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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第二人民医院的单间病房里，中央纪委的领导正躺在病床上挂盐水。
自从蒲承德被“两规”后，她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蒲承德原本就性格内敛，进入办案点后更是整天闭目养神、装聋作哑，一个多月以来，以沉默对抗组织调查的战略战术渐渐取得了实效。与此同时，境内外的媒体报道、网络上的舆论猜测、中央一些部委领导的过问和质疑，汇聚成一股复杂而奇特的力量，冲击着她的精神堤坝。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把她的健康击垮了，医生再三叮嘱，要她好好养病、注意休息，尽量把工作上的事抛开些。
这个上午，主治医生一看到领导的秘书小童送进来一堆材料，就把她给批评了一通。在耐心细致的劝说下，领导同意暂时不看这些材料，工作上的事交给部下多承担。听到这话，医生才露出笑容，离开了病房。
就在这时，秘书小童接到了中央纪委案件检查某室主任诸赤城的电话。带着惊诧的眼睛，小童把手机交给领导听。领导当即指示：“你们马上来一趟，我要当面听汇报。”
重大情况需要通过红机接听，可医院病房里不可能装红机，只能麻烦他们来当面谈。
诸主任带着浮江省的有关领导包括专案组的郭处长赶到金家庄。在简单的叙述后，老郭把蒲曲阳写的一份自述材料交给领导。因为领导病情较为严重，眼睛看东西会不停地流泪，没办法，她翻了翻，让老郭把材料念给她听。
“又是个大贪！”听完后，她难掩兴奋地说：“果真是个大贪啊！”
尽管她每年都负责查处一批省部级干部，但那些干部大多是因为经济问题牵扯出来的，而且数目很大。她带人一挖，往往是越挖越深，锄头底下的泥比较松，并不难下手。可是，这回碰到河东省的这个蒲承德，是因为群体事件闹出来的，在经济问题上没有任何线索。加上这人相当顽固，始终不肯配合办案。她一直担心，如果长期下去，没有一点“实货”拿出来，她如何向中央领导交账？仅仅因为蒲承德失踪一宿而给个警告处分，即使中央批准，舆论也会不利于中央纪委，不利于她这个主管办案工作的副书记。这些年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形成的黑脸包公形象，弄不好就会毁于一旦。“好了，这下好了！”她心想，“这个蒲承德，再狡猾，再顽固，总归是个腐败分子；只要他搞腐败，总有暴露的时候，总有被中央纪委挖出破绽的时候！这次总算是峰回路转，东方不亮西方亮。蒲承德腐败问题的口子，居然如此机缘巧合地被撕开了！”
想到这里，她顿时心情舒展了许多，病情也轻了两三成。在狠狠表扬了浮江的办案专家老郭后，说：“材料我看了，也听了，可信度应该比较高。这个案子，应该是立得住的，是可以查下去的。”然后，她又看了看诸赤城主任，把话锋一转：“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走私犯蒲曲阳为寻求早点解脱，有着急于立功的心理，我们也不能不妨。”
诸主任点了点头，说：“要不，我们再去找他谈一次。”
“对，这步工作是少不了的。”她坚定地说，“你马上带人去浮州，对蒲曲阳交代的问题作进一步核实。这不仅是为了增强他口供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要锁住蒲承德收受贿赂的证据。我们的调查工作一定要细而又细，慎之又慎，尽可能从多方面去搜集证据，务必形成坚固的证据链。”
“那我明天就出发？”诸主任问。
“行啊，越早越好。”领导说，“如果来得及，最好下午就出发！”
下午的机票没订上。诸主任是乘晚上的飞机来浮州的。
国家大是中国人的骄傲。可大有大的难处，诸主任体会非常深。在这样一个大国的中央机关工作，经常要坐飞机飞来飞去，日子过得比信鸽还辛苦。上个月跑了青海新疆吉安，这个月去了海南广西。现在，又从河东省的金家庄匆匆赶往浮江省会浮州。到全国三十多个省市区，就像乡干部往底下的村子里转悠一样频繁，可要比乡干部下村累多了，烦多了，苦多了。别的不说，老婆孩子已经两个月没见上一面。寻常百姓的天伦之乐，寻常夫妻所谓的交公粮，在他来说就太不寻常了。
好在他已经学会了心理调整，更重要的是，中央纪委分管副书记、分管常委经常在大会小会上做思想工作，他自己也不时给底下的处长和主任科员们讲些“反腐败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之类的大道理。头上的帽子一顶顶如此之大，如此之威严，党和国家给了自己如此高的职位和待遇，那也只好把小家庭的安逸暂时放一边了。
关在看守所里的蒲曲阳，比他想象中要年轻一些、健康一些。看来，这两天专案组的同志给他灌了不少“营养汤”，让他觉得立功以后一身轻松，犯罪感在心中渐渐淡了去。
因为诸主任带来了熟悉经济工作、又做得一手漂亮笔录的一处处长、经济学博士张北，老郭在旁边就显得很轻松了。尽管以前和中央纪委合作办案过几次，但听室主任级别的干部跟犯罪嫌疑人谈话还是头一次。出于一种职业习惯，他忽然产生一种窥视的心态——看看中央纪委的领导是如何办案的，他们的水平究竟怎么样？
“蒲总，你给河东省常务副省长蒲承德送钱的事，我们已经通过你的材料，知道了大概。”诸主任用很随便的语气，开了个头，“现在麻烦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你和蒲承德交往的前后经过。特别是要把一些细节讲清楚些。对，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老郭在一旁听着，在心里评价着：“不是我吹牛，这问话的套路也和我们差不多，都是要注意细节。不管是纪委还是检察院，都一样。只是他的身份特殊，会给蒲曲阳产生一定的压力。这一点要比我强。”
“那年春天，我和弟弟蒲曲周一起去河东考察制药厂项目。同行的还有香港中企基金董事兼执行总裁，他还是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曾带世界银行有关官员来过河东。所以，在他的介绍下，我们认识了河东省委书记高邑（现人大主任）、省长宋行唐（现任省委书记）。到金家庄后，高书记、宋省长一起在河东宾馆贵宾厅设宴款待我们。除了高书记、宋省长，那天接待我们的还有常务副省长蒲承德。我们就是那次开始认识的。”
“接着说，你们后来如何交往的？”诸主任的语气还是很随和，老郭觉得就像聊天一样。和他办案时满脑子鬼主意比起来，诸主任像是没太多心眼。
“就在一两个月后，蒲承德带领河东省招商团来香港招商。我在这次招商会上签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制药厂，一个是钢材加工厂。这些都是我们上次去河东时谈妥的，之所以在这次招商会上签，是外经贸委要求我们这样做的，签的项目越多，越表明他们招商有成绩，回去汇报光彩些。举行签约仪式的当天晚上，我在蒲承德下塌的香港新世界酒店宴请了他们一行。宴请结束后，蒲承德单独约我到他房间里谈话。蒲承德对我说：咱们都姓蒲，祖籍又都是山南的，以后咱们要多往来。我觉得你这人为人不错，事业也做得不错，希望以后多联系。你在河东发展遇到什么困难，尽管找我，我会支持你的。听了他一番话，我很高兴，觉得这个人不仅地位高，而且很肯帮忙。只要和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就不愁在河东赚不到大钱。于是，我当即约定明天下午陪他逛街买东西，他也高兴地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你们买了些什么？”诸主任问。
“第二天下午三点钟，我带公司司机小黄到海景酒店接蒲承德和他的秘书江涞源，一起到铜锣湾的崇光百货（SOGO）购物。我觉得，蒲承德这个人挺有品味的。”
“挺有品味是什么意思？”诸主任插话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说他有品味，是指他挑选的东西比较上档次，价格也比较可观。他在一楼的Bally专营店挑了一条皮带，两双皮鞋。”
“你还记得住价格么？”诸主任一边问一边想，该没这么的记性吧？可他的职业还是逼迫着他问：“尽量记清楚些。”
“我记得皮带的价格是一千多港币；两双皮鞋，价格是四千多港币。结账后又去五楼男装部。蒲承德挑了两套法国产西装，一条蓝色，一条灰色，每套一万多港币；四件衬衣，每件五百至一千港币。然后我们又到了‘1818’品牌专柜选了两件T恤，价值两千多港币。接着又去三楼休闲衣服部。蒲承德挑选了一件美国产黄色休闲外套，价值五千多港币。”
蒲曲阳的记性把诸赤城、老郭、张北给吓住了，老郭正想插嘴，蒲曲阳根本不给他机会，完全就像是在回忆初恋时给女朋友买第一件礼物似地，又兴奋又细腻：“对了，除了蒲承德外，他秘书江涞源也买了。我见蒲承德买的东西多，他秘书一件不买也不行，就鼓励江涞源也挑一件。江涞源很懂事，挑了一件比他老板便宜的法国西装，价值三千港币。所有这些东西，全都是用我的信用卡结账的，总共价值四万多。我记得，蒲承德的西裤太长，需要改动，就留在了男装部，我让司机第二天取回后再送到蒲承德的酒店。江涞源买的西装只是上衣，没买西裤，所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西裤都是蒲承德的。”
“究竟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记性就是好。”老郭忍不住表扬道。
诸主任没有觉得老郭乱插话，而是顺着老郭的话鼓励道：“你回忆得很仔细，很好，这对我们很有用处。对了，除了买这些东西外，你就没有再为他们花销什么了？”
“其他就不多了，都是些小钱，不值得多提。不过，我也都记得。那天购物在回酒店的途中，蒲承德又约我第二天去买书。于是，第二天下午，我又和司机小黄陪蒲承德及秘书江涞源到崇光百货对面的一家书店购买了价值五千港币的书籍。”
“蒲承德为什么要到香港来买书？”诸主任有些不明白。
“大陆在宣传方面控制得很严，他想吃点野食嘛。这些书，比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等，都是在大陆禁止发行的，但他看起来很感兴趣。”
“他很感兴趣吗？”诸主任问。
“是的，和别的男人一样，蒲承德也喜欢谈女人，对女人的兴趣很强烈。”
“这些书也是你付的钱？”
“是的，都是由我用信用卡结账的。”蒲曲阳说，“蒲承德让我陪他买书，自然就是让我付账的意思。这方面的事，我们都懂。”
“继续谈你们的交往。”诸主任道，“主要围绕给他送钱的事。”
“后面的交往并不多，主要就是给他送30万美元的事，而且是他问我要的。”蒲曲阳回忆道：“那年下半年，河东省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宾馆要出售，让我去看看。我到金家庄之前，就按惯例向蒲承德秘书江涞源报告过。一到金家庄，江涞源就很着急地打电话给我，说他老板要见我，让我马上去。当天下午我就赶到蒲承德办公室。一见面，我就提起宾馆的事，希望他帮助打招呼，降低价格。谁知，蒲承德马上说：这事你不用太急，以后慢慢解决。今天我找你有重要事情，我急需一笔钱，很重要。我问他用来干什么，他说现在不能告诉你钱的用途，以后会告诉你。只要你这次帮我，到时候我会倒过来帮助你的。这笔钱你一定得想办法帮我解决。我问他要多少，他说要30万美元，相当于200多万元人民币。我说目前公司有困难，现钱拿不出这么多，能不能再拖一拖。他说：最迟到春节前后一定要解决。这个钱不能在大陆拿，要从香港拿过来，要美元，而且现金。”
“他始终没告诉你钱的用途？”显然，诸主任也很想知道蒲承德到底想干什么。
“尽管他始终不肯告诉我，可我从他说春节前后分析，可能是借春节拜年给上面送钱，可能是为了提拔。于是我就侧面问他，河东的领导班子是不是要动了？你是不是要当省长了？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大家都活动得很厉害，要活动，就要花钱，而且花不少钱。临别时，蒲承德向我要了家里的电话号码，并说：有些事情不一定要通过江涞源，咱们可以直接联系。我说金薄公路转让的事，牛万全没起到好作用，他老想压低价格转给别人，还得请您再关照一下，他表示会出面协调的。到了春节前三天，我又接到了蒲承德的电话，他说，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必须马上办好，现在要用，你到河东来直接找我。我和弟弟蒲曲周以及公司的其他董事商量了一下，觉得公司在河东有好多投资项目，得罪不起蒲省长。这次给了钱，以后还能多得到他的支持，所以大家都同意了。我和曲周联签了一张提款单，派公司出纳小谢到金城银行本公司的账户上取了30万美元现金，让公司秘书小魏订了去天津的飞机票。第二天，我从香港乘飞机抵达天津，由天津分公司经理和天津海关调查局的朋友到机场海关里面接我。因此，我没有通过海关的旅检就出了关。吃过午饭后，我先到薄州见了已升任市委书记的牛万全，请他继续帮助协调与市交通局的关系。大约晚上八、九点钟，我连夜赶往金家庄市，次日清晨住进河东宾馆。那天上午，我先和江涞源通了电话，江说：老板在等你，你马上过来。江涞源到楼下把我接到蒲承德的办公室后就离开了。我坐在沙发上，蒲承德说：你辛苦了！然后，就把办公室门反锁上。我说：你要的钱带来了。说着就从旅行袋里拿出装有30万美元的塑料袋，打开口袋让他看了看，问他要不要点一下。他说不用点，拿来就好了。接着又强调说，这事很重要，得抓紧办，究竟干什么用，不能告诉你，反正将来我会很好地支持你的。”
“等一等，我问一下。”诸主任想到了一个细节，问道：“你送给蒲承德的钱，是装在塑料袋里的，塑料袋的颜色你还记得么？”
蒲曲阳想了想，说：“白色，不是很白，偏灰白的那种”
“再说说30万美元的票面情况，多少张一扎的？”
“全部是一百美元面额一张，一百张一扎，五扎一大捆，共五大捆。”
“蒲承德收下你的钱时还有什么细节？”
坐在一旁的老郭点了点头，在内心里佩服道：“问得真细。不是我爱表扬，他不但细心，而且比我有耐心。”
“他说中午还有活动，不能陪我吃饭了，然后把装钱的塑料袋拿进了卧室。这时，我又提起金薄公路转让的事，说牛万全在帮倒忙，希望他跟牛讲一下。他说没问题，一定会跟牛讲的。还说，以后河东有什么事情，一定会尽力帮忙的。最后，又反复叮嘱我说：钱的事千万不能对外讲，账目一定要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