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1年7月17的北京，阳光和着树叶摇曳，蝉虫窥视着人们的希望。在杨家大院里，杨荫杭正踱着步子，不时张望妻子生产的屋子，他在等待他的第四个孩子的出生。此时他已有了三个女儿寿康、同康和闰康，不知道这第四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长什么样？

经过漫长的等待，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声，他终于迫不及待地来到产房门口。产婆抱过来一个襁褓，一个粉嫩的女婴出现在杨荫杭眼前。1911年的中国，男尊女卑的思想还笼罩在人们头上，每个家庭都想生个儿子。杨荫杭却很开明，对女儿也分外宠爱。他捧着这个小小的人儿，欢喜不已，给她取名杨季康。后来，这个女孩被叫作杨绛。

杨荫杭是开明且威严的父亲。他是中国近代颇有名望的进步学者，无锡人，祖辈在杭州做官。诗书传家，他得以早早接受教育，考入北洋大学堂。青年时代的杨荫杭，可以看作充满革命精神与斗争精神的年轻人的代表。在北洋大学堂上学时，有部分学生为了伙食闹风潮。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一个带头闹事的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杨荫杭并没有参与风潮，但看其他人缩头缩脑的样子，很是恼火，挺身而出道：“还有我！”于是他也被开除了。好在他被北洋大学堂开除后，转而就考上了南洋公学，那年他十九岁。很久以后，在提到北洋大学堂时，杨荫杭还会嬉皮笑脸叉腰道：“我是老北洋。”对于被开除这件事，杨荫杭倒是豁达。

但对于学业，他未曾有过稍微放松。在南洋公学就读时，因为成绩优异，杨荫杭被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并与在日留学生一道创办了《译书汇编》，译载如《民约论》《自由原论》等欧美政法名著。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此时的杨荫杭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希望通过革命改变中国。有次杨荫杭暑假回乡，在中学公开鼓吹革命，还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磕头，被同乡愤然骂道：“此人该枪毙。”很快，他因“革命邪说”被清廷通缉，于是家人筹了笔款子让他再度出国。他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学。1910年学成回国后，他除在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授课外，还兼任了肃亲王善耆的法律教师。

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杨荫杭很早便在父母安排下订婚了，娶了唐家的女儿。幸运的是，他的夫人唐须嫈与他相互欣赏，可谓佳偶天成。唐须嫈同样出生于无锡，曾在著名的上海务本女中读书，沉静内敛，温婉稳重；婚后专注于相夫教子，一生共养育了八个子女。在杨荫杭留学归国前，她一人照料三个女儿的生活，从未有抱怨之语，将大小家庭都打理得很好。杨绛回忆：“母亲每晚都要记账，有时记不起明细，会苦恼，父亲就夺过账本，一笔写上‘糊涂账’，免她劳神。但据父亲说，母亲虽记不得小账，每月按时寄回无锡老家的家用，一辈子从未错过一天。”

我们经常从鲁迅、张爱玲等优秀作家的回忆录里，发现他们的母亲热爱阅读的痕迹。大概作家文学素质的养成，非常仰赖他们的母亲做出的榜样。唐须嫈是否有文学上的天赋，旁人无从知晓，但从杨绛后来的描述中，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位颇具文字敏感度及见识的女性。她喜欢辞章小说，做针线的藤筐里常常摆着《缀白裘》一类剧本和一些旧体小说。有次她读绿漪作的《绿天》，便说：“这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杨绛觉得很佩服，因为绿漪正是苏梅的一个化名。唐须嫈常常和杨绛交流一些对作家的看法，杨绛对她的观点非常认同。

杨氏夫妻甚是和睦。后来有人称赞杨绛待钱锺书好，杨绛却说，她们姐妹几个对待丈夫都很好，但没有母亲待父亲好。杨氏夫妻有很多话可以谈。在《回忆我的父亲》中，杨绛写道：“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有时杨荫杭会对妻子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唐须嫈就会等上一两天，从《申报》或者《时报》上剪下这个“屁”——大多是时评。她把剪下来的“屁”粘贴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进杨荫杭的红木大笔筒里。

辛亥革命爆发后，杨荫杭决定南下加入革命一派，杨家便在季康出生一百多天后从北京移居上海。有趣的是，清廷王室成员肃亲王善耆向来看重杨荫杭，听闻杨荫杭南下，专程去送他，对他说：“祝你们成功。”向来开明求变革的亲王说这番话时的情绪，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

杨荫杭是难得的法律人才，被政府委以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的重任。他有傲骨，刚正不阿。有个有权势的军阀到上海，当地绅士联名登报表达欢迎之意，未经杨荫杭同意便将他的名字写了上去。杨荫杭知晓后，特意登报声称自己对该人并不欢迎。这一举动被人们嘲笑不识时务。他不以为意，称“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后来因官员不得在本省任职的规定，杨荫杭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驻杭州。在任期间，有个被省长和督军庇护的恶霸，杀人抢掠无恶不作，被告后意图贿赂杨荫杭逃避刑罚。虽在省长和督军管辖之下，杨荫杭仍然秉着“省长和督军不得干预司法”的司法独立精神，坚持“杀人偿命，不能宽宥”，于是被省长屈映光告状至总统袁世凯处。幸而袁世凯秘书张一麐是杨荫杭故友，经张一麐力保，袁世凯批了“此是好人”四个大字，在1915年把杨荫杭调至北京了事。 gjQBhS8G2rX4mFY0mB1AofdfqvOUNdkWB0/0s6XmPlEbL2KaS2IQnTyirltspG8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