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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早在约公元前8世纪，这一名词在藏医《四部医典》中就已出现，但此时所指的“痛风”并非是我们今日所认识的疾病。现代医学所定义的痛风是指由于嘌呤代谢紊乱和（或）尿酸排泄减少所致的高尿酸血症，属于代谢性风湿病范畴，急性起病时可表现为关节及周围组织红肿、疼痛剧烈。古人的智慧在于对于疾病外在表现的精准观察，结合中医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创造出治疗这一疾病的基本中医体系，而中医除了口服中药汤剂这种传统的治疗手段，还有像针灸、中医外治法等多种简便廉验的治疗方法。
最初，从病机上来看，痛风应归属“痹证”范畴，《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痹，湿病也”。《素问》指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也”。《素问》将痹分为行痹、痛痹、着痹，时至今日，这仍是治疗痹证的总纲。《素问·痹论》曾经提到过：“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痹热。”热痹以感受热邪或湿热之邪为主，或风寒湿三气之邪从里化热，主要表现为肌肤焮红、关节肿胀、灼热疼痛，或伴有身热等。热痹疼痛显著，关节不能屈伸，与现代所述“痛风”类似。然而此时，《黄帝内经》对于痹证的描述多停留在风寒湿邪致病的基础上，与我们今日所描述的“痛风”仍有一定的区别，从《黄帝内经》的理论角度，根据其疼痛的特点，可归属于“痛痹”，根据病因又可归属于行痹或着痹。
《黄帝内经》书影
痛风既然隶属于中医“痹证”这一大类，针灸作为中医学的又一瑰宝，则是治疗痹证既简捷又有效的方法，早在《素问》中就提出了针刺治疗痹证的理论，如《素问·痹论》即已明确提出：“帝曰：以针治之奈何？岐伯曰：五脏有俞，六腑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发，各随其过，则病瘳也。”随后，我国多部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等，皆载有针灸治疗痹证的丰富文献资料。针灸治疗上，在《黄帝内经》中记载了许多针灸辨证、取穴、针刺方法的理论。以《黄帝内经》中针灸取穴方法为例，《灵枢》记载了大量的取穴方法，如“膝中痛，取犊鼻”，“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则巨刺之”，“邪客于臂掌之间，不可得屈，刺其踝后，先以指按之痛，乃刺之”。在辨证取穴之后，配合行针补泻手法，即“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以达到治疗关节疼痛的目的。时至今日，结合辨证取穴，针灸依然可以作为治疗痛风的一大手段。
继《黄帝内经》后，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后经王叔和整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在《金匮要略》中仲景提出了又一描述关节类疾病的“历节病”的论治，这是现存最早对于“历节病”的描述。在《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记载：“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黄汗出，故曰历节。”指出病因乃“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此时，对痹证的病因描述与治疗做了补充，为后世对痛风的治疗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东汉时期，华佗《中藏经》也对痹的成因进行了扩展，在《黄帝内经》基础上，提出暑邪致痹，认为这是外邪入侵致病的重要因素。另有《华佗神医秘传》记载“脚气”一病，亦指本病，书中记载“人病脚气与气脚有异者，即邪毒从内而注入脚者，名曰脚气”。
隋唐时期国力鼎盛，中医学也迎来极大的发展。隋代医家巢元方著有《诸病源候论》，书中记载：“历节风之状，短气自汗出，历节疼痛不可忍，屈伸不得是也。由饮酒腠理开，汗出当风所致也。亦有血气虚，受风邪而得之者，风历关节，与血气相搏交攻，故疼痛，血气虚则汗也。风冷搏于筋，则不可屈伸，为历节风也。”巢元方在书中强调了摄生不慎与气血关系在历节病发生中的重要地位，说明此时在继承《黄帝内经》与仲景的理论之余，对历节病的病机有了更多的认识。
另外，唐代医家王焘的《外台秘要》载有：“白虎病者，大都是风寒暑湿之毒，因虚所致，将摄失理，受此风邪，经脉结滞，血气不行，蓄于骨节之间，或在四肢，肉色不变；其疾昼静而夜发，发即彻髓酸疼，乍歇，其病如虎之啮，故名曰白虎之病也。”王焘创新性地将这种特殊类型的痹证称之为“白虎病”，而这种症状与现代所熟知的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时症状已十分相似。至此，痛风在唐代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也与传统的痹证定义区分出来。
两宋时期，中医学继续发展，对于历节的认识也上升到崭新的阶段。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记载：“治风热成历节，攻手指作赤肿麻木，甚则攻肩背两膝，遇暑热或大便秘即作。”他在治疗方面注意到风热致病，与今日所命名的热证型痛风相似。北宋《圣济总录·历节风》这样描述历节病：“历节风者，由气血衰弱，为风寒所侵，血气凝涩，不得流通关节，诸筋无以滋养，真邪相搏，所历之节，悉皆疼痛，故谓历节风也。”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被认为是中医历史上论治“痛风”的关键人物，在其著作《格致余论》中首设“痛风”章节，在其门人所整理的《丹溪心法》《丹溪摘玄》亦有补充。《格致余论》中有：“彼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其后或涉冷水，或立湿地，或扇取凉，或卧当风，寒凉外搏，热血得寒，汗浊凝涩，所以作痛，夜则痛甚，行于阴也。”《丹溪心法》中记载：“四肢百节走痛是也，他方谓之白虎历节风证。大率有痰、风热、风湿、血虚。”他认为痛风与历节在诊断上有所不同，前者多痛有定处，后者遍历关节，痛无定处，至此痛风与历节病就此划分开来。同时，他认为辨证应着眼于痰湿、风热、风湿、血虚四型，对于痛风的辨证治疗提出血虚致病的分型，强调“汗浊凝涩”的致病特点。同时，治疗中各个阶段渗透滋阴补虚的思想，在其门人整理的《丹溪摘玄》中这样记载：“痛风者，乃风、寒、湿气惟至合而为痹……皆因风寒湿三气乘虚袭于腠理，或因饮酒当风，汗出入水，以致肌肉不仁，血脉凝泣，使关节不得流通，诸筋无以滋养，真邪相搏，历节疼痛，走注四肢间节而无常处，昼静夜发，其痛彻骨，如虎之啮，肉色不变，其脉大而涩，或来急，或涩而紧，治之各从所由而治。”这段文字更加细致地记载了痛风的症状、脉象，为痛风中医理论提供了一手临床资料。
明清时期医家多宗朱丹溪所说，对于痛风的论述不胜枚举，为现在痛风的辨证论治提供了大量的宝贵经验。明代虞抟《医学正传·痛风》承袭朱氏学说，著作中专门为痛风设立章节，书中写道：“夫古之所谓痛痹者，即今之痛风也。诸方书又谓之白虎历节风，以其走痛于四肢骨节，如虎咬之状，而以其名名之耳。”书中也首次指出若要减轻病情或避免病情复发，须注意饮食，禁食“鱼腥、面、酱、醋”等。《医学正传》中“治以辛温，监以辛凉，流散寒湿，开通郁结，使血行气和，更能慎口节欲，无有不安者也”代表了当时古代医家注意到了患者需要“慎口节欲”才更有助于疾病的恢复。
除了虞抟《医学正传·痛风》有关于痛风的记载，明代医家龚廷贤在其著作《万病回春》中也为痛风专门设立章节，他在书中写道：“痛风者，遍身骨节走注疼痛也。谓之白虎历节风，都是血气、风湿、痰火，皆令作痛。或劳力，寒水相搏；或酒色醉卧，当风取凉；或卧卑湿之地；或雨、汗湿衣蒸体而成。”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认为痛风的病因有风寒、劳力、痰火、痰湿等，与我们现代认为剧烈运动劳作、不健康的饮食可以诱发痛风相似，可见古人在对于痛风的病因把握上并不落后于现代中医。
清代陈世铎《辨证录》描述了痛风有别于其他痹证的特点。清代李用粹《证治汇补》中认为痛风发病：“因气血亏损，湿痰浊血，流滞经络，注而为病。”指出此病为本虚标实，气血亏虚又兼痰浊瘀血停滞关节。清代赵学敏《串雅内编》记载：“白虎厉节风，感风湿而成，遍身掣肘疼痛，足不能履地。”陈歧《医学传灯》也记载：“痛风者，遍身疼痛，昼减夜甚，痛彻筋骨，有若虎咬之状，故又名为白虎历节风。”从此可以看出，清代医家将痛风称作白虎历节风者不在少数，同时也认识到了痛风的发病特点，医家们形容这种疼痛为“突然、剧烈的疼痛，就像被老虎咬了一样”，与现代医学所描述的痛风已经十分接近。
除了内服中药汤剂以外，明清时期许多中医外科学文献、专著对于外治痛风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我们现代常用“四黄散”外敷治疗急性痛风关节炎为例，虽然四黄散在中医文献中有多个版本，但总体以清热解毒、活血消肿为法，以《中医外科学》中四黄散对照历史文献及著作，考其应是以清代王肯堂《证治准绳》四黄散中的大黄、黄连、黄柏、黄芩为基础方而来。清代上海伤科八大家之一的陆氏伤科，变通了《证治准绳》所载的四黄散，用栀子替代黄连，与大黄配伍，加强了凉血活血化瘀的功效，全方具有较好的清热解毒、活血消肿、消毒止痛作用，对于表现为红肿热痛的阳性病症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古代也用于治疗热痹，收效甚好。
近代中国，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一些关于痛风的西医文献走入了中国医学家的视野，如当时刊登在国内的《痛风Die Gicht之症状及治疗》《痛风Gicht， Gutta.》等，中国医学家受到近代西方医学的影响，中医学也产生了独特的“中西汇通”流派，他们主张吸纳西方医学的思想，又同时发挥中医学治疗疾病的特色，而这一流派的许多理论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诸多疾病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路。如“中西汇通流派”的代表人物张锡纯，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他将这种关节突然出现肿痛难忍的疾病称之为“疼风”，经考证后，应为现代所称的痛风。除一些常规的辨证思路及治疗手段，当时的部分中医学家对于痛风的治疗提出了饮食的控制：“白肉、赤肉虽可适当食用，禁止食用肝脏、肾脏、脑髓等实质食物。”在中医病机方面，医家们认为此病多为风、寒、湿、热、痰及脾不足，遣方用药多为标本兼治，健脾益肾的基础上祛湿活血清热。作为那个时期的中医学家代表，张锡纯认为可使用生怀山药一两，鲜茅根去净皮切碎二两，再将二者煎汤三茶杯，一日之间分三次温服，同时每次送服“阿司匹林”半瓦，一日三次中有一次微汗即可，不可每次皆有汗。
近代中医学承前启后，既保留了中医学治疗痛风的特色，又吸纳了西方医学的特点，口服使用非甾体抗炎药，二者联合，成为治疗痛风的又一进展，也成为现代中西医结合治疗痛风一大理论基石。
痛风最开始归属于痹证范围，后经历朝历代医家甄别、研究、修正，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疾病理论与辨证论治体系。相比于今日中医学对于痛风的认识，我们博采各家所长，海纳百川，创造出更适宜现代社会、当下环境的辨证论治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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