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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涞源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康保车里的。康保在前面不停地问这问那，可他什么也听不进，什么也说不出。
到了半路上，康保把车停了下来，郑重地问：“涞源，把你送到哪去啊？”
“送到哪？回家么？对，回家！”想到回家，他突然一阵竦然，我的天，宁晋现在在哪里？她有没有去娘家？
给宁晋拨电话，关机！又拨，还是关机！真是急死人了。转念一想，对了，是五点钟的飞机，现在应该正在飞机上。关机就证明已经走了。还好，走了就好。留下来又是祸患，走得越早越好。
自己的事处理好了，对，应该处理老板的事了。
“康保，回单位，到办公室去！”
见江涞源神不守舍的慌张样，康保也不想说他什么，顾自打转方向盘，把车子往省府大楼拐。
到了办公室，他找出与老板联系过的几个主要的企业主和朋友的电话号码，分别给他们打了招呼。然后，又打开老板的办公室，检查一下有什么东西拉下。四处一查，发现办公室里空空的，以前堆放着的那些玩意儿，突然都不见了。还好，老板考虑得比自己周全。
江涞源看了看老板的办公桌，办公桌上的东西也少了许多。
这里的东西一少，看上去就怪怪的，很不习惯。
更不习惯的是，现在桌边的椅子上，空空荡荡的。——这可是老板的位置啊，本该坐着老板啊！
眼睛一酸，江涞源在桌前的椅子上歪斜着坐了下来。
这是他常坐的位置。以前坐在这里，都是向老板汇报工作，听他垂训。他害怕坐这个位置，也喜欢坐这个位置。坐在这里，不论听到的是批评还是表扬，都是他希望的开始。有了老板坐在那儿说话，他心里特别踏实，特别安稳，觉得生活有希望，前途非常光明。
现在，老板不在了，而且很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老板！——老板！”
江涞源叫了一声又一声，止不住眼泪哗哗哗地往下淌。
老板，在这个世界上，有谁会比我更尊敬你，更依赖你？
老板，在这个世界上，有谁会比我更心疼你，更关心你？
老板，这里不能没有你啊！河东不能没有你！我更不能没有你！
不知哭了多久，天越来越黑了，江涞源肚子里咕咕咕地叫了起来。
是啊，这些天来，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整天都在惊慌失措中度过，在为老板的担心中度过，刚才这一哭，用力过猛，竟把肚子彻底哭穷了，哭出意见来了。
和这次一样猛哭的，就数初恋时候那次了。在上海读书毕业后，因为要回老家工作，恋人提出分手，态度非常坚决。江涞源再三挽留都无济于事。最后，她居然玩起消失，再也没有在他的视线中出现过。消失前，还用电话通知过他，说她再也不会来见他了。接完电话，江涞源就开始哭了，而且那几天也一直没有好好吃饭。哭着哭着，肚子也开始咕咕地响了起来。
每次在他最伤心的时候，在他哭得厉害的时候，只有一只空空的肚子，在一旁回应着。
蒲承德的离去，无疑是江涞源政治生活上的一次失恋。
从一个男人成熟的政治眼光看来，这次失恋的打击远比上次厉害。
上次失恋，他失去的是一个很快会被弥补的女人。
这次失恋，他失去的是永远无法修补的政治前程。
带着种种伤感落寞，江涞源回到了家里。家里空荡荡的，也像老板的办公室一样，让人觉得非常失落。他走到卧室和厨房，始终不见妻子宁晋的身影；走到书房和小卧室，也不见儿子的笑脸。
正要想起什么，电话响了。是妻子宁晋的电话。
宁晋说她已经下了飞机，正往家里赶。江涞源和她说了老板的情况，让她路上小心，千万要把事情办妥。
正要搁电话，宁晋又补了一句：“儿子有没有接回来？”
“天哪，儿子！”江涞源一惊，“呀，我把儿子给忘了，我这就去接。”
挂了电话，江涞源匆匆赶往学校。儿子刚上小学，因为学校离家里较远，平常都是家长接送的。本来，这应该是江涞源的日常工作之一。可是，因为江涞源做了领导的专职秘书，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领导。寻常百姓的夫妻间，大多是男人多干些杂活，可在他这个秘书家里，时间上由不得自己，特别是早晚，那就只好委屈妻子了。
今天妻子一出门，还真不习惯。接儿子的事明明是宁晋交代过的，可时间一到，还是忘了个一干二净。
好在宁晋第三天就赶回来了，接送儿子的事又交还给了她。
江涞源又可以忙起他的秘书工作了。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秘书工作，有史以来第一次变得清闲了，变得无所事事了。
每天他照例早早去上班，到对面老板办公室帮助擦擦桌椅，收拾收拾文件报纸。然后，就坐在办公室里接接电话。有人来找，就说老板开会去了，这段时间都在开会，没法见。如果是特别熟悉的企业主，那就实话实说，让他们暂时躲一躲，省得惹火上身。
接下来，他就真的变得很无聊了。老板不在，没人派他去联络工作，没人让他迎送客人，没人让他干这干那。
他突然觉得，现在变成了一个离开了句子的标点符号。标点还是原先的标点，可句子走了。句子一走，自己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失去了存在的义务，失去了一直以来生机勃勃的价值。
闲得慌了，就得下楼来，到院子里走走。河东省府大院里，如同一个很大的公园，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植物。但是，北方的天气所限，长得最多最旺的还是国槐。国槐的各类变种——龙爪槐、紫花槐、五叶槐、金枝槐，构成了大院里的美丽的槐树世界。
他喜欢这些槐树，就如同当年在南方上学时喜欢那里的香樟树一样。
南方雨水充沛，气候湿润，到处都长着浓郁的绿色植物，而且四季常青。比如校园里的香樟，不单常绿不败，而且总是翠绿欲滴。他常常和恋人一样在校园里散步，在香樟树下谈情。分手以后，他也是这样一个人在校园里走着，在香樟树下站着，默默地回想着往日的美好时光。
而今，他就常常站在槐树底下了，想起每天跟着老板在院子里走进走出，也不时会在槐树底下站一会儿，说说这个季节的变化。比如，到了春天的时候，老板说槐花飘起来了，有点清香，但这个时候容易感冒；到了秋天的时候，老板说槐叶开始落了，要他当心天冷着凉。
是啊，老板就像他的父亲。他这个不孝子，每天守在父亲的身边，本该悉心照料父亲的，关心父亲起居冷暖的，但细细想来，还是父亲关心自己更多，爱护自己更多。
寻常总见父亲板着脸孔，教训他什么事做得不对，什么事还可以做得更好。他总是战战兢兢的，觉得父亲太严肃了。可是现在……
老板啊，你还能再次站在这槐树下，对我平和地讲一讲天气和人情么？
一阵寒风吹来，吹落几许先黄的槐叶，这些是脆弱的分子。
老板，你教我一定要坚强，可我的心里，为什么还是这般脆弱！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江涞源被后面的风歪歪地吹得，他觉得，自己就像是那落地的槐叶，正被这个季节的风残酷地偷袭，将他吹向不知名的去处……
在水里煮，在火上烤，在油里煎。就这样，江涞源熬过了一个多月的艰难时光。
一个月来，他不敢上食堂，不敢去公共场合，不敢看见熟人。他似乎成了一个怪物，成了一件特殊的物品，成了一个让人指点的病菌携带者。
有时候在办公室里泡包方便面，有时候悄悄地到街头买点快餐，有时候则回到家里找点吃的，顺便多休息一会儿，反正也没什么事可干。
最痛苦的，是对办案人员的苦苦等待。
或许在他的生命中，他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中央纪委的人。可是，他又无法回避。毕竟，老板进去了。老板临走前交代过，只要他进去，纪委迟早要找到他作证。作证的时候，少不了有苦头给他吃。“不可以利诱，不可以死胁。”“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这是老板对他的期望，对他的要求，对他的命令。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告诫自己，一定要记住老板说的这些话，决不能辜负老板的栽培。许多次，他想到了革命烈士，想到了舍生取义，想着想着，他的眼角就会落下滴滴清泪。
“要来的总是要来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是老板说过的话。
老板就是老板，老板说的话再一次应验了。那天早上，省委办公厅领导打电话给他，让他到小会议室去一趟，有人要找他谈话。
有了目睹老板被找去“谈话”的经验，江涞源知道自己最害怕也是最期待的一天，终于来临了。
满怀着慷慨赴死、轻松上路的豪情，他准时来到会议室。这回，并没有什么中央纪委的女副书记接见他。坐在会议室里的，是中央纪委案件检查某室的齐隆尧副主任和张北处长。他们说的话也并不神秘，无非是要求他说说蒲承德违法违纪的事，特别是与企业主有哪些经济往来关系。江涞源平静地说：“我们蒲省长规矩很重的，重要的事情都不让秘书插手，他和企业主交往的事，我都不清楚。”
“可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好多企业主找你们蒲省长办事，都是通过你联系的。”齐隆尧的眼睛眨得不紧不慢，说，“不仅他们之间的联系你知道，而且在经济往来方面，你也知道不少，甚至，你自己也拿到过不少好处。”
“根本不可能。”江涞源迅速关门。
“希望你配合我们办案，现在是中央纪委找你谈话，你一定要实事求是！”刚才一直没开口的张北处长、斯斯文文的经济学博士，此时突然拉高嗓门，把江涞源吓得整付心脏往上一纵。
江涞源有些不满地朝张北轻轻瞥了一眼，还是不说话。
双方僵持了很久，谈话很不成功。
最后，江涞源沿着他的老板蒲承德走过的道路，从电梯上下来，坐进了中央纪委专案组的专车。不同的是，江涞源被带走时，旁边并没有那么多人围着，反而显得有些冷清。带走时，并不是下班以后，大院里稀稀落落的还有不少人，他们并不知道，江涞源坐进车里是被中央纪委带走的。
但是很快，江涞源被中央纪委带走的消息也声速传遍了整个省委和省府机关。
当然，江涞源被带走的一幕缺少了蒲承德那种历史性的悲壮感。毕竟，他只是蒲承德身边的喽罗，是一个附带的牺牲品。
到了办案点上，江涞源还是继续沉默不语，保持了他希望自己拥有的那种坚贞和勇敢。
当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面对着墙壁时，他甚至希望窗户外面有一个视线通道，能够让老板看到自己。他希望老板看到——他多年栽培的心腹秘书，是如何的忠诚，是如何的顽强，是如何的不屈。
除了张北处长和齐隆尧副主任外，诸赤城主任也找他谈过。
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谈了老板问题的严重性，谈了他配合中央纪委办案的必要性，也谈了他不配合办案的危害性。
所谓水来土淹，兵来将挡。对付中央纪委，闭上嘴巴一招，就很管用。
在没有来之前，江涞源对中央纪委办案工作充满了敬畏和好奇，他无数次想像过老板被带到办案点的生活，想到自己也被带去后遭受的种种待遇。比如用鞭子抽，用灯泡烤，用巴掌掴……现在看来还好，毕竟是新社会了，还是共产党好，他所面对的究竟不是电影里的国民党，不是什么中统军统的坏分子。
蒲承德与江涞源主仆二人的战略战术，还真给中央纪委办案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阻力。
领导因病情严重，已经转移到首都治疗。但在医院里，她常打来电话关心案情进展，有时还让诸赤城到医院当面汇报。她一再指示：“对蒲承德的案子，重点还是要从他身边的人着手，努力打开突破口。中央首长很关心，你们一定要加大办案力度。”
诸赤城回金家庄后，召集大家多次开会研究。在加大对江涞源讯问力度的同时，还把蒲承德的司机康保也找来谈过了。康保的态度倒没有江涞源那么硬，可是从种种迹象表明，他对蒲承德的问题的确知之甚少。他曾经用车接送老板期间，看到过老板和香港、广东、河东、北京等各地的企业主有来往，可那都是工作上的联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私人经济往来活动进入他的视线。据他反映，蒲承德对司机并不贴心，倒是把秘书看作是心腹，许多私人的经济活动，秘书江涞源应该比他清楚，因为好多私人的活动，他都是带秘书参加的。
康保谈到了不少企业主的名字，可这个名单并没有多大的调查价值。因为省政府办公室和省外经贸委等部门也可以提供这个名单。看来，非得想办法让江涞源开口。
张北处长建议：“得让江涞源吃点苦头才行。我们现在办案越来越文明，被调查对象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可是，上面又催得紧，我们办案人员的日子倒是越来越难过了。”
齐隆尧说：“是啊，我们夹在领导的高要求和文明办案的严要求之间，两头吃苦啊！”
由大名在旁边听了难受，突然有些唐突又习惯性地冒出一个“但是”来，接着道：“我有点不成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