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启明女校是法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位于上海原法租界徐家汇圣母院内。刚从大王庙小学破败的校舍走出来，初到启明女校时，杨绛便被气派的校园震撼了。她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习外语的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于是没过多久，杨绛便彻底融入了新世界，把大王庙小学抛到九霄云外了。

新世界最先给杨绛的新奇，便是语言上的冲击。开学那天，满校园里都充斥着“望望姆姆”的叫声，这是回校的学生在与老师打招呼。在这所教会学校里，校长和很多老师都是修女，头戴黑帽，身穿黑袍，看上去很是庄严肃穆。学生们都叫这些修女“姆姆”。那时杨绛觉得，姆姆便是学校里最威武神气的人。姆姆们很喜欢精灵古怪的杨绛，与她相处得格外好。

然而，不同于大王庙小学的自由，启明女校有很多规矩。起床、早中晚餐以及下午茶，都被严格规定了时间，吃饭间也不能言语，连自带的零食都只能在饭堂里食用；上课和自修时学生也不许讲话。杨绛是自由惯了的，天性又好动，刚到这里时，因为上课讲话被罚过站。那次她站在教室后面一直哭，直到老师和同学们都走光了也不肯停住。她心里委屈得紧，为什么明明是两个人讲话，却只罚她一个人呢？直到姆姆来哄她，她才慢慢不哭了。

宿舍的设施是全校统一配置和陈设的，不能像在家里那样随心布置。床铺需要自己整理，既要自己挂床帐，又要自己铺床、叠被、盖毯子。虽然杨绛只有八岁，做这些事有些困难，但她天性爱整理，也忙得不亦乐乎。在同学们中，她的房间整理得最漂亮规整，常常被人夸赞。这段住校经历培养了杨绛的自理能力，让她变成了传说中“无所不能”的样子。

虽然童年的快乐暂时被遏制住了，但是杨绛学业上的长进却是飞速的。正如杨荫杭期待的那样，启明女校的语言教学十分扎实，老师们也十分优秀。教法文的校长是法国人，主要负责小学生大班的教学，性情温和。杨绛的大姐寿康算是她的助手，负责小班的教学。教英文的姆姆是苏格兰人，不仅和善可亲，还能教授钢琴。她也有一名助教，是个漂亮又多才多艺的混血女孩。连教体操的姆姆都是白俄贵族，不会中文，用英文喊口号。在这样的环境下，杨绛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和法语基础。

这所学校也重视其他学科的教学。教中文的姆姆是最得杨绛喜欢的，这位姆姆聘请了当时上海一位姓邹的名士作为助理。杨绛是邹先生班里最小的学生。最令杨绛印象深刻的，是教格致的姆姆。她见到杨绛时总会唤她“同康”。虽然逝去的二姐让杨绛伤心满怀，但因姆姆的思念，杨绛似乎觉得二姐并未离开，也因此对那位姆姆充满感激和敬意。

当然，除了功课，这所学校还教会了杨绛许多。在很多年后，杨绛回忆起启明女校时讲道：“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有一件事最让杨绛感到伤心难过，那就是学校的“月头礼拜”。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学校都会给学生放假，让她们回家去看望父母。这一天，上海本地的学生们都欢天喜地、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回家。留校的学生没有几个，杨绛就是其中之一，对爸爸妈妈的思念伴着同伴都不在的孤寂，混成苦涩的滋味卡在喉咙。管饭堂的姆姆知道这帮小鬼不好过，就把饭堂里吃剩的半包“乌龟糖”送给她们解闷。糖也无法化解她们心里的苦，她们吃得舌头也厚，嘴巴也酸。直到同学们陆陆续续回校，她们才恢复正常。

原本以为每个“月头礼拜”都要这样煎熬着过，忽然有一天，大姐郑重其事地对杨绛和三姐说，要带她们去一个地方。说着，大姐拉过杨绛，仔仔细细整理了杨绛的衣服，把她的袖管和裤腿拉整齐，才带她们出门。杨绛入学后第一次走出长廊，跟着两个姐姐，乘电车到了一个地方，又走了一段路，到了一座大楼前。大姐告诉杨绛：“我们去见爸爸。”

杨荫杭这时大病初愈，刚刚到《申报》任职。许久不见的父女格外亲近。杨绛紧挨着爸爸，听他讲话。爸爸要带她们去吃大餐，杨绛生怕用不好刀叉，爸爸就安慰她说：“没关系，你就坐在爸爸对面，爸爸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小小的杨绛拉着杨荫杭的手，由他带到附近的青年会去。爸爸穿着宽大的哔叽长衫，杨绛的手被盖在爸爸的袖口里，暖和和的。到店后，她像个小猴子，学着爸爸的样子吃饭，但还是吃错了。她不懂汤要一口气喝完，总是吃吃停停。侍者想撤她的汤，她又端起来喝，侍者的手伸出去又缩回来。杨荫杭只好提醒她：“吃不下的汤，可以剩下。”

回去的路上，爸爸和姐姐都笑杨绛吃汤。她们又问她什么最好吃，她答不上来，因为当时只顾着用刀叉，食物的味道都不记得了，只觉得都很怪，唯有冰激凌最好吃。

那年秋天，杨荫杭就把家迁到了上海。他认为，世上只有两种职业是他愿意做的：一是律师，一是医生。他做不了医生，便只好重操法律旧业，当起律师。但当时上海鱼龙混杂，伸张正义何其困难。没过几年，杨荫杭又决定搬到苏州。

杨荫杭是反对置办家宅的。他认为经营家宅是一件耗时费力的事，会把自己变成家宅的奴隶；对子女来说，有家宅继承无疑是祸害，会把原本有所作为的青年人变得“吃家当”，成为废人。他曾明明白白讲：“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但若想在苏州开律师事务所，靠租赁宅子是不行的。杨荫杭无法，听闻安徐堂正在出售，便买了下来。这是一座明朝的建筑，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几乎要倒塌，在当地，人们叫它一文堂。听闻明朝魏忠贤横行时期，有人奏称“五城造反”，其中就有苏州。有位徐大老爷把“五城”改成“五人”，救了苏州老百姓性命。苏州老百姓为感念这位徐大老爷，便一人捐献一文钱，修筑了这座一文堂。杨荫杭用人寿保险费将这座宅子买下后，修葺了部分房子，拆了些小破屋，扩大了后园，还添置了一些花木，宅院才显得有生气些。

然而这所房子还是老旧的，尤其是后园，只要掀起一块砖，就能看到砖下有许许多多鼻涕虫和蜘蛛。杨荫杭想到了主意，向孩子们悬赏：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在杨绛看来，这种教育方式其实是在鼓励孩子们通过劳动赚钱，并非“劳动光荣”。唐须嫈有些担心：“不好了，你把‘老小’都教育得唯利是图了。”

唐须嫈此时要操持一大家子的事务，还要照顾杨绛的两个姑姑。这两个小姑子，在家事上不但没能帮得上嫂子，反而总是给嫂子惹事端。但唐须嫈从不懊恼，总是那样平和淡然，忙忙碌碌。这种不慌不忙的持家态度，也在杨绛心里留下了烙印。

杨绛周末回来，发现生病休学在家的三姐和弟弟们都靠捉虫赚了不少钱，家里的虫子甚至真给姐弟几个捉到踪迹难觅，但她并不很在意赚钱的事。父亲从小便教她不要在物质上有过多要求。有次父亲的一个朋友开汽车接他们一家去做客，杨绛之前从未坐过汽车，很是新奇。到那家之后，她又被房间富丽堂皇的装饰所震撼。这里太阔气了，有穿着体面的仆人，有绿树成荫的花园，洋房漂亮得像画里的一样。回家后，姐妹几个叽叽喳喳地讨论着，非常羡慕。父亲却淡淡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杨绛成年后回忆父亲的教诲时讲道：“假如我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也常常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这也许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这种淡然的性子伴随了杨绛一生。

杨荫杭还教孩子们“有志气”。杨绛上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有一位姓陆的朋友，他的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据杨绛回忆，兄弟俩便是陆定一兄弟。

小时的杨绛，便在启明女校与父母的双重教育下，渐渐树立起了人生观与价值观。那时她便明白，人生有许多东西是要靠自己的能力争取的，并不依靠别人施舍，但无须贪婪，不属于自己的总归是强求不来的，要学会克制。她与启明女校的缘分仅持续了三年。在谈及启明女校对自己的改变时，她答道：“中文、英文和各课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锻炼和培养了独立的生活能力，不止于应付日常生活，还包括自我判断、学会克制、如何正确与别人和集体相处……克制好奇心，须有坚强的意志。意志是逐渐练出来的。” HVqzsct107qnCbPP8ITheulsjZNAi+55lq7dXfnjiM8uBZpmGjkcqY5tOqL9rjQ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