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

本书是一部论文合集，虽有明确的主旨和连贯的分析论述，但毕竟写作时间有近两个十年的跨度，涉及的头绪和议题也较多，因而仍有必要在第二版问世之际，做一个简略的说明。

大致而言，书中所收的文章可归于两个系列。其一为“文化政治”系列，里面的文章多为2005年出版、2006年修订再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书的余墨或局部展开。其中部分是成书前发表在报刊上的单篇专论或访谈，比如谈尼采、韦伯、罗蒂和“可比性”问题的篇目，部分是关于“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的意犹未尽的探讨或对书评的回应。这些文章作为那本书的“成因”与导引，或“后果”及余波，都可被视为与之相关的较为系统的概念分析，或论述的自然延伸。

另一个系列则是围绕“中国道路”这一时代命题所展开的讨论。其中既有对萌兴于八十年的启蒙、文化自觉、主体性诸问题的继续思考，也有对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机遇，以及其中蕴含的问题和可能性的即时回应与反思，包括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传统与形式创新问题，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正当性、合法性与“主权/主权者”问题。这些文章不少是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的约稿，其缘起大多在于一些具体事件、现象、纪念日或争论性议题（如“五四”九十周年纪念、共和国六十周年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评论、对北京大学教师制度改革引发的争议的评论、对大学本科人文教育经典阅读问题的思考，“中国梦”话题最早出现时所做的座谈，对2015年初法国《查理周刊》恐怖主义袭击的观察与思考，不一而足）。

这个“十年”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开启了中国经济新一轮迅猛增长，决定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文化风貌，而在重塑集体性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思想议题和理论挑战。它未必“终结”于数字意义上的十年之后，而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步入“新常态”后徐徐落幕。这条历史弧线的“高峰”或象征性顶点，或许是由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纪念以及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这三个历史景观（historic spectacles）构成的。如今它们也自然成为回望上一个历史阶段时的记忆标志和情感附着点。

这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比任何单纯的思想讨论或理论论述都更好地解释了“文化政治”问题和“中国道路”问题的社会实质和论辩意义；就是说，它表明了书中所有文章的历史决定和时代决定：它们事实上都是透过“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这个哲学意义上的“二元对立”和“辩证统一”，专注而持续地思考、回应、解释、叙述一个极为当代性、极为“在地”的问题，即当代中国集体经验和集体意识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述。贯穿全书的那种乐观进取的态度，那种不惮于构建“大叙事”、主动触碰甚至“招惹”大问题的自信，现在想来其实都得自这些文章诞生于其间的那两个十年，特别是后一个十年，得自这个时代本身的能量与动态趋势，以及种种经验或价值上的（靠得住的或靠不住的）假定和预设。

这是“中国”这个生活世界疾速发展、膨胀、丰富化、多样化的二十年；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分工体系、拥抱这个世界也被这个世界所拥抱、改变这个世界也被这个世界所改变的二十年。与此同时，这也是“中国”这个巨大的实体、符号、制度和价值体系随着自身单纯的物质增长和空间增长而不断同其他意义—阐释体系的碰撞与磨合的二十年。这些文章虽然都是为某种具体思想议题的“当下”而做，并因此带有十足的辩论色彩和“文化政治”倾向性，但被辑录在一处时，仍然可见超越单个议题的总体思路，以及穿透一个历史阶段的“叙事性”意图。

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的第三版（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同一系列）序中，我把本书视为同它的某种“对话”，即从“特殊性”或“个别性”角度，从中国经验、中国问题出发，进一步释论“文化政治”的概念和“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这里不妨做一呼应，再次强调这样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主题：

在思想和学术层面，“中国道路”本身是一种抽象，是一种特定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经验范围内的“普遍”；但它的特殊的、具体的形态，只能存在和体现于当代中国人个别的、由特定历史条件和历史可能性视野决定的集体行动和集体观念当中。后者是一个现实概念，而非一个理想概念，它的历史性展开注定是曲折的，会遭遇种种试验、比较、反复和不确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真理与谬误、成功与失败的复杂的混合体，而不是什么完美的、纯而又纯的、比照某种观念性蓝图和理想设计原样制造出来的东西。它在现实中的存在，必然体现为在“左”与“右”、“市场”与“国家”、“国”与“民”、经济增长与机遇平等、（全球化语境下的）自主性与同他者的相互依赖之间的矛盾、冲突或“对立统一”之间的选择或权宜之计。这样的“道路”在鲁迅的希望的形而上学意义上必然是集体性的，即《故乡》中所谓“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它也必然永远为将来之将要到来所保证，因为“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华盖集续编·记谈话》），尽管永恒的此刻作为历史真理和现实力量的拥有者，同个人自由、趣味以及人的社会本体论价值和绝对道德律令之间总是形成某种张力。

这条“道路”本身虽隐含在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之中，但它的历史语境或参照系却是清晰的。它既包括中国社会发展的外部大环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环境危机、地缘政治板块、启蒙—现代性“高级文化”主流、民族国家体系、“文明冲突”，等等），也包括作为它“给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前提”的中国传统（古代政教传统、近代革命传统、过去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传统）。但在一个同样关键的意义上，中国和“中国道路”又是一个“不需要自身之外的参照系”的历史运动。这是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在回顾林肯、惠特曼、杜威、罗斯福新政以及六七十年代社会进步传统时，对美国历史发展中左翼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经验或“道路”的总结（参见本书《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一文）。这句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自信甚至自负的话，在具体意义上不过是指美国革命立国，不拘泥于陈规陋习，在持续不断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制度创新中摸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政治自觉和文化自信。所有这些同样适用于、甚至更适用于思考现代中国的历史道路及其未来，因为后者正是通过不断的集体实践——包括革命实践和改革实践——而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自己定义自身制度和文化的正当性及普遍意义，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乃至“文明”的历史过程。

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发展都仍在路途中，有关“中国道路”的世界性思想讨论和理论辩论在目下只能是方兴未艾。本书的工作，是记录这场讨论在早期或准备期一些初步的、局部的经验和思考。2015年首次出版后，本书在短短五年里能够修订出版第二版，固然令作者欣慰，但过去五年世事万变，许多彼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预期和概念框架，如今已经显得问题重重。然而学者必须是一个终身的学习者，“觉今是而昨非”难免是思想发展与学术写作的常态，何况本书中不少文章的议题和讨论本就具有很强的当下性、时效性和尝试性。因此与其删改旧作以力图使之“与时俱进”，倒不如“立此存照”，保留一份当代思想讨论的历史材料。我期待同所有愿意再次打开这些问题、阅读这份记录的读者进行诚挚、平等的交流；更欢迎他们对文章中的立场、观点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提出批评。任何书的再版恐怕都不能说是“悔少作”的表现，但我想这只有在期待批评和挑战的意义上，方才是成立的。

第二版相对于第一版在篇目上有所调整：第一版中关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几篇在这里全部截掉，移至《批判的文学史》一书；同时增收了几篇零星散落的有关“文化政治”“普遍与特殊”和“比较与可比性”的文章，但删去了其中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中章节重合的部分。

是为序。

张旭东
2020年12月31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