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内，他的司法部长基本上从未感到过轻松。1935年1月10日晚上，原本只是因为罗斯福最初提名的司法部长去世而临时担任此职务的霍默·卡明斯颇感焦虑。近3天来卡明斯和他的同僚筋疲力尽，他们一直在闹哄哄的最高法院对多个案件进行了辩论，他很在意结果。罗斯福新政对事关美国人民的众多的日常生活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在此背景下这些案件——俗称“黄金条款”案件——并不特别为人所熟知或理解。比如说，相比几个月后所有大法官将一致判为违宪的美国《国家复兴法案》，黄金条款案件只是少数富豪的关注点。

但是卡明斯知道，如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给他投了反对票，导致的经济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这很可能将美国推向另一个严重的经济萎缩期，就像开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一样严重，到当前美国的经济还只处于缓慢复苏中。出于这个原因，卡明斯自上任以来第一次决定亲自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进行口头辩论。更糟糕的是，如果在黄金条款案件的判决上失利，无疑会令美国财政部损失史无前例的数十亿美元，而美国政府也将失去用以刺激经济的资源，而这是大萧条后振兴美国经济唯一的希望。根据卡明斯自己的计算，如果法院维持合同中黄金条款的有效性，这将在美国已经担负的巨额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上再增添近700亿美元（此后的一些经济学家估算出的数目比700亿美元还要多）。这是一个几乎难以想象的数字，当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 000亿美元。9名大法官的投票将直接决定美国是否会面临拥有巨额债务的风险，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尽管面临如此高的风险，但美国政府在处理黄金条款的问题上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当美国政府第一次提议将美元与黄金脱钩时，基本上忽略了黄金条款，即便专家们对此进行了多次辩论。现在，卡明斯团队正在为他们的草率付出代价。来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问题不仅是质疑，而且是如一家报纸所说的，“来势汹汹”。

于是，卡明斯那天晚上回到白宫，将进展汇报给罗斯福及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他们正与罗伯特·杰克逊一起讨论税收政策，罗伯特·杰克逊是财政部的一颗新星，几年后他将加盟让眼前这些同事苦恼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杰克逊后来回忆说，罗斯福对败诉的后果表示深切关注，“同时很确信他无法接受不利的裁决”。 总统公然谈论是否有可能驳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几周之内，罗斯福甚至会起草一篇广播讲话，向民众解释为什么其政府必须罔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

于是杰克逊这位法学院肄业但是城府很深、政治经验丰富的律师发表了见解。他说，最近他阅读了经济历史学家西德尼·拉特纳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即格兰特总统曾任命两名法官填补空缺，以推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法定货币案中的裁决。两人讨论了增添法官的可能性，并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话题。罗斯福政府雄心勃勃的进步共和党人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日记中赞许地写道：“司法部长甚至说，如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反对罗斯福政府，（政府）应该立即增加大法官的数量，以使赞成派占多数。” 至少早在1932年的竞选活动中，罗斯福一直反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向共和党倾斜，而且已经有关于任命更多大法官的说法在流传，但这是第一次真正提出方案以达到上述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罗斯福将寻求国会批准，直接向美国公众呼吁，甚至在必要时关闭股市。如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要在可能导致美国陷入破产的黄金条款上以或许与美国宪法相矛盾而生出事端，那么罗斯福及其政府就准备增加大法官的数量。

至于罗斯福政府为什么会对黄金条款所代表的巨大问题后知后觉并没有什么更清楚的解释。至少这类条款在南北战争时期就已经被使用。事实上，纸币的使用带来一个问题，即要求以黄金或白银支付的合同是否具有可执行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68年裁定这些合同可执行。 道理很简单：若有要求，债务人同意以黄金向债权人支付所欠的金额。这能够防止一切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在19世纪的后30年，农业平民主义、支持增加货币流动性和主张银本位人士的崛起导致许多人和企业寻求一种方法来使自己在特定情况下免受货币币值剧变之苦，比方说，万一类似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那样的候选人当选总统并履行其改变货币价值的承诺。

到20世纪30年代，黄金条款在住房抵押贷款和大宗生意中已经或多或少成为标准的合同要件。尤其是铁路公司几乎在所发行的债券中都附上了黄金条款；20世纪30年代初，铁路公司所欠的110亿美元债务几乎全部由黄金条款合同担保。许多公司的债券也使用了黄金条款；含有黄金条款的债券被认为风险较小，因此往往以低于无黄金条款的债券的价格发行。在1893年的经济恐慌之后，黄金条款成为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和共和党支持的“稳健货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说在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时期，假如没有黄金条款，就不会有买家愿意购买美国债券。

联邦政府自已也使用过黄金条款。1910年，联邦政府开始要求未来所有发行的政府债券“应以美国金币支付本金和利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资金的自由债券以黄金支付，加强了黄金与爱国主义之间的纽带关系。与金本位本身一样，合约中的黄金条款在美国人心理层面占据了一席之地，货币领域与道德心理领域在此交汇。一位历史学家写道，黄金支撑的货币和合约中的黄金条款所体现的对黄金的青睐，“已经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思想、商业惯例和大众心理中。人们认为这是神圣的，对商贸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当大萧条袭来时，许多黄金债券持有人和立法者开始担心，如果美国效仿其他国家废除金本位制，那么黄金条款会发生什么变化？回想一下，1932年10月赫伯特·胡佛对一位听众说，当年早些时候，财政部的黄金供给在两周内就耗尽了。一些观察家清楚地看到，如果美元贬值，合约中黄金条款的地位将很快陷入法律困境。要么债权人会由于被迫接受贬值的美元而蒙受损失，要么债务人会因为必须支付所欠金额的最高黄金溢价而蒙受损失，但在做出最终判决之前，没有人会知道结果如何。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在公司层面，“不可能完全知道是拥有股票更好还是拥有债券更好”。 这种根本上的不确定性肯定会减缓商业活动，如果案件需要数年才能得到合法解决，情况就更是如此。

一些时事评论员预见到了更为棘手甚至可怕的后果。虽然很少有人料到会禁止个人拥有黄金，但很明显，如果发生货币贬值，那么黄金就会变得稀缺。早在1931年和1932年，对黄金的需求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黄金正以比罗斯福政府估计的更快的速度从美国消失。因此，如果坚持黄金条款有效，私营公司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黄金来偿还其合同债务，这将引发大规模的止赎潮。想象一下州一级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在世纪之交至少有5个州通过了自相矛盾的法律，规定个人是否有权要求以特定类型的货币支付合同。还有，国外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中也存在黄金条款问题。如果不支持金本位的国家的外国债券持有人不需要以黄金支付利息，那么怎样才能阻止他们以可能比美元价值更低的当地货币付款？如果美国政府用贬值的美元偿还债券，那么债券持有人是否有权起诉？在哪个国家的法院起诉？

1932年夏天，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美国梦”一词的首创者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警告说，美国政府不遵守黄金条款代表其“严重失信行为”。在《巴伦周刊》发出的深度访谈中，亚当斯预见到了罗斯福团队在制定有关黄金的早期计划时显然没有预料到的危机。“如果我们取消金本位，无论国会裁定黄金条款有效或无效，有关方面都将提起诉讼，最终将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亚当斯继续说，“鉴于所涉财产价值巨大，以及这样的决定会将财产从一群公民手中转移到另一群公民手中这一事实，这一决定可能是法院历史上最重大的决定。”

一些立法者试图慎重对待黄金条款这个严肃的问题。1933年2月，即罗斯福宣誓就职并且通过《紧急银行法》前一个月，艾奥瓦州的一名议员提出了一项废除黄金条款的法案。 然而国会领导人不愿在黄金条款问题上花太多时间，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废除黄金条款不符合宪法。相比之下，罗斯福及其大部分顾问在1933年4月之前似乎都没有讨论过黄金条款的问题，而一个多月前罗斯福宣布——至少是对其内部人士宣布——美国舍弃了金本位，国会已经禁止私人拥有黄金。唯一关注过上述问题的人是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萨克斯的外部顾问，他出生于立陶宛，是雷曼兄弟公司的经济学家。萨克斯于2月份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事关美元贬值可能引发的“严重法律问题”；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阅读或思考过萨克斯的备忘录。

5月份通过了《托马斯修正案》，它赋予了总统调控货币价值的权力，并使美元成为支付所有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但该修正案至少有两个漏洞：未能说明美元是否可用于支付当前的黄金条款合约的债务，以及黄金条款合约在未来是否有效。（奇怪的是，《托马斯修正案》可能无意中使菲律宾钱币也成为美国的法定货币。）为了填补这些漏洞，5月26日，国会两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废除了现有的黄金条款并防止在未来使用黄金条款。该决议声明黄金条款违反公共政策，并宣布其无效。支持该决议的参议院报告平淡地描述了这个紧迫问题：“美国政府应该拥有控制黄金资源的特定权力。”报告显然也在债权人与债务人辩论中表明了立场：“黄金条款义务下的私人债务人有权得到保护，对其法律地位应做出迅速而明确的定义。”

在随后的参议院辩论中，这些主张受到强烈的质询和谴责。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与19世纪的共和党参议员一样，对美国试图通过用纸币取代黄金来摆脱债务的主张嗤之以鼻，认为这种法案“背离”并打击了美国精神。“这是自我进入美国参议院以来最严重的国耻问题，”里德宣称，“我们正在告诉外国人民，美国神圣的承诺仅仅是一纸空文。国家尊严即将沾上我们100年也无法抹去的污点……当未来几代美国人想到国会所做的事情时，他们都会面红耳赤。” 他和几位参议员都认为此法案是违宪的。

该决议得以通过。于是，正如预测的那样，很快就发生了诉讼。其中一些案件于1934年被提交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案件分为三类：铁路债券案件——诺曼诉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铁路公司，美国财政部黄金券的黄金条款案例——诺茨诉美国案，以及关于自由债券中的黄金条款案件——佩里诉美国案。

口头辩论于1935年1月8日开始。卡明斯竭尽全力再次描述1933年3月罗斯福政府执政时的绝望状态，那时美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徘徊于混乱和崩溃的边缘。每天都有银行倒闭，价格暴跌、破产事件不断增多，数百万人失业，国际贸易几乎陷入停顿状态。卡明斯告诉法官，在1933年，“人民的文明水平跌入低谷”。

言及1933年的惨状不仅是为了解释罗斯福政府最初推出此政策是权宜之计，也是为了提醒，如果在一夜之间美国再增加69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将会发生什么。“即便是保守估计，灾难之巨大也超出一般的想象。这不是‘回归宪法’，而是‘回归混乱’。”卡明斯朗声说道。

卡明斯的开场辩论是罗斯福政府公开承认其急剧地改变了美国长期信奉的货币观念的少数几个例子之一，这与总统在温暖的炉边谈话时做出的保证完全不同。“黄金不是普通的商品，”卡明斯透过他的无框眼镜凝视着法庭说道，“它是与众不同的东西，在我们的文明形式下，我们的整个金融结构和人民的福利都有赖于黄金。”卡明斯的观点是，黄金独立于货币，黄金是衡量货币价值的有力工具，而联邦政府拥有监管货币的宪法权力。尽管如此，他对黄金独特的历史性金融作用的渲染，肯定至少令部分听众做出了与他意图相反的抉择。卡明斯还详细阐述了类似诺茨诉美国案中的核心概念：美国有权调控货币价值，这是美国主权的一个基本方面。他坚持认为，这是美国宪法制定者的明确意图，他们“煞费苦心地看到这种力量，就像剑的力量。主权的这个重要属性，应该属于国家”。

所有的法官似乎都对这些利益攸关的问题感到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共和党人哈伦·斯通发誓，他个人再也不会从“对其义务如此不守诚信的”政府那里购买债券了。首席大法官查尔斯·休斯大体上赞成政府监管而不是盲目反对新政，他谈到一个旨在为军队筹集资金的战争债券的案例。该战争债券承诺以规定的重量和成色支付一定数量的黄金。“我们有什么权力修改合同中的约定从而损害债券购买人的利益？”助理检察长安格斯·麦克莱恩回答说，国会有权决定合同中的货币应该是什么。蓄着白色八字胡须的休斯问道：“国会从何处获得的这个权力？”麦克莱恩的回答是：“宪法赋予国会制造货币并调节其价值的权力。” 美国政府为没有黄金支持的美元的合宪性辩护时也这么说，但1935年的争议与1869年一样激烈。与前一次一样，美国政府能够决定货币价值这一观念被指不仅唐突且有悖道德。

第二天，在一个有6位美国参议员出席的拥挤的法庭前，大法官均对美国政府的说辞报以大声嘲笑，这是罕见的失礼。皮尔斯·巴特勒向美国政府律师斯坦利·里德炮轰了一家报纸称之为“来势汹汹”的问题和声明。巴特勒怒喝道：“根据这一理论，国会可以在一角钱上印上‘一美元’，使它成为法定货币来履行黄金义务。那合同中的条款又有何用？不能有任何含糊。条款的目的是要求支付这么多黄金的。”

自由派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通常是大企业的批评者，在3天的口头辩论中，他一反常态地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此后不久，布兰迪斯的朋友、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罗斯福的顾问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遇见了布兰迪斯，询问布兰迪斯为何保持沉默，布兰迪斯回答说，他已经知道他的法律结论是什么，并且“完全出于对所出台的政策的同情，我认为最好什么也不说”。他补充说，虽然他认为该案在经济学上“充其量只是令人怀疑”，但是“道德上是明确的，也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需要恢复黄金条款”。

出于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担忧，白宫在1月10日和11日考虑扩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数量。不久之后，此想法见诸报端，它被解读为精心谋划的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警告。《纽约时报》于1月13日头版刊登了一篇美联社的报道，揭露“国会的一些主张增加货币流动性的人正在研究将最高法院的成员从9个增加到11个或12个的可能性”。虽然这被认为是最后的手段，但报道说：“所有人都一致认为，罗斯福总统必定会尽一切可能废止一项会破坏政府建立的新货币体系的决定。” 《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自上星期二黄金条款案开庭以来，在国会大厦、财政部和其他政府大楼的走廊里都能听到关于政府有意向最高法院塞人的消息。”《芝加哥论坛报》指出，基本上没有人公开发言，因为“显然在案件悬而未决之时，这样的谈论者会因藐视法庭被传唤”。尽管如此，参议员埃尔默·托马斯还是赞同报纸所谓的“无疑将会有一个计划”来增加联邦最高法院成员，以防裁决对美国政府不利。

罗斯福还考虑了另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扰乱市场。在1月14日与摩根索共进午餐后，总统召集司法部长卡明斯加入他们，开始了摩根索所说的“我在华盛顿以来最不愉快的时光之一”。 罗斯福要求摩根索使用基于1934年《黄金储备法》设立的紧急财政储备——外汇平准基金这一新获得的权力，在联邦最高法院做出决定之前尽可能地扰乱市场。“我希望债券上下波动，”罗斯福说，“唯一可以让出租车乘客对黄金案件感兴趣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故事放在报纸头版上。”总统不断寻求卡明斯的支持，卡明斯则同意他所说的一切。摩根索做出“在我的生活中前所未有的艰难而激烈的抗争”。摩根索不仅从良心上反对总统的建议，他还认为这些建议具有破坏性。摩根索意识到，如果按要求以这种方式操纵市场，那么他必须辞职。他指着罗斯福说：“总统先生，您知道让这个国家摆脱萧条是多么困难，如果我们让这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在下个月受到惊扰，我们可能需要8个月的时间来收复失地。总统先生，请别让我这样做。”罗斯福回答说：“亨利，你只是对这件事的判断过于仓促。再想一想。”摩根索怒气冲冲地回到了他的办公室，“我觉得罗斯福总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不知道我的建议或影响力是否会起作用”。

巧的是，市场已经对黄金条款案的不确定结果感到不安。就在1月14日那一天，《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报道，称“联邦专家”正在讨论联邦最高法院的不利决定是否会导致国会将美元的黄金价值恢复到早期水平。第二天，外汇市场交易活跃，美元意外上涨，而股票和商品价格下跌。交易员焦虑不安，而摩根索跟总统争议了一番后，对银行和联邦最高法院同样恼怒。“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到底与金价有什么关系？”他沮丧地问同僚。外汇平准基金运作的弱点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依靠国际银行买卖黄金及美元以保护美元的价值，但美国财政部无法阻止银行反向操作。“在我看来，这说明，当美国政府陷入困境时，国际投机者沽空美国政府以赚取小利，当有一点疑虑并且他们只是吃不准的时候，他们就恐慌了、胆小了，”摩根索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毫无胆量、毫无骨气、毫无原则。”

几天后，美国财政部制订了一项行动计划，以防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恢复黄金条款。 对黄金的进出口将立即实施禁运。美国政府可能无法避免联邦最高法院下达可以履行用黄金付款的合同的命令，但它可以通过拿走所有黄金来使黄金支付不可能实现。美国财政部提议“使黄金实际上成为违禁品，因此，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万一联邦最高法院批准了强制履行以黄金支付的黄金条款，支付出去的黄金也可以被即刻扣押并返还给财政部”。

美国股市崩盘显然也是一种考虑。1月21日，摩根索打电话询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兰迪斯：如果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不利意见，詹姆斯是否会与他合作，关闭所有交易所从而避免造成股市崩盘？ 兰迪斯同意了，摩根索甚至在内阁房间额外安装了一部电话，以便在交易所关闭时可以直接打进兰迪斯的办公室。几天之内，匿名的消息提醒媒体，如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总统认为有必要，他们可以依法关闭证券交易所90天，这似乎是传达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直接信息。

美国政府面临着一项微妙的任务，它想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知道，政府总可以找到这样或那样绕开不利决定的途径。与此同时，太大的压力可能适得其反。在罗斯福政府担任过职务的华尔街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试图劝阻白宫不要使用太过严厉的策略。他写信给一位总统助理说：“在我看来，应该阻止‘罗斯福政府会力图推翻对其不利的判决’的谣言散播。显然，这对改善当前大法官谨慎探索的气氛没有好处。他们充分意识到最终在围绕法币案的长期、交错变化的斗争中白宫得到了支持，因此他们意识到政府确实有维持其立场的方法。”

然而，如果罗斯福政府在这些案件中败诉，那么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也没有时间采取行动了。罗斯福将不得不直接向公众讲话，解释为什么他的政府宁愿通过无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引起宪法危机。罗斯福的演讲稿非常引人入胜，部分原因在于它展现了罗斯福为了向大众解释复杂、抽象的金融理念的不懈努力。他提出了一个假设的案例，假定一位投资者以1 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铁路债券，现在由于最高法院不同意国会废除黄金条款，这位投资者将能够从铁路收取1 690美元。“对个人投资者而言，获得意想不到的、不劳而获的利润不仅不合理，而且……这项决定的执法信函将自动使美国的每一条铁路都破产。” 不仅私营公司会受挫，许多镇、县和州也将被迫违约。

罗斯福还进一步指出，大多数抵押贷款都含有黄金条款。如果现在可以执行该条款，那么大多数房主每月的住房抵押贷款还款将立即上涨69%，并且还欠下了近两年的每月69%的逾期费。最后，罗斯福指出了黄金条款最荒谬之处：根本没有办法将1 690亿美元的合同全部用黄金偿还——地球上根本没有足够的黄金。“美国总共有大约价值8.5亿美元的黄金，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其他地区——有价值不超过12亿美元的黄金。”罗斯福向或许比最高法院更有权的人民大众提出“上诉”，“我希望每个人或每家公司，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能实质上偿还他们借来的钱。这似乎是一个更符合黄金律、更符合圣经箴言和常识指引的决定。”

这篇演讲稿最终未被启用，虽然当它被泄露给《纽约时报》时，该报的华盛顿分社社长写道：“自安德鲁·杰克逊谈及法庭裁决时说‘约翰·马歇尔做出了这个决定，现在让他来执行’以来，这将是美国宪政史上最具轰动性和历史性的一幕。”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月18日做出的裁决并未对经济造成大破坏，但也并不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或论点。“佩里诉美国案的判决结果”是对美国国会行动和政府的法律论证的严厉谴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道，如果美国政府可以借钱，然后拒绝债券规定的付款方式，那么它同样可以拒绝还款。休斯的判决指出：“争议必然意味着，国会可以酌情无视政府的义务，并且当政府借钱时，美国的信用是一种虚幻的誓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裁定国会废除黄金条款“超出了国会的权力范围”。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裁定，原告不应得到损害赔偿，因为如果他持有等价的黄金，他就没有遭受损失，也就不会因债券而有所损失（重要的是，反正他不能再合法地持有黄金）。即使是对结果感到满意的法律学者也不能认可该判决的逻辑。托马斯·里德·鲍威尔说这个判决“几乎难以理解”。备受尊敬的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亨利·哈特也宣称它“令人费解”。许多评论员得出的结论是，休斯完全清楚，如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试图恢复或执行黄金条款，美国国会和政府将被迫寻找其他可能更具破坏性的方式来实现必要的目标。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最先提出这种看法，他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与罗斯福的圈子交往很多，但常令他们恼羞成怒。李普曼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意识到自己的合法地位正处于危机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任何其他决定都会造成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李普曼写道，“国会将被迫采取措施以规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会严重损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力。”

不出所料，对上述裁决持异议者步步紧逼。首席大法官休斯猛烈抨击其“没收财产权和否认国家义务”。他们宣称国会废除黄金条款的目标是非法的，其“真正的目的不是‘确保美国硬币和纸币的统一价值’，而是破坏某些有价值的合同权利”。麦克雷诺兹脱稿做了一篇“充满蔑视和愤慨”的即兴演讲。当他嘲笑裁决的逻辑性时，人们倒吸了一口凉气。“一个伟大国家的财政部说道：‘拿着贬值的美元走吧，国会认为你们接受应得的东西是非法的。’因为它是非法的，所以你们得不到损害赔偿。”他引用尼禄的话做总结，“怎么高估今天在这里所做出的裁决的后果都不过分。我们很多人理解的宪法已经不复存在了。”

白宫却是一片欢庆。为了在必要时关闭股市而设立的电话中继系统用不着了。罗斯福向几位亲密的顾问朗读了他的电台广播讲话稿作为模拟庆典。午饭后他宣布要睡上4天。罗斯福写信给乔·肯尼迪说：“多么幸运，交易所永远都不会知道它们差点因一个‘J.P.K.’落款的签名而关闭。同样，美国永远不会知道它错过了多么精彩的时刻，那就是，如果判决的结果不同，那么‘总统’准备在星期一晚上发表一场精彩绝伦的广播讲话。”

几个月之内，黄金条款案件将成为法院所驳回的新政的一部分。在货币政策方面，罗斯福和国会多数派几乎已经实现了他们所期望的所有目标。一些学者指出了美元贬值的不幸后果，例如，它具有自动提高贸易关税的保护主义效应。 对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来说，要想恢复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同时不屈服于来自西部的国会议员、激进农民游说团体以及像考夫林神父那样的民粹主义者提出的大力增加流动性和铸造银币等更激进的要求，那么罗斯福政府的货币政策是少数几个可行的选择之一。

然而，在政治上，一堵墙已经被建立起来了，这堵墙不仅将那些主张金本位者与其反对者隔开，也把那些相信黄金在美国私人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和将在20世纪主宰生活的政府和货币机构分离开来。“黄金投资者”并不一定代表大多数美国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无法行使购买金币或金锭这样看似不错的权利，这使他们在法律和政治领域处于弱势，同时这也表明此时他们在罗斯福政府处处碰壁，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黄金条款案件的声明使他们更加绝望了。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美国和其他国家在黄金政策方面也渐行渐远。虽然美国公民无法拥有黄金，但美国政府正在积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黄金储备。美元贬值提升了美国联邦政府黄金持有量的价值；与此同时，纳粹党在德国的崛起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欧洲战争的恐慌使得大量黄金流入美国，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在别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可能认为，在战争中持有黄金是可取的。然而，在失败的前景下，将黄金储存在美国以换取黄金券，一旦战争恐慌平息就可以兑换，这样做似乎更安全。即使法国，这个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维持货币与黄金挂钩的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也放弃了大量的黄金。许多富裕的法国公民担心左翼政府未来的货币政策。仅在1934年和1935年，美国政府持有的黄金价值就增加了60多亿美元，其中将近一半的增值是黄金价格上涨至每金衡盎司35美元造成的。到1936年，美国黄金库存价值超过110亿美元，超过全球黄金总量的一半。

虽然增加美国境内的黄金数量有明显的好处，但黄金的流入也造成了一系列经济问题。1940年，两位经济学家出版了《金色雪崩》这一有影响力的书，书中认为黄金过剩损害了美国经济。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和资金来获得一种金属，这种金属没有像生产性活动那样创造经济利益，更具体地说，过剩的黄金造成了至少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由于黄金再次成为货币的代名词（就算是间接的），货币供应的突然增加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美联储颁布了一项政策，即从1936年底开始，冻结从国外流入的黄金和美国国内新生产的黄金，或者不让它们进入货币供应市场。然而这样做造成了美国的经济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它导致了自1937年春季开始的经济衰退 ——大萧条的第二阶段。

第二个问题是物流问题。尤其是考虑到可能爆发战争，摩根索和其他人都意识到，大量的黄金需要安全存放在某个地方，纽约和旧金山等沿海城市很容易受到攻击。现在就要说到黄金和美国军方之间的另一层关系了：财政部控制了肯塔基州的一个曾经是骑兵驻地的军事基地——诺克斯堡，并开始在那里匆忙建造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金库。诺克斯堡大约在路易斯维尔西边31英里处，坐落在落基山脉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是一处相当安全的地方。1935年，美国政府开始向肯塔基州运送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金条，这些金条大部分是从旧金山运来的。诺克斯堡于1937年启用。

第三个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且很难解决。涌入美国的黄金必然是其他地方（主要是西欧）流出的黄金。即使大多数国家不再采用金本位制，但在对德国和意大利发生战争可能性越来越大时，耗尽这些国家的金库意味着它们的资本越来越少。自1935年起，罗斯福政府在国会通过的各种中立法案允许的范围内，尽力支持英国、法国和其他盟国。国会中的孤立主义者拒绝支持英国，为了安抚他们，罗斯福假意表明要夺取英国资产和清算英国在美国持有的证券。这给关键时刻的英美关系带来了压力。在1940年全年，英国官员一直告诉摩根索主持的财政部，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黄金来满足支持其货币的法定要求。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罗斯福警告美国人，说英国的战争也是美国的战争。“我们必须用我们所能控制的能源和物资生产武器和船只，”罗斯福在他最著名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宣称，“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巨大弹药库。”

但建立民主国家的弹药库需要资金，而英国不再拥有资金。罗斯福愿意为英国人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但后者必须付费。如果英国付不起，就需要临时开出交换条件，例如用美国超期服役的驱逐舰换取美国军舰进入英国基地的权利。有时美国只需收回英国欠美国的债。在发表“民主国家的巨大弹药库”这个演讲的前一周，罗斯福命令美国海军“塔斯卡卢萨”号巡洋舰驶往南非，运回价值5 000万美元的英国黄金，摩根索甚至希望英国人支付保险费。这对英国来说是莫大的羞辱。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想告诉罗斯福，后者表现得像“一个收走可怜的债务人最后资产的警长”，不过他改变了主意，没有说这种话。新年前夕，巡洋舰已经在途中，丘吉尔写了一封措辞严谨的信，恳求罗斯福重新考虑。丘吉尔写道，在开普敦的一个码头上，停着一艘装有英国黄金的美国军舰，这“将扰乱这里和整个英国的公众舆论，还会助长敌人的气焰，他们会宣称你要派遣军舰来拿走他们最后的储备”。 国会在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此法案允许美国以实物的形式支援盟国，只要它们以实物偿还。丘吉尔将这项法律称为“史上最道义的法案”，它帮助盟军渡过难关，直到美国在珍珠港被炸后正式加入战争。

这些战时的现实状况——美国黄金供应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巨大不平衡，以及盟军难以偿还的战争债务——将深刻影响黄金在战争结束后对世界货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变成了世界上的黄金垄断者和警察——谴责其他国家从“错误”的来源地购买黄金。轴心国通常会从它们已经征服的国家手中夺取黄金和其他有价值的资产，随着战争即将结束，黄金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形式。1944年，摩根索宣称美国不会承认被掠夺黄金的所有权转移，并敦促其他国家采取类似行动。

1944年7月，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秩序以尽早结束战时的混乱，40多个国家参加了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会议。它们对这个世界有许多愿景，包括美联储在战争结束时提出的建立国际黄金交易所的想法。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设想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可以根据发行货币的经济体的实力来对货币进行估价，同时实行集中管理的全球银行将控制信贷并发行被称为“bancor”（凯恩斯国际货币单位）的全球货币。以哈里·怀特为首的、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美国谈判团设想了另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黄金仍将发挥核心作用，美元也将发挥作用。 虽然在很多方面，凯恩斯的计划可能更优越，但其实施仍然存在两大障碍。首先是这需要世界各国央行将大部分或全部黄金上交给一个中央政府，这是它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也情有可原（苏联——隐秘的黄金生产大国——特别不愿意同意这一条款）。其次，凯恩斯体系的拥护者不太具有国际影响力来实施它；同盟国破产，它们或多或少对美国负有债务。如果萧条造成了对灵活性和通货膨胀的需求，那么持久而昂贵的战争就会造成对稳定和增长的需求。此时这些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在货币问题上投靠美国，就像曾在军事上那样。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技术上并不是金本位，它通常被称为黄金交易标准或黄金可兑换标准。其核心是美元可以完全兑换成黄金，价格与1934年相同：每金衡盎司35美元。其他各种主要货币都被分配了一个票面价值，可以有1%浮动，更大的升值需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许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根据《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的两个主要机构之一（另一个是世界银行）。美国不会干预外汇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出现赤字的成员国出借或出售黄金和货币。该系统存在缺陷，下一章将对此进行讨论。但是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它有效促进了经济稳定扩张。西欧国家和日本连续多年经济大幅增长，没有出现急剧的通货膨胀或艰难持久的繁荣-萧条周期。1985年，在布雷顿森林协议签署40年后（并且其最基本的构建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一位经济学家写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的实际商品产量增加了4倍，世界上真正的商品贸易增加了6倍。尽管世界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从1950年的约22亿增加到今天的45亿，但平均生活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

然而，在美国国内，事关黄金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政策仍然像在19世纪后期那样，并不总是得到广泛认可甚至理解。大多数美国人在战后富裕起来，但是有心怀不满的一小撮人——主要但不全是共和党人（共和党自1933—1953年都未能入主白宫），他们认为这种增长是虚幻的，是“由战争支出、铺张浪费、有计划的突发事件和战争危机造成的”。 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扩大了联邦政府的规模和花销，马歇尔计划、《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以及朝鲜战争中的耗费等令这种情况持续发生。赤字和债务激增至以大萧条前的标准来看绝对是令人震惊的数字。20世纪40年代中期，胡佛所宣传的平衡预算和稳健货币的财政保守主义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许多人担心它会永远消失。在这个群体眼里，让一个无力支配自己资金的国家来替那些更贫穷的国家掌管世界资金，似乎是一个再愚蠢不过的行为。

但是，尽管债务、赤字和政府规模等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对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来说至关重要，但货币的定义已经不再像世纪之交那样举足轻重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考夫林神父继续倡导白银货币，但是当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电台节目停止播出，其影响力逐渐减弱。在华盛顿，要求购买规定数量白银的联邦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了来自西部的国会议员。至于黄金，没有什么政治力量来主张回归金本位制，因为罗斯福已经用贬值了的美元把美国重新置于一种金本位制——这成为保守主义攻击的更大目标。1944年的共和党纲领模糊地承诺“维持美元的价值”，并“废除现行立法赋予总统对货币的不必要权力”，但丝毫没有提及黄金。尽管黄金具有象征性的力量，但黄金本身对美国人来说变得越来越陌生。1942年10月—1945年7月，美国关闭了所有的金矿——总数超过8 000家。在此期间，一些金矿塌陷或积满了水，采矿设备老化，因此即使恢复生产，产量也远远达不到战前水平。一位矿业官员在二战行将结束时感叹道：“如果公民被剥夺了黄金作为财富的个人保障，如果他只听说国库里或中央银行有黄金，那么他怎能不抛弃目前他认为黄金对人的心理有重要影响的观点呢？”

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麦克雷诺兹大法官所拥护的哲学观点开始演变为一种新形式的民粹主义。正如19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一样，它的吸引力主要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和西部的农业区。但与19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不同的是，它并没有宣扬通货膨胀是一种解决方案；相反，通货膨胀现在被视为敌人。罗斯福通过使美元贬值，使其变得“一文不值”。在这个问题上，华尔街和许多大企业的人，以及为美国中西部农民说话的人，都可以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抽象的全球经济秩序。因此，黄金不像布赖恩认为的那样是邪恶的根源，反而成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其中一位唱反调的人是连续三届担任内布拉斯加州国会议员的霍华德·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的父亲，后文简称“老巴菲特”），他所在的州与50年前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代表的州接壤。滋生于孤立主义土壤的民粹主义者长期以来对欧洲金融大师和战争持怀疑态度，所以老巴菲特认为，布雷顿森林协议是对美国自治的侵犯。在反对1945年的立法时，他和一位同事这样描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世界性的机构将篡夺进行国际贸易和商业往来的社会和私人职能，并因此取代在这些领域的现有的权威。”老巴菲特和俄亥俄州的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坚持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国将向其他国家移交“操纵黄金价格的权力”。他们坚称：“这似乎是明显违宪。” 这当然是少数人的观点，但它引起了数百万美国人的共鸣，也明显地与美国金融界的观点相吻合，美国金融界有很多人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并希望重回美国式的金本位。

老巴菲特说出了让许多人感到沮丧的原因：黄金不再是美国公民可以持有并且可以作为货币的东西了，巨大的黄金产量似乎只是为了取悦外国。在一篇刊登在1948年杂志上的文章中，老巴菲特写道：“尽管在诺克斯堡埋藏了大量黄金，但黄金却不是提供给美国公民的。它们可以全部被运出美国，而没人能够阻止那样做。”来自内华达的一位有影响力的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麦卡伦——乔·麦卡锡的盟友——呼应了老巴菲特对美国囤积黄金的不信任感：“我们不知道财政部打算用这么多黄金做些什么。它从未表明过意图，据我所知，它从未制定过关于这些黄金的政策。”

正如早期的黄金民粹主义者以他们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和恐惧为论点，例如，纸币代表了魔鬼，或者说通货膨胀必将是毁灭性的，老巴菲特和他的盟友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可怕的冷战为新论点。老巴菲特认为，除非美国恢复经济秩序并恢复金本位，否则它将被敌人吞没。老巴菲特在1949年说道：“实现‘繁荣’的最可靠办法就是让印刷机开始印钱。” 在另一场合他宣称，纸币“是比苏联军事力量更令人恐惧的敌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幻想的”。

这些绝非老巴菲特的口头禅，他推崇务实。1948年，老巴菲特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欲将美国重新纳入金本位的法案。它试图“恢复美国人自由拥有黄金和金币的权利，将国库的控制权交还给美国人，抑制美元进一步贬值”。 纽约的丹尼尔·A.里德和缅因州的罗伯特·黑尔也在类似时间提交了相关的法案。老巴菲特还支持通过非立法努力重返金本位。国会1934年通过的《黄金储备法》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漏洞，其中一个涉及处于“自然状态”的黄金，也就是说，从自然界中找到的“没有被熔化、熔炼、精炼或通过加热、化学或电气工艺处理过的”黄金。当财政部颁布实施《黄金储备法》的规定时，它允许收购和运输这种天然黄金。 不仅以这种形式拥有黄金是合法的，而且财政部不得购买这种形式的黄金，比如说非洲裔美国作家和活动家杜波依斯在1934年试图向财政部出售西非金块就没能成功。 这也意味着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法定金价并不适用于此类黄金。天然黄金能够以买方和卖方商定的任何价格进行交易。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家来自里诺市的“美国黄金公司”宣布了一种新颖的、以天然黄金赚钱的、表面合法的方法。该公司在主流报纸上刊登广告，以每金衡盎司51美元的价格出售这些黄金。经过几回此类销售后，黄金价格降至每金衡盎司42美元。但运输金块的业务很烦琐；一位购买了1 000金衡盎司黄金的宾夕法尼亚州买家不得不横穿整个美国以取得这些黄金。“美国黄金公司”的创始人L.克利夫兰随后设计了一个方案：卖家将黄金放入仓库，然后仓库发行黄金仓单。该收据可以作为由黄金支持的有效货币，但不能兑换为黄金。克利夫兰告诉记者：“收据或许不是法定货币，但任何拒绝它的买卖人都是愚蠢至极。”

老巴菲特对此表示赞同，说到底他是奥马哈杂货商的儿子，而且他曾公开反对罗斯福的第三届任期。 他称赞该公司发现了一个“模糊地带”，黄金支持的纸币可以合法地在这个地带中运作。此外，老巴菲特认为黄金定价的实验也很有价值，因为美元的波动将不可避免地淘汰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老巴菲特于1948年表示：“有很多专家认为通货膨胀已经太严重，因而黄金价格无法维持在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水平。我认为我们仍有50%的机会维持这个价格，所以我在草案中加入这样的条款。但这个价格水平将来可能不得不改变，而且美元的黄金含量确实下降了。”

“美国黄金公司”和其他公司似乎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取得了一些成功。美国财政部在1948年和1949年对黄金卖家进行了特别的调查，以确定以这种形式高价出售了多少黄金。估计每年出售了25 000~30 000金衡盎司黄金，而美国每年开采的黄金数目基本在200万金衡盎司左右；大多数天然黄金来自阿拉斯加。 尽管看起来克利夫兰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在每次交易中他都收取每金衡盎司1美元的中介费，他也希望恢复美国的黄金市场（这是黄金开采业管理人士共同的立场）。他希望，如果一位共和党人于1948年当选总统，那么他的黄金仓单计划可能会被用来推动美国回归日常的金本位货币体系。

然而，20世纪40年代后期呼吁回归金本位的活动几乎没有得到白宫的任何支持。1948年7月，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向杜鲁门总统询问将美国恢复到金本位“作为对抗通货膨胀的手段”的立法情况时，杜鲁门模糊地回答说，美国“一直是金本位”。他接着说：“我们拥有的黄金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政府都多。”记者不依不饶地说：“只不过，先生，我不能换1美元的黄金。”杜鲁门回答说：“你是不能，但你的美元得到了黄金支撑，这就是好处。”

1949年，麦卡伦参议员提出的黄金合法化法案已经达到听证会阶段。受战争影响关停并处于缓慢恢复期的黄金开采业表达了明确的立场。对它们来说，新近活跃的“天然黄金”市场代表了一个应该逐步放开的领域。纽蒙特矿业公司总裁小弗雷德·瑟尔斯在证词中指出了天然黄金市场与官方市场之间的矛盾。在天然黄金市场，黄金能以任何商定价格成交，而在官方市场，黄金只能以越来越难以维持的每金衡盎司35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政府。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瑟尔斯向委员会展示了他花4 100美元购入的“100金衡盎司天然状态的纯金”。他估计自己已经以这种形式出售了大约1万金衡盎司的黄金，但卖不了更多，因为“买家——他们中有很多人——担心财政部会再次改变规则”。

瑟尔斯及其买家无疑是对的。1950年6月，财政部澄清了其规定：天然黄金只能由开采的人出售，任何二次交易都是非法的。这实际上是将“美国黄金公司”和相关公司排除在这一业务之外。

显然，任何恢复私人可以合法持有黄金的努力都需要美国政府的支持。曾经有人尝试过让黄金问题成为总统竞选活动中的一个议题。老巴菲特式的对大政府和军国主义的蔑视并不仅限于民主党人。1952年，老巴菲特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有史以来最具军国主义色彩的总统提名者”，并表示提名艾森豪威尔“将意味着共和党遭到破坏”。具体来说，老巴菲特指控艾森豪威尔授权建立苏联集中营。老巴菲特在1952年春天写道：“战争刚结束几个月后，艾森豪威尔已经批准并签署了一项命令，将数十万联邦德国平民送入苏联服苦役。” “只要这项无情的行动一败露，就会让共和党失去足够的常规选票，令共和党在11月选举中失败。这还只是艾森豪威尔不光彩的历史之一。”

老巴菲特参与了艾森豪威尔的竞争对手罗伯特·塔夫脱的竞选工作，当年罗伯特败北，该党保守派中的许多人认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威是叛逆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只是为了赢得选举而损害了党的价值观”。最近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塔艾之争及其余波“为1964年保守派正式接管共和党奠定了基础，这样的情况时断时续持续到20世纪末”。

然而，当时黄金未成为两个阵营的分界线。奇怪的是，1952年总统竞选中最明确倡导金本位的是相对的自由主义者——哈罗德·史塔生，曾任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在20世纪中期一直是总统候选人。史塔生1952年的竞选纲领倡导“美元坚挺的现代金本位制”，他在演讲中指出，金本位可以用来制约过度的政府支出和通货膨胀。史塔生还说：“如果美国人坚持认为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应该有权利将纸币换成金币，或将金币换回纸币，那么他们就能让政府保持纸币的合理状态。”但史塔生的追随者不够多，所以此问题未能成为总统竞选议题。

下一章将讲到艾森豪威尔在经济中对黄金几乎没有起到作用。而塔夫脱对用黄金支撑美元的观点表示支持，并且也知道这会获得部分选民的支持。然而，他意识到若从政治的角度考虑，这是得不偿失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风险太大。例如，塔夫脱曾拒绝在1944年共和党纲领中加入金本位的要求——即便华尔街要求这么做。他的经济理由是，“金本位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停下来解释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我们将用什么数字来确定美元的价值”。他的政治结论是，“这并不重要，因为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20世纪50年代，人们想要赶走老巴菲特和与其持有相似观点的“刺头”，而且这也不那么难。老巴菲特在华盛顿官方圈子中并不受欢迎；当他在1948年失去国会席位时，华盛顿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称他为“一个经常胡言乱语的顽固保守分子”。老巴菲特知道他提出的黄金改革政策没多少人支持。他经常说：“我就像个1月份在奥马哈卖割草机的人。”如果承诺恢复金本位可以解决任何经济问题，那么赶走他们还是有理由的。但老巴菲特和其他批评者至少在一件事情上是正确的：从中长期来看，布雷顿森林框架是不稳定的，当它开始瓦解时，诺克斯堡的所有黄金都无法支撑它。 WSk/oerSRkPEQdNartL9dzmFVyRSmgMReEhW2qvZpkqg6y6d7sTCsyYCZpxaO2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