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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的双井村，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低下，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1949年以后，随着互助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村民进入了集体化劳作的历史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村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
当地处于老解放区，较早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7月，当地开始了土地改革。据《宁晋县志》记载，当时上级政府在大陆、双井、胡岳等村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8月末，县委书记张树楠在双井村搞试点，先成立贫农小组，让村干部在贫农会上“洗脸擦黑”，纠正强迫命令、多吃多占问题。接着发动群众批斗恶霸地主张化楠，将其枪决。
民国36年8月22日（农历七月七日），土地改革复查开始。次年11月中旬，划定阶级成分，三榜定案上墙。平分土地，签发土地证，实行耕者有其田，封建土地制度结束……土地改革使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土改前，地主、富农占农户总数的7.17%，却占有农村土地总数的31.2%，人均土地0.8215公顷。土改后各阶层人均土地占有基本平均：地主、富农占0.21公顷，中农占0.3068公顷，贫雇农占0.2101公顷。
双井村作为土地平分运动的试点村，受到县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土地平分运动开展顺利。村里根据上级指示，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查漏斗、假斗地主和对地主、富农照顾过多的问题，惩处了以张化楠为首的多名地主，将地主老财的土地、房屋等进行了重新分配，清算了他们在地租、雇工、放高利贷等方面的剥削账。贫雇农等获得了土地，分得了浮财。
土地改革之后，双井村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但是部分村民缺少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他们的农业生产遇到了不少困难，为此，上级政府鼓励、组织当地村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进行互助劳动。如《宁晋县志》中有关内容所述：“1951年‘党代会’期间，强调在自愿、等价、互利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互助组织，逐步把分散、独立的小农经济经营方式转变为有组织的生产集体……1952年12月，当地采用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引导农民将互助组发展为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小脚女人’，合作化运动超高速发展，出现整村、整乡、整区入社的高潮，迅速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革命委员会统一计划安排公社生产任务（如下表所示）。
表3-38 人民公社时期双井公社生产任务安排情况
一九七九年双井公社农作物种植面积计划如下：粮食总产量计划为1340万斤，计划种植大豆750亩、棉花5700亩、油料500亩（其中花生种植面积为300亩、芝麻种植面积为300亩）、药材79亩、林业育苗200亩。集体化时期，除了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逐步进行，此过程主要是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的一系列形式。
集体化时期的双井村民生产状况发生了变化，但也存在不少问题。1978年秋，双井公社西南方向约6公里处的曹伍疃公社第一个实行“五定一奖”田间管理责任制，即定地块、定劳力、定产量、定报酬、超产奖励，以解决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大锅饭”，县委肯定了这一创举并予以推广。1981年5月，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杜润生来宁晋调查研究，肯定了曹伍疃公社的做法，指出不要“小牛”（干部）顶“大牛”（群众），要给群众以选择责任制的自主权。1981年底，全县2727个生产队普遍建立生产责任制。农民经过反复比较，逐渐选定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上级提倡包括双井村在内的井灌区“井、地、机”三结合办法，以井划方，以井定机，联户承包，分户经营，由产量决定各户承包收入。
当下双井村的经济状况在持续变化，村民们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产业类型不断扩展，生产经营方式更加多元，集市贸易更加繁荣，十字街周围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店铺，多种多样的生产经营提高了村民的家庭收入水平。
图3-5 当下双井村村民梨园
如今的村民们早已走出计划经济的模式，自主生产、自主经营，但还能看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供销社建筑，该建筑地处村庄十字街，为宽敞瓦房，门前有几根石柱。前些年，它已变成了某村民的私人商铺，出售各类商品，村民们时常聚在该商铺门前打牌、闲坐。
当下的双井村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外出务工、商铺经营、集市贸易等，在农业生产方面，他们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此外还种植梨等经济作物。近些年来，玉米的产量大增，一亩地能够产1000斤左右，但是由于销售环境较差，玉米价格一跌再跌，村民们对此无奈感慨，他们看来，如果不种地，好端端的农田就会荒了，如果种，产粮又不值钱。有些村民为此改种其他作物，如种植梨树等经济作物。有村民家有9亩地，一边种植梨树（另外承包了5亩地），一边经营商摊。
第一产业之外，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双井村的大街小巷均开设着各类商铺、摊店，如葱油大饼店。据调研，本村有两家卖大饼与面条的店铺，它们都位于村庄南北大街，店主一般从早上开卖，中午时关门歇业，店主都是本村人。其中一位店主家有5人，其长子在石家庄上班，据店主介绍，他家的摊店生意有旺季也有淡季，夏天生意好（夏天村民们比较忙，顾不上做饼，到了冬天都闲在家了，有时间做饼，相对而言，买饼的次数就少了）。
村庄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涉及布匹、服装业，比如村民自营的印花坊与棉絮坊（棉絮坊也称弹花坊）。据一家棉絮坊的店主（双井村民王氏）介绍，他家作坊每天能弹六七十斤棉花，一斤棉花的价格及加工费总计12元左右，作坊属于小家庭经营，村民们谁家要弹棉絮就去他的作坊（冬季属于棉絮坊的生意旺季）。
双井村民在家庭经营中，既跟随时代的潮流，也部分地延续着传统的手艺。在调研中发现，有的村民家至今还保留着纺花织布的手工业工艺，一般是家里的中年女性农闲时间在家纺花织布。据一位大婶讲述，现在自家织的布用来铺盖，不会再用其做衣服，自家织布的成本比购买市场布料的成本低得多，且部分村民喜欢铺自家纺织的布。村民们织好粗布以后，将其拿到就近的印花坊进行加工，印制各类花色。村里如今只有一处印花坊，小作坊每天能够完成60斤粗布的印花任务，手工费用按斤收取（一斤布匹的印花费为5元）。如今来作坊印花的也大多是中年妇女。
图3-6 村民纺花织布图景
图3-7 村民印花图景
图3-8 豆腐小贩敲的梆子
村民的交换不仅依赖赶集之日热闹非凡的贸易，还有平时随机的交换。在日常，村民们在自家门口或在十字街叫卖。有的村民在自家门口安个小喇叭，每天按时叫卖面条、葱油大饼，卖豆腐的小贩时常骑着三轮车在村里敲梆子叫卖，村民们听到梆子的声音，就知道是卖豆腐的，其他商贩一般不会敲梆子（梆子的声音清脆坚实，能够有效传播交易信息）。商贩们多是从外地来的，其中有些人在本村占据了固定的摊位。据笔者的观察，每个赶集日，商贩们的身影都会出现在集市固定的摊位，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季，小商贩们赶集摆摊的热情也一点不会消退，对于他们来说，职业和谋生都很重要。
另外，其他类型的商贩也偶尔进村销售，比如某日，村委会大院来了一位销酒的商贩，他瞄准的主要是老年人，此次推介会，共有上百号人参加，推介会完毕后，大多数老人都买了商家的酒（一箱酒200元左右），据王氏老人讲述，当日该商家推销的酒就有十几箱。在小贩的叫卖之外，村里的大喇叭也会传播交易讯息（比如，某类蔬菜的价格）。某个早晨，村干部在广播里通知销售信息：“注意咧，石家庄格力厂家做活动，卖空调、电视、洗衣机，各种电器都有，有买的，到双井格力加盟店咨询，有车接送，把你拉到厂里，上午管饭，买了东西再把你拉回来。”这样的消息，几乎每天都会广播给村民们。
自传统时期以来，双井村民的日常消费，除了一日三餐，其他各类消费活动基本没有中断（除了日本侵华期间）。如今的村庄集市仍旧沿用过去的集期，即一六集期，赶集之日，村内主要街道人来人往，小孩子们你追我赶地玩耍，流动商贩们叫卖着自己的商品。集市上的消费品种类很齐全，主要包括保暖衣物、床单门帘、家当（锅碗瓢勺、笤帚扫把、簸箕）、调料品、猪肉、蔬菜瓜果、玩具等，可谓应有尽有。在走访中观察到，男性村民主要关注家当（工具）摊子，而女性村民主要关注布料、门帘、衣物等，性别差异决定消费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