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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杨家上下为男主人的病焦头烂额时，杨家的几个孩子却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忙于照顾丈夫的唐须嫈实在是分身乏术，便将孩子们送到家附近一所叫大王庙的小学就读。大王庙就在沙巷口，早先不知道是祭祀什么大王的，后来改成学校，就叫大王庙小学。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全校四个班八十多个人都在这间教室里上课。教室里排着双人课桌四五行，以区分不同年级的学生。和两个弟弟插班进入这所学校时，杨绛已经读到了小学三年级，便进入了最高班就读。
这所学校不仅教室小，职员也只有两人：一个是校长，另一个是姓孙的老师。这个孙老师剃着像光葫芦瓢似的光头，拿着教鞭，动不动就打学生，学生都在背后喊他“孙光头”。但孙光头从来不打杨家的小孩，或许在他心里，杨家毕竟是“做官”的人家，是有些可畏的。
其他挨了孙老师打的同学，背地里都非常痛恨他。不知是谁，在女厕所的墙上画了一幅孙光头的画像，大家整日围着画像拜。杨绛不知其意，还以为同学们在讨好孙老师呢。后来她才晓得，她们是在“钝”他，在无锡方言里，就是让他倒霉的意思。
后来杨绛回忆：“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部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念国文朗声唱诵，称作‘啦’（上声）。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由此大概可以想象，大王庙小学的教学质量的确不怎么样。但对杨绛来说，那段日子却是最快乐最有意思的。在那里，她可以无忧无虑地嬉闹玩耍，享受了轻松的童年。直到年过古稀，杨绛在文章中还提到，经常恍然间觉得自己还在大王庙。那时她有很多时间与女伴玩游戏，有种类似如今“狼人杀”的游戏是杨绛记忆最深刻的：
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我是贼呀！”“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我这个笨“贼”急得直要挣脱身。我说：“我是贼呀！得逃啊！”她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我告诉她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即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我委屈地问：“女孩子该怎么？”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负”读如“步”）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毽子。”大庙东院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
不同环境养育出不同的孩子。杨绛受到的教育，从小便让她显得更自由。那时候大多数女孩子，多少会被灌输一些“女子不宜”之类的思想。因为杨绛父母从未要求她作为女性就应怎样或不应怎样，她对性别的角色意识并不太清楚，也不能理解女伴们的这种意识；同时她不理解的，还有女伴们的胆小：
女生间朝西。下午，院子里大槐树的影子隔窗映在东墙上，印成活动的淡黑影。女生说是鬼，都躲出去。我说是树影，她们不信。我要证明那是树影不是鬼，故意用脚去踢。她们吓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远着我。我一人没趣，也无法争辩。
杨绛之所以能够从大王庙小学的同学中跳脱出来，成为历史河流里令人瞩目的一朵浪花，在这时便能区别得清楚。从小受到科学教养的孩子，与生活在相对封闭保守地区的孩子终究是不一样的。受到科学教养的孩子更加大胆，敢于探索，更加自由，有更多可能，更加博学，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孩子可以超越家长，但父母的影响却是伴随孩子终生的。普通家庭或许无法具备知识与资源的优势，却可以在教育理念上无限接近钟鸣鼎食之家。父母在痛恨孩子未能长成自己想象中的样子时，不如反观自己的言行，或许能找到解决之道。
杨家的几个孩子这样被“散养”的日子仅仅持续了半年。随着杨荫杭病情好转，他渐渐有余力操心几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了。大王庙的教学质量着实让他不满意，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他还是决定送女儿去上海读书。刚刚经历生死的杨荫杭，此时怕是更希望与女儿在一起的吧。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仍然选择为了女儿的未来而牺牲现下美好相伴的时光。
杨荫杭认为上海的启明女校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便先后送了杨绛的二姑妈、堂姐、大姐和二姐去读书，也想送杨绛去读。这时杨绛只有八岁半，离家去上海，令母亲唐须嫈分外担心。但杨绛执意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唐须嫈左右为难，还是听从了杨绛的意愿。好在大姐已经毕业，留在启明女校任教，三姐也正在启明女中读书，她们姐妹可以相互照应。
唐须嫈找出一只小箱子，喊杨绛道：“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她又问女儿：“你打定主意了？”杨绛答：“打定了。”“你是愿意去？”“嗯，我愿意去。”
杨绛嘴里说着，眼泪却扑簌簌地落。以前的她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如今到上海上学，要离开妈妈，只有暑假才能回家，她只好努力变得坚强。好在那个时候无锡还没有电灯，昏暗的屋子里只有点点星光，黑夜掩饰了她的脆弱。唐须嫈没能看见杨绛的眼泪，或者即便看见了，也没戳穿她。
临走前，唐须嫈给了杨绛一枚崭新的银圆。之前小杨绛从未有过自己的钱，再说这银圆还带着妈妈的心意呢。她很珍惜，把钱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大姐送她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她舍不得用，叠成一个小方块，与银圆一并装在左口袋里，让它们相互做个伴。每次换衣服，她都格外仔细这两个宝贝。直到天气热了，要穿单衣的时候，她才把银圆交给大姐保管。这时银圆已经被捂得又暖又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