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辑录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多不是穿靴戴帽的论文，而是面向公众（或“想象的公众”）的论辩性、论战性文字。在今天高度市场化、专业化的环境里，学者越出专业研究的范围去谈论公共性话题是件颇具挑战性的事情，很容易落入各种陷阱和俗套，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诱惑。明知危险而仍甘受诱惑，想来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对8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追忆与向往；二是一些根本性问题或话题从来就不能被限制在专业学科的框架里。这些问题多年来在头脑里追逐萦绕，像交响乐里深沉的低音部，给自己的读书思考奠定了情感的、存在的基调。上海人民出版社薛羽先生建议把这些散落在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汇集在一处，给我自己提供一个整理思路的机会，这是令我珍惜而感激的。

文章时间跨度为十二年（2002—2014），大致围绕以下几个事由或议题：

一是2002年暑期北大讲课内容修订后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的历史批判》为题出版。从上课期间的一次访谈（后用作全书的代序）到2006年在台湾《思想》杂志上对批评的回应，一组文章初步展开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化认同、文化政治、普遍性与特殊性等问题的讨论。几篇文字虽都从那书说开去，但对应或回应的却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中国知识思想场域里的基本问题，包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自主性之间的矛盾、在西方普世主义话语和价值体系的凌厉攻势下如何为当代中国的集体实践和意义创造做出有效的说明和辩护、如何分析西方在价值领域里表述和构建自身历史经验的连续性与合法性，如何在此基础上为当代中国文化政治表述提供经验和方法上的参照，等等。本书中发表较早的几篇都在两个意义上延续了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知识思想讨论的议题和思维习惯。比如它们继承了80年代青年知识界以西学讨论（特别是对西学经典作品及核心思想和理论的深入讨论）的方式介入、思考中国问题，在现代性普遍矛盾中把握传统和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实质。比如书中第二部分“从‘中国道路’到‘中国梦’”的两个附录，分别是讨论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与奈格里、哈特合著《帝国》的座谈纪要。这种思路贯穿全书。同时，这些篇目也都不同程度地以自己的方式涉及或卷入了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和学界的分裂和论争：比如“学术与思想”之争、“中学西学”之争、“理论”与“实证”之争、“激进与保守”之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等等。

之所以说是“以自己的方式”，是指这些篇目都是从自己长期以来关心的问题角度介入立场之争或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它们用心和用力的焦点，则始终是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的主体性、自觉；是当代中国集体实践在意义创造和意义阐释上的创造性和自我肯定的意愿与能力。这些问题之所以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当然是日益增长的中国经济实力、社会活力、文化自信和自我意识同冷战后全球化国际环境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强势压迫正面碰撞的结果。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论争仍然是世界性的问题与矛盾在一个半封闭社会空间里的折射与回声，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已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性历史冲突和价值冲突的前沿与核心地带。中国走什么样的路，创造出什么样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灵感、希望和梦想，也越来越显出作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验的深刻意义。能为这样的史诗性经验提供什么样的描写、叙述、意义阐释和道德辩护，则是今天中国的读书人肩负的最高的使命，也是他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

正是这个历史形势以及它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制度正当性、意义生产和解释框架、价值系统带来的持续的压力，构成自己多年来在日常教学研究之外的关注点，也自然成为这些年来接受公共媒体访谈时讨论的主要内容。不过应该说，到2007年为止，这种讨论都是不自觉的、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2005年第一版；2006年修订第二版）的“余墨”或“通俗说明”方式出现的。

2008年奥运圣火接力在西方所受的阻击、汶川大地震以及随后的抗震救灾活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等一系列事件，则是这个集子形成过程中的外部转折点。可以说，以2008年为契机，我自己越来越自觉地参与到有关中国认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价值的思考和讨论中去。这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在2009年随着一系列纪念和庆祝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活动而达到一个高潮。可以说，本书的主要内容来自这两年间写下的这类文字，而此后的文章是这两年间思考的逻辑发展。《文化自觉片论：启蒙主义的政治危机与伦理危机》开始对这些问题的历史性回溯和思想史反思，而作于本书结稿前仅仅两周时间的《主权者——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观察者网访谈）则以纪念这位伟人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方式，继续了对人民共和国历史起源和价值根基的思考。

围绕这条主线，本书还有包含另外两个相关但带有半自律性的议题：一是由2003年北京大学教师聘用制度改革所引发的有关中国大学的价值定位的讨论。从这个问题延伸出去，又写了几篇文章，讨论文化民族主义、海外留学生的学术使命和政治自觉以及全球化时代的经典阅读等话题。

最后一部分和我自己的老本行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理论有关，虽然有文章分析王安忆和莫言这两位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但总体上说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因为它们的关注点是新中国文化经验和文学表述的内在的历史实质、精神强度和价值基础，与本书其他部分的文章遥相呼应。

既然面对公众或“想象的公众”言谈和写作，就要准备好虚心接受来自公众的批评、批判和挑战。但在截稿之际略感遗憾的是，自己迄今仍不能说找到了或掌握了一种适合这种交流与讨论的足够通畅显白的文字和文风。如果有读者关心书中讨论的问题却受挫于文字的艰深晦涩，我需要事先在这里表达自己真诚的遗憾和歉意。

本书章节多篇首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版，借此机会向该刊的编辑记者，特别是张翔先生致谢。另有几篇是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暑期座谈会或讲习班记录基础上整理而成，在此对组织和参加这些活动的同事和同学们，特别是我华师大批评理论中心的同事罗岗教授致谢。其他各篇分别首发在《现代中文学刊》、《中国社会科学报》、观察者网和《社会观察》杂志、《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新华传媒“知本读书会”、《文化纵横》杂志、《文汇报》“文汇讲堂”系列、《学术月刊》、《开放时代》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出《我们时代的写作》，在此一并致谢。在本书的编辑整理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讲师、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朱康先生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薛羽先生出力甚多，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2015年6月29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