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23年暑假，已在苏州安定下来的杨荫杭开始着手为闰康和季康办理转学。除了期盼合家团聚，杨荫杭对女儿们的教育问题也有了担心。启明女校是宗教学校，寿康、同康皆在此读了好几年书，受宗教影响颇深。寿康接受了洗礼，俨然成了一名天主教徒，整天喊着要去做修女。同康信了天主教，在生命垂危时也要求受洗。无奈之下，父母二人只好请徐家汇圣母院的教父为同康施洗礼。虽然杨荫杭思想开明，也尊重宗教，却不希望女儿的自由意志受到太多宗教的影响。

他请妹妹杨荫榆帮忙挑选学校。杨荫榆起先挑中的是自己的母校苏州景海女校，甚至已经带了闰康和季康去报名。但就在几天后，杨荫榆受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邀请，去振华女校演讲，回来后又觉得振华好过景海。闰康和季康就插班考入振华女校。

苏州与上海不同：上海犹如摩登女子，洋派、热情，充满躁动与不安；苏州却似初嫁做人妇的江南女子，温婉、内敛却清醒稳当。十二岁初长成的杨绛，与这座古城的气质契合得那样妥帖。

初入振华，杨绛很是失落。相较于启明中学的现代与气派，那时的振华女校显得狭小又破败——校舍简陋，学生也少。她甚至觉得：“由上海启明转入振华，就好比由北京师大附小转入了大王庙！”

然而，振华女校确是我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学校。它于1906年由谢长达女士创办。谢长达女士婚后从夫姓，以“王谢长达”为名。学校取名“振华”，旨在振兴中华。学校创办伊始，就得到了堪称现代教育奠基人的章炳麟先生、蔡元培先生的鼎力支持，并亲任校董。此外，社会贤达、各界名流李根源、叶楚伦、竺可桢等出任校董，过问校政。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评价说：“振华是数一数二的学校，是振兴女子教育最早的先锋。”1917年，王谢长达三女王季玉硕士由美学成回国接管校务，学校声誉日著，中外著名学者如章太炎、胡适之、吴贻芳、贝时璋等以及美国教育家杜威夫人、法国孟纳博士、美国陀开大学教务主任罗索博士及夫人、英国剑桥大学院长佛莱女士都曾到校演讲。

杨绛那时还不能体会这些，朴素的校舍让她没了探索的热情。三姐入学体检时查出有沙眼，每一两天就要去医院，翻开眼睑用小刀刮，非常疼，还要经常吃泻药。三姐就变成了病号，天天头痛，后来干脆休学了。三姐休学在家后，只剩杨绛独自一人上学，更觉孤寂。万幸的是，日子久了，杨绛渐渐体会到这所学校的好处来。因为学生不多，老师与学生之间相熟，更加亲近。校长王季玉尤其疼爱杨绛，吃饭时，总与杨绛同桌；见杨绛长得瘦小，觉得是因她营养不够，就鼓励她多喝牛奶；从家里带来菜肴，也会一人一勺分给学生，剩下的全部给杨绛。校长对杨绛的好，杨绛一生都在感念。

初入振华，杨绛没什么玩伴。下课后，女同学们聚在一起，只是谈些闲话：谁家小姐受聘了，那翡翠有多绿，牌面有多大……杨绛觉得很无聊。她与差不多大的费孝通在一起玩过一阵子，但那时这位大才子呆头呆脑胖乎乎，女孩子玩的游戏全然不会。杨绛觉得跟他一起玩没意思，就不再找他。

费孝通小学时在振华附小念书，因年纪小，妈妈怕他受大男孩欺负，就让他到振华女校读中学。他脑子灵光，数学尤其好。杨绛刚入学时数学成绩差，经常“吊黑板”，老师就让费孝通解答。杨绛因此对费孝通有了敌意，常常找茬欺负他。费孝通只在振华女校念了一年便转学去了东吴附中，后来跳级到东吴大学，刚好碰到同样跳了一级的杨绛。两人的缘分持续了多年，这是后话。

在英文课堂上，杨绛在启明女校打下的基础尽数毕现。每次老师提问，她都能抢先回答。老师只好禁止她抢答，直到全班都回答不上来，才让她发言。但她的国文成绩并没有想象中好，第一学期老师只给了她六十分。

杨荫杭却并不怎么关心杨绛的考试成绩。他认为，女孩身体娇弱，过分用功会损伤根本。这大抵因与他在美国一同读书的女同学刻苦异常、个个早逝有关。他还觉得有些学生死读书，除却高分数，在生活里就是低能儿，他不希望看到女儿这样。杨荫杭信奉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在教育女儿上，总是顺其自然。杨绛高中时还不辨平仄，杨荫杭也不着急，说到时自然会懂，后来杨绛果然忽然就懂了。父亲便踱到廊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考她。若是她答对了，父亲便开心而笑；若是她答错了，父亲也是笑。

父亲这种宽和的性子影响了杨绛。她曾经为高中时发生的一件糗事写了篇文章，名为《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发表在1998年第2期的《十月》杂志上。文章写得妙趣横生，很能见得她的脾性。

大约是一九二六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我不清楚是否他主办），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我参与了学社的活动，可是一点也记不起谁讲了什么学。唯有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王佩诤先生事先吩咐我说：“季康，你做记录啊。”我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听大学者讲学，当然得做笔记，我一口答应。

我大姐也要去听讲，我得和她同去。会场是苏州青年会大礼堂。大姐换了衣裳又换鞋，磨磨蹭蹭，我只好耐心等待，结果迟到了。会场已座无虚席，沿墙和座间添置的板凳上挨挨挤挤坐满了人。我看见一处人头稍稀，正待挤去，忽有办事人员招呼我，叫我上台。我的座位在台上。

章太炎先生正站在台上谈他的掌故。他的左侧有三个座儿，三人做记录；右侧两个座儿，一位女士占了靠里的座位，靠台边的记录席空着等我。那个礼堂的讲台是个大舞台，又高又大，适于演戏。

我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有点胆怯，尤其是迟到了不好意思。我撇下大姐，上台坐在记录席上。章太炎先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讲他的掌故。我看见自己的小桌子上有砚台，有一叠毛边纸，一支毛笔。我看见讲台左侧记录座上一位是王佩诤先生，一位是我的国文老师马先生，还有一位是他们两位老师的老师金松岑先生，各据一只小桌。我旁边的小桌上是金松岑先生的亲戚。她是一位教师，是才女又是很美的美人。现在想来，叫我做记录大概是陪伴性质。当时我只觉得她好幸运，有我做屏障。我看到我的老师和太老师都在挥笔疾书，旁边桌上的美人也在挥笔疾书，心上连珠也似叫苦不迭。我在作文课上起草用铅笔，然后用毛笔抄在作文簿上。我用毛笔写字出奇地拙劣，老师说我拿笔像拿扫帚。即使我执笔能合规范，也绝不能像他们那样挥洒自如地写呀。我磨了点儿墨，拿起笔，蘸上墨，且试试看。

章太炎先生谈的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且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我那几位老师和太老师的座位都偏后，唯独我的座位在讲台前边，最突出。众目睽睽之下，我的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完全不知道。我只好光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唯我看得最清楚。

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左鼻孔塞着些东西。他转过脸来看我时，我看见鼻子里塞的是个小小的纸卷儿。我曾听说他有“脑漏”的病。塞纸卷儿是因为“脑漏”吧？脑子能漏吗？不可能吧？也许是流鼻血。不过他那个纸卷上没有墨。我流鼻血总用蘸墨的棉花，因为墨能止血。也许他流的是脓？也许只是鼻涕？……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台下看。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针毡，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一小时足有十小时长。好不容易掌故谈完，办事人员来收了我的白卷，叫我别走，还有个招待会呢。反正大姐已经走了，我且等一等吧。我杂在人群里，看见主要的陪客是张仲仁、李印泉二老。李老穿的是宝蓝色亮纱长衫，还罩着一件黑纱马褂。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乘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我“夹着尾巴逃跑了”。

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

我出的洋相上了报，同学都知道了。开学后，国文班上大家把我出丑的事当笑谈。马先生点着我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我只好服笨。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好在报上只说我一字未记，没说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父亲顺其自然的教育理念成为肥沃的土壤，培育了杨绛广泛的兴趣。这一时期，她养成了最重要的习惯——读书。杨荫杭将她的喜好看在眼里。如果杨绛表现出对什么书感兴趣，他就将这本书放在桌上。如果一段时间后杨绛没读或是半途而废，他就把这本书收起来，算是无声的惩罚。杨绛感兴趣的是辞章小说，最喜欢李煜的词，还把李煜所有的词都找来读。父亲笑她“喜欢辞章之学”。

中学是一个人阅读习惯养成的关键期，这时若读了足够多的且质量好的书，会铺就人一生文字功底的坚实基础。杨绛便是在这时饱览群书。从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到《道德经》，从沃尔特的《艾凡赫》到流行的冰心、苏曼殊作品，她都会找来读。父亲问她：

“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活了。”

阅读很快见了成效。高中时，杨绛的文学天赋名满全校。她曾经作过一首《斋居书怀》：

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

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

这首诗被刊于《振华校刊》，国文教师孙伯南先生专写了批注：“仙童好静。”由此可以见得，杨绛长到这时，不仅有了学识积淀，还渐渐形成了不慕虚名、不爱俗物的风骨。

振华女中不同于启明女中。在启明凡事有姆姆看管，在振华却全然依靠自律。学校有自治会，杨绛担任过学生自治会的会计。那时会计并不好当，有大洋、小洋，每天的“贴水”都不一样，计算相当复杂。收下的铜板很脏，堆了满床，被褥都脏得不能睡。她还任了英文会长，主持Open Meeting，演出英文节目。有次英文演讲，第一次登台的杨绛吓得讲了一半，剩下的全忘了，竟然也得了第一名，还得了一本日记本作为奖品。对此，父母都很高兴。

随着年岁日长，杨绛的性子也渐渐沉静下来。这时，父亲又教会了她一件很重要的事。北伐战争胜利那年，学生运动活跃。振华女校也不例外，常组织学生游行、演讲。有次，杨绛被选为学生代表，需要到街上，站在板凳上去发表演说。杨绛觉得为难，不愿意去，一是因对政治无感，不想参与；二是因当时苏州民风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学校有规定，只要家里不赞成，便可以免去游行的责任。周末回家时，杨绛便向父亲求助，问能不能告诉学校“家里不赞成”。

杨荫杭一口回绝了她。他态度很坚定：“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杨绛很为难，他就讲了当年自己担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候“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故事。他又问杨绛：“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 Dare to say no ！你敢吗？”

“敢！”杨绛苦着脸答。

回到学校后，杨绛无法借家里推脱，只好说“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被认为是“岂有此理”。然而“岂有此理”很快变成了“很有道理”。那天演讲时，果然有心怀不轨的军人邀请女学生逛戏院。学校听闻，生怕惹出事端，便不再让学生去演讲。无论杨绛是否为那天的决断感到庆幸，从那时起，她却知道了勇于说“不”的可贵。这种难能可贵的能力，甚至成为她获得一生幸福的前提。

如果说启明中学培养了杨绛融入集体的能力，振华中学则培养了杨绛实干及自律的本事。这些品质伴着杨绛，走过一生漫长的岁月。

高中毕业将至，杨绛属意清华大学。她成绩优异，六年的课程五年便读完了，提前一年从振华女校毕业。不巧的是，杨绛毕业那年，清华恰好未在南方招生。但所幸她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一所是苏州的东吴大学，一所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杨绛在这两所大学的入学成绩都是第一。出色的成绩让东吴大学对振华女校刮目相看，特准允振华女校学生免试入学。这令校长王季玉倍感自豪。

再一次面临择校问题的杨绛，听取了三姑母杨荫榆和校长王季玉的意见。她们觉得女校过于闭塞，大学应该开阔社交，于是杨绛便选择了东吴大学。 3bItStegDqd/0t3KlCSsE+/JTbaT9MA2B4gtEGjHkPZ6/F6Dq1fqSnkLR5Aya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