的才能。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资历和才干，他才一步步从副处长、处长、副局级纪检专员、副主任，干到主任这个位置。别小看这个主任，中央纪委的室主任与其他部委办的中层干部有着重要区别。中央纪委的中层岗位，之所以不叫司也不叫局，而叫室，就是因为整个机构比其他部委高出半格。室主任可以高配到副部级，这样便于更好地开展反腐败工作。不过按惯例，新担任的室主任通常还是正局级，要等到一定的资历，委里会通盘考虑，再任命副部级。现在，诸赤城还是正局，但副部是迟早的事，相当于候补副部。这个职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当然，为了这个副部级，诸赤城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由于日夜操劳、积劳成疾，常常因为脑供血不足而头晕头痛，去年还晕倒过两次，住了半个月的医院。他因此被委部机关干部们称作是“缺氧主任”，见到他就问——“累得又缺氧了吧？”
诸赤城知道，刚才领导在电话里交代的事，他已经在心里想了好几遍，许多方面自己也考虑到了。不过，从领导的口里说出来，体现了领导的关心和重视。领导的强调，他会转述给下面的同志，让大家心齐气顺、斗志昂扬地干好工作。
风和日丽天气爽，大家的心情也是晴空万里。
除了主任诸赤城因为有些心事表情有些紧，同行的副主任齐隆尧、一处处长张北、一处主任科员由大名都显得很兴奋。作为中央纪委干部，在境内各省市区出差太平常，出境的机会倒也不多。特别是对于小由这样的年轻干部来说，一听说去香港，早就怂恿着张北处长到诸主任面前说情了。好在他的英语口语水平不错，又是个法学硕士，领导就选中了他。进入机场，小由动辄喊着口头禅“但是”，一边愉快地帮助大家对付行李。明明是文弱书生，却要硬充好汉。
被心血管问题长年困扰的副主任齐隆尧，又习惯用力地眨一会儿眼睛，然后满意地说：“出门还真缺不了这样的小年轻不是？”
尽管中央纪委在各地办案常常是一言九鼎，可到了香港，份量就轻多了。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独立的法律，还有不同的语言，诸赤城一上飞机就心事重重，和齐隆尧讨论着落地后的一些细节问题。
好在中央驻港办事机构非常得力，对中央纪委办案人员的工作给以热情的配合和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办案人员很快找到了大蒲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特别是蒲曲阳的夫人辛集。
让人难受的是，香港的气温实在是高。和北京相比，简直是处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季节。
大蒲公司同意中央纪委的人到办公室取证，但正逢休息天，公司的制度是不能开空调。如果在境内有关企业，谁敢不开空调？让你开就开，还管是不是休息天？可到了香港，大家也只能一忍再忍，最重要的是能够顺利取证。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努力，大蒲公司财务部提供了中央纪委所需要的相关票证记录。
齐隆尧和张北负责查找财务账册，而诸赤城的工作重点，则是攻心。
他和辛集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看得出来，对于丈夫出事，辛集内心非常痛苦，守着一个大摊子，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本来还可以让小叔子蒲曲周帮助，可蒲曲周一听蒲曲阳被抓就逃往国外了。现在公司的业务一落千丈，更让她难受的是，还不知道蒲曲阳什么时候能出来。如果一拖再拖，甚至在监狱里关到老，她该如何是好？还有两个孩子，该如何辛苦地把他们带大？
诸赤城边说边搓揉着脑血管，抬头一看，辛集已经是泪流满面。她要求诸赤城介绍一下蒲曲阳现在的情况，诸赤城就把整个走私案的经过作了简要的陈述。然后，他围绕着取证一事，劝她道：“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可以告诉你，你们夫妻俩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都是想让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从目前的案情来看，小事化了是不可能的，但大事化小，完全有可能，而且蒲曲阳正在往这个方面努力。但是，他的努力能否成功，不能光凭他一人之力，靠他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我做什么？”辛集不停地擦着眼泪，说：“我只希望让他早点出来，究竟要怎么做，他才能早点出来呢？”
“别着急。”诸赤城劝道，“现在的情况是，蒲曲阳的走私问题非常严重，按祖国内地的法律，会被判重刑，比如死刑或死缓。但是，刑法也规定了，如果有立功表现，是可以减刑的。蒲曲阳在看守所里表现很好，一直想立功。他先是交代了河东省薄州市委书记牛万全的问题，继而又交代了河东省常务副省长蒲承德的问题。如果他交代的这些事情能够被核实，那我们的司法部门肯定会给他记功，即便被判刑，他的刑期也会被大大缩短。现在的问题是，蒲曲阳交代的问题还没有被核实，还不能算立功表现。”
“所以你们想到我这里核实一下，是吧？”辛集明白了诸赤城的意思，着急道：“可是，我对蒲曲阳的事了解得并不多。他在内地经商的事，我并没有参与过呀？”
“没关系，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诸赤城拍了拍左眼旁边的动脉说，“刚才我们已经通过你们公司的财务部，掌握了蒲曲阳给蒲承德送钱的相关票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物证。现在，我们还想请你作个旁证。你回忆一下，蒲曲阳给蒲承德送钱的事，你知道不？他回到你身边时，是否和你谈起过？”
“知道一些，但并不很多。”辛集的眼睛看着窗外，似乎马上进入了记忆深处，要把蒲曲阳送钱的片言只语全部找寻回来。“我第一次听到蒲承德三个字的时候，是在河东省在香港开贸易洽谈会期间。当时蒲曲阳告诉我，说这几天他会很忙，因为蒲省长来香港开会，他让我不要等他吃饭。使我进一步了解蒲省长，是在公司最困难的那段时间，记得那几天蒲曲阳在家里特别不开心，一直不停地抽烟。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蒲省长开口要30万美元，给还是不给，非常为难。给吧，公司现在这么困难，去哪里筹这笔现金？不给，又得罪不起。以后，我们还要在河东发展。我看他这么为难，也替他难受，可又想不出什么办法。”
“他后来怎么给的钱，你知道吗？”诸赤城问。
“不知道。”辛集摇了摇头，坚定地说，“后来发生什么事，有没有送钱，他就没有再和我说过，我也没再问。但是，我知道他确实送过蒲省长30万美元。如没有记错的话，是从蒲曲阳和牛万全在公路转让上闹得很不愉快开始的。记得有一年节日的晚上，不是圣诞就是春节，我们全家约好一起吃晚饭。可是，那天晚上我们等了很久，直到九点多才见蒲曲阳回来，我就很生气地说：好不容易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你这么迟才回来，饭菜都凉了，小孩也要睡觉了，真没趣！蒲曲阳就安慰我说：老婆，不要生气，男人在外做事，并不是像你想像那样简单。我们在外面非常辛苦的，刚才，我就为了金薄公路转让的事和牛万全吵了一架。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让我有什么不满，告到总理那里去，他不怕！这人为了把公路给我时收了我20万美元，现在为了让我把公路转卖给另一个老板，逼着我压价出售，想从中再赚一笔，你说这种人黑不黑？我说：你不是认识蒲省长吗？为什么不向他反映，让他帮忙呢？蒲曲阳当时一脸无奈的样子，欲言又止，我想他可能是怕我担心，不想让我知道太多商场上的秘密。我就没再问。可他突然冒出一句：蒲省长向我要过钱，我给过他30万美元，我想他不会不管我的，我一定要让他好好讲讲牛万全！就是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蒲省长已经拿到了我们蒲曲阳的30万美元。”
除了辛集以外，办案人员还对公司财务部老李、办公室秘书小魏、司机小黄等人的口供都一一制作了笔录。
晚上，齐隆尧看到诸赤城在看笔录时敲着脑袋，笑道：“诸主任，又把你忙得缺氧啦？”
诸赤城也笑了，道：“你也要注意身体。看你这几天眼睛眨得厉害，也得小心些。”
经过几天的努力，已经掌握了包括蒲曲阳用来为蒲承德购买衣物的美国运通公司信用卡消费记录、大蒲公司在金诚银行账户内支取30万美元的银行书证、公司账证、蒲曲阳赴金家庄送钱时订购机票记录在内的一系列书证及证人证言。
辛集是个聪明了，当诸赤城希望她劝说蒲曲周作证后，她马上联系上已在英国攻读博士的蒲曲周。中央纪委的政策经过她的消化，转到了蒲曲周的耳朵里：“现在你哥已经交代出送钱给蒲承德的事了，只要这事确实，你哥就能立功减刑。还有，中央纪委是主张抓大放小的，只要你哥的事弄清楚了，将来也不一定会再找你。他们说了，只要你努力配合，把送钱给蒲承德的事说清楚，可以不再找你的麻烦。”
蒲曲周担心辛集的电话是被胁迫下打的，因此始终不肯回香港作证，但他表示，可以将自己的证言从伦敦传真到香港。
蒲曲周指证，蒲承德除了收受他们兄弟俩的30万美元外，还在蒲曲周这里开销了13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有几笔他记得比较清楚。
尽管传真不够清晰，但诸赤城等办案人员仍然逐字逐句看清了全部的证言——
蒲承德在香港招商期间，我哥曾对他说过，有什么开支可以找弟弟蒲曲周，我当时管着北京的分公司，离河东也比较近。所以，蒲承德常到北京来找我开支，次数多得数都数不清，我越来越觉得吃不销。
那次蒲承德住在北京河东饭店，原因是他妻子在协和医院动手术要花钱。江涞源给我哥蒲曲阳打电话说：老板的太太住院，你来关心一下吧。我哥就打电话给我，让我给蒲承德送钱去。一天中午，我把7万元人民币装在一个黄色牛皮纸大信封里，与江涞源联系后，开车从公司驻地赶到河东宾馆。我下车后，看见蒲承德的车发动着停在宾馆左边的通道上，我就问司机康保，老板是否就要外出？康保说是的。我上楼后，江涞源带我到他自己住的房间，我从夹包里拿出装钱的信封交给江涞源。江涞源说，现在老板可能在休息，他去看一下。然后拿着装有7万元人民币的信封去了蒲承德房间。几分钟后，江涞源空手回到房间，我就告辞了。
蒲承德在北京期间，经常让秘书江涞源找我开支。比如，让我购买高级礼品送人，让我为他在中国大饭店、王府饭店、北京饭店等处安排豪华套房，每次在总台结账时，看到的落款都是“河东客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多次向我索要现金。比如，蒲承德妻子住院动手术后不久，我就接到我哥蒲曲阳的电话，要我给蒲承德送15万元人民币，说有急用。那次在北京饭店，我让公司司机小刘将一只装有15万元钱的白色大信封转交给江涞源。还有一次，我到北京饭店给蒲承德送葡萄酒时，也给了江涞源一信封，里面有不超过5万元的现金。记得在出事前一年的三四月份，我让公司财务部经理老张把蒲承德在北京公司开支掉的费用统计一下，老张告诉我说，如果全部算进去，可能超过130万元人民币。我听后吓了一跳，就马上打电话告诉我哥，我哥说情况是有些严重，得想个法子把此事告诉蒲承德。几天后，江涞源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北京书店，蒲承德想买线装古书，大约要花四五万元。我说公司账上没这么多钱，江涞源说让老张过去用信用卡结账。我就解释说，信用卡也没法结，同时告诉他蒲承德在我们公司的消费总额。江涞源听后说，没想到数目这么大。然后他说，我一定转告老板。从那以后，蒲承德就再也没到我们公司开支过。
收获颇丰。诸赤城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了。由大名见时机成熟，突然又来了个“但是！”然后向张北处长建议道：“来一趟不容易，应该去看看维多利亚海湾的夜景啊。”张北向诸赤城汇报了，诸赤城说：“没问题，大家看看手头还有什么事？”
张北让办事处的同志联系一下，准备去几个重要景点走走。
这时，诸赤城想到得向领导汇报一下，就通过电话把这里的简要情况向领导说了。
领导在电话里表扬了他们一行，忽然又想到一件事，说：“别忘了牛万全，牛万全的事，你们也一起取个证回来，省得到时候河东省纪委的同志再跑一趟。”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牛万全这个地厅级干部归河东省纪委管，中央纪委只要把牛万全的部分证据转交给他们即可。可是，现在领导作了指示，还说这事与蒲承德的案子有关联，得一起办结。
这下，大家又忙开了。由于牛万全的女儿牛江亲自来香港取钱、后面的钱也是公司直接汇到日本的。调查这件事相对简单一些，而且证据非常充足。
据查，那年3月13日，蒲曲阳让财务部老李先准备好5万美元。老李马上到金城银行取了款，回公司后，先放保险柜里，等牛江来时再给。3月15日，牛江抵达香港并由大蒲公司安排住进富豪酒店。当晚，蒲曲阳夫妇请客。3月16日，蒲曲阳让老李再次到银行取出5万美元。然后，老李将两次取出的共计10万美元送给住在香港铜锣湾富豪酒店的牛江。老李回忆说，那天他到酒店按蒲总提供的房号敲开房门，他问清是否牛江后，进屋坐在客椅上，将钱从袋子里取出，并告诉牛江这是10万美元，让她点一下。因为是牛皮筋一捆捆扎着的，牛江只点了捆数，就对老李说了声谢谢。到了4月底，蒲曲阳让老李准备汇10万美元给日本牛江，并告诉他具体汇款资料4月21日，牛江从日本发来一份英文传真，将其在日本的收款地址、收款人姓名和两家银行的三个账号通知大蒲公司，并在传真中注明“请分寄入三个户口”。与此同时，牛江从日本打电话来，问老李是否收到传真，并让老李按照传真上的三个账户汇款，并指定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账户上各汇3万美元，在第三个账户上汇4万美元。4月29日，办公室秘书小魏填好了汇款通知书，经蒲曲阳签字后，到银行办理了汇款。汇完款后，老李按牛江要求和所提供的传真号，将汇款单传真给了牛江。
此事除了老李、小魏的口供外，还有以下物证：那年4月21日牛江用汉语拼音作的签名，从日本电传给大蒲公司的收款人地址、开户银行及银行账号传真件；大蒲公司为牛江支付的3月15至18日在香港富豪酒店住宿费的凭证；大蒲公司提供的蒲曲阳等人的签名；4月29日分别给日本东京三家银行共三笔（分别为3万、3万、4万）共10万美元的汇款申请、汇款单客户收据以及相关财务记账凭证等。
事情办得很顺利，小由又提起香港重要景点一事。诸赤城、齐隆尧、张北等人也都有兴致，决定好好奖赏一下自己。不料，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让诸赤城等人立即回京，主要任务有：“一是委领导想听一听蒲承德案件的汇报，可能是中央主要领导有指示；二是室里负责查办的另外两起案子，也要加大调查力度。”
中央纪委总共有八个案件检查室，该室只是其中之一，室里现在接手的省部级大案就有三起，力量上捉襟见肘啊。诸赤城摇了摇头，对大家笑道：“对不起大家了，下次吧。”
由大名皱了皱眉头，“但是！”
但是，他没敢继续“但是”下去。
这时，站在一旁的经济学博士、张北处长酒瘾上来了，他左手挪了挪眼镜架，右手推了推由大名说：“算了，你哥我请你海海地喝两口，算是弥补。”
齐隆尧听后抿抿嘴，摇摇头。他的酒量不错，但医生不让他喝酒。
诸赤城回到北京汇报案情进展，同时让副主任齐隆尧再去一趟浮州，找蒲曲阳作一次补充核实。
蒲曲阳听了案件调查情况，以及辛集和孩子的近况后，心情更好了些。
最后，齐隆尧让蒲曲阳再谈谈对蒲承德的总体印象。蒲曲阳开始和齐隆尧瞎聊了起来，把两人交往时的吃喝玩乐都回忆评述一通。比如，每次都是主动要钱要开支，次次都催得很紧，像个索命鬼似的。还有，他这个特别爱玩女人，而且玩法奇特，花样翻新。更特别的是，他最近突然洗手不干，对一般的美女统通不玩了，不知他鸡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最后，他总结道：“这个蒲承德，我看至少有两条很特别。”
齐隆尧眨了眨眼睛，算是用眼皮给眼球按摩了一次，问道：“哪两条？”
蒲曲阳吐了口三五烟，异常坚定地道：“一是要钱要得特别狠，二是玩女人玩得特别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