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场主或商人，乔治·华盛顿不是特别成功，可他记账是一丝不苟的。1779年，在新泽西州的蒙茅斯战役陷入僵局后，这位美国独立战争的将领在米德布鲁克地区安营扎寨数月。在华盛顿给侄子的一封信中，他倾诉其正因为个人财产受损而苦恼。战争伊始，华盛顿通过婚姻继承的大部分财富就借给了弗吉尼亚州的邻居和商人。麻烦在于当借款人还钱给他时，这些钱的价值与先前相比严重贬值了。华盛顿抱怨道：“我现在收回的债务每镑已经缩水为20先令。假如我对借钱的人不那么宽容，在我离开弗吉尼亚前这些债就应该收回了。”1英镑贬值为20先令，这等于损失了九成五。在同一封信中，华盛顿说他的损失超过10 000英镑；据某位传记作者的估计，这大约是他农场一年的收入。华盛顿接下来写了一大段谴责的话：“衷心希望这些州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以加强纸币的公信力，力惩投机分子、垄断分子及掠夺我们伟大国家财富、将一切置于险地的人。”战争结束时，华盛顿对于分文不值的纸币极其不满，于是“他付给农场经理人的是农产品而不是纸币”。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大多数美国开国元勋以及大多数美国统治阶级，实际上都对纸币极其厌恶。大多数州发行的货币贬值到几乎分文不值。一位历史学家甚至声称，这些州本身就为它们自己发行的纸币所困，它们同意建立联邦政府只是想要减轻债务负担，“因此，纸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纸币的抵触，有力地确保了联邦宪法获得通过”。

美国的货币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让19世纪的美国人十分烦忧。除了蓄奴制，再没有任何其他问题比货币问题能引起更久、更激烈的争论了。货币问题在那个时代每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上都刻着深深的痕迹：美国政府结构、经济增长和国土扩张、地区及个人财富的累积、战争行为，以及战争造成的债务和通货膨胀，甚至是美国宪法的含义，包括结束蓄奴制本身的修正案。

尽管美国人讨厌纸币，但却没有其他通用货币可选。在今后将成为美国的这块地区，用于从事贸易活动的货币比前一世纪更为杂乱。这些货币之中黄金是最持久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坚挺的货币：直到20世纪，黄金在任何时候都能用于偿还绝大多数种类的债务，而且一些特定类型的债务指定要用黄金偿还。然而，任何基于实物的货币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而黄金—— 一种必须经过开采、精炼、测定、提纯、严防盗窃及不便携带的金属——尤其具有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黄金作为一种货币手段是过誉了：因为一个国家在特定时间只有特定数目的黄金，如果没有人愿意放弃他所持的黄金，那么经济活动，尤其是经济增长怎么能够发生呢？

大多数时候，答案是：经济无法增长。因此，许多官方和民间的替代物兴起了，有时还是外国货币。银币于19世纪初正式开始铸造，19世纪30年代中期还得以在美国广泛使用，但在许多地方，它们的使用频率却没有其发行机构所声称的那么高。黄金和白银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意味着熔化了的白银往往更有价值。一位美国政府官员估计，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时，整个美国的银圆流通量可能不到1 000美元。

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各个时期，西班牙钱币因为流通广、价值可靠，所以被视为半官方货币；实际上，在1857年以前，西班牙的八雷亚尔古钱币在美国都是法定货币。英国、法国、俄罗斯、葡萄牙和荷兰的钱币——这些都是它们竞相成为殖民强国的例证——也都在美国市面流通。据一位观察者所说，在美国许多地方，“又破又烂”的墨西哥币也通用。 华盛顿亲笔记录了他某次去费城所携带的钱币：“除了银子和纸币，还带了6枚乔（joe），67枚半乔（half joe），2枚十八分之一乔（one-eighteenth joe），3枚达布隆（doubloon）金币，1枚比斯托（pistole）金币，2枚莫艾多金币（moidore），1枚半莫艾多金币（half moidore），2枚法国双金路易金币（double Louis d’or），3枚法国单金路易金币（single Louis d’ or），80枚几尼金币（guinea），7枚半几尼金币（half guinea）。”这些是来自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货币。

尽管金属钱币盛行，但从殖民时期开始，纸币的数目也很多。大多数州都有银行系统，能发行自己的钞票，这些钞票理论上可以兑换一定数量的黄金，但实际上把它们当作纸更有用，即便其面值打了折扣。在所谓的“自由银行时代”——从1837年美国第二银行倒闭到1863年通过《美国国民银行法》为止，数百家监管松散的银行开张，它们印刷的纸币被称为“膏药纸币”“破烂纸币”“红狗”“光滑的猴子”“生病的印第安人”。 在某些地区，由个别城市和公司发行，被当作缴纳本州应缴税款的凭证还可以在本州当作货币流通；在西部地区，一些铁路甚至创造了具有货币功能的、可重复使用的“火车票”。南北战争中产生了在南方流通的邦联货币，在北方则制造出了由联邦政府印制的、不能兑换黄金或白银的“绿背美钞”。

一些早期的美国领导人相信非金属货币是必要的，他们积极倡导使用这些货币。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众多领域都具有远见卓识，他认为恰恰由于美国本土没有黄金或白银的供应，所以美国应该拥有纸币。其他人，特别是那些经历过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纸币通货膨胀并为之所伤的人则持不同意见。曾经的种植园主托马斯·杰斐逊担心的是私人金融家发行纸币，他警告道：“钞票将像橡树叶一样不值钱。”但他主张发行由联邦政府支持的纸币。 虽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素有分歧，但他们关于纸币的看法相同。当然，对于许多18世纪和19世纪的思想家来说，美国政府让特定的货币合法化——丝毫不管此种货币的物理媒介是什么 ——的想法代表了国家与金融力量的糅合，而这样的糅合并不令人愉快。在美国的早期，关于什么构成货币的争论很快成为关于人们喜欢什么类型和多大规模的政府的争论。对美国实行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和银行体系最强烈的抨击，来自辉格民粹主义者安德鲁·杰克逊以及民主党的前身。

因此，虽然现代金本位的倡导者有时会对18世纪和19世纪货币的复杂性轻描淡写，但早期极不稳定的美国货币会使任何明智的人都渴望不变的价值尺度。在货币混乱的背景下，黄金为早期美国人带来了一种心理安全感。在一个接受政治上革命性变革的国家，黄金是与古代世界相连的至关重要的纽带。黄金意味着自给自足：它无法被摧毁，而且它的价值相对纸币的价值而言不容易被操纵。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人拥有的黄金越多，他们就越能减少对欧洲（特别是英国）金融家的依赖。经济上依赖欧洲的这种状况即使在美国成立后也长期存在，这令詹姆斯·麦迪逊等人尤为烦恼。

到19世纪中期，像美国这等经济规模的国家尚未采用统一的纸币，这一点似乎令人惊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人为的结果。在大众的思想中，纸币意味着欺诈和破产，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糟糕的财务管理应该负主要责任。早期殖民地的纸钞往往会引起迅速的、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在罗得岛州，18世纪30年代发行的纸币到了1750年，它的价值不到面值的4%。在整个19世纪早期，银行倒闭比比皆是，而因为银行倒闭，纸币持有者的钱变得一文不值，这种情况极其常见。一位商人和出版商在19世纪早期写过他的经历：“在新泽西州，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我携带的一张一美元的零钱在收过路费的关卡的这一端可以用，而在100码 以外的另一端就不能用了。纸币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就算在一些地方——通常指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纸币相对来说带来了便利，它也与历史发展格格不入。美国政府的规模和结构是由那些强烈希望取消英国殖民统治的税收政策、摆脱其对各州的干预的人所构想的。例如，根据英属北美十三州最初的《联邦条例》，国会无权征税；只有各州有征税权，而许多州没能征收或放弃征收那些所欠缴的税收。宪法没有设置中央银行，在美国宪法获得批准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特别是安德鲁·杰克逊——坚持认为美国宪法明确禁办国民银行。1819年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一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致支持国民银行的合宪性，然而这完全没有改变杰克逊确信国民银行违宪的立场。 因此，对于那些主张有限权力的小规模联邦政府的美国人来说，黄金作为货币不仅是唯一合法的全国性货币，它还为一个特定的政治纲领服务：黄金阻断了联邦政府得以膨胀的任何途径，因此有助于确保理想中各州的权力。

这一点在杰克逊反对设定中央银行的斗争中显而易见。在美国第一银行（1791年成立）和第二银行（1816—1836年）的短暂存在期间，银行的管理人员明目张胆地将银行资金用于政治目的，或者用于有时具有破坏性的货币政策，这些都不利于银行达到服务于美国人民之目的。但就其核心问题而言，杰克逊的改革运动关乎政府的构想——美国将效仿拥有中央银行和本国纸币的欧洲大国，还是维持一个规模和实力受到金本位制货币制约的联邦国家。

杰克逊对银行的看法近乎偏执，而他不信任国民银行以及依附于国民银行的政治权力，这种观点普遍存在，并且反映了自耕农的想法，即商业和金融力量集中在美国东北地区有可能引起腐败，最起码会对美国南部和西部这些地方不利。（难怪1791年法令批准建立美国第一银行时，马里兰州北部只有一名国会议员反对，而马里兰南部只有三名议员支持。） 甚至在杰克逊离开白宫后，美国法律中这样一种观点还占了上风：联邦政府必须与银行脱离干系，并且联邦政府只能以黄金进行支付。

杰克逊把1832年总统大选演变为对国民银行的公投，在那以后，他从国民银行撤回联邦政府资金并将资金放入一系列选定的他认可的“模范”银行，他这一击狡猾而果断。 杰克逊经常不用经济术语，而是以绝对的道德术语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他的对手是被误导的银行崇拜者，而他追求的是一条真正的货币道路。杰克逊打了一个多少有些本末倒置却又热情洋溢的比喻：“若是所有金牛犊的崇拜者都向我请愿要求恢复存款银行，那么我会在做出这样的行为之前将我的右手从我的身体上割下来。其他人或许崇拜金牛犊，但就我自己而言，我会是虔诚的宗教信徒。”

把联邦资金转入“模范”银行之举摧毁了国民银行，它的营业执照于1836年到期。杰克逊在政治上取得了全面胜利，几十年来民主党因其奉行硬通货标准和对任何中央银行制度带有偏见而具有很强的识别度。可是杰克逊反对设立国民银行的斗争导致了一切想要让国民银行制度合理化的努力都变得非常困难。他的继任者，温文尔雅的马丁·范布伦总统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财政国库制度，于是美国政府既不需要国民银行，也不需要那些受其青睐的私人银行；它只将钱存入自己的金库。大多数贸易资金业务都在州立银行里进行。这些州立银行通常不受什么监管，它们往往热衷于土地投机、不顾后果地扩张铁路运营里程以及其他可疑的金融业务。就在国民银行的命运被盖棺论定后，1837年的经济大恐慌开始了，美国陷入了严重的衰退，衰退一直持续了10年。

从杰克逊对硬通货的理想化之中，可以瞥见美国货币的终极论证，即上帝希望货币是金本位的，特别是在美国。正如历史上的黄金热爱者所指出的那样，自有历史记录以来，黄金就与神灵和宗教崇拜联系在一起。尽管《圣经》通常谴责物质主义，尤其是明确地谴责过度追求黄金，但在美国建国以来的100年中，主流基督教思想却毫不犹豫地将黄金和上帝的意志等同起来。1865年10月，美国财政部长休·麦卡洛克在韦恩堡的一次演讲中宣称：“所有国家一致同意，黄金和白银是唯一真正的价值衡量标准……我毫不怀疑这些金属是由上帝有目的地预备的，正如我确信上帝有目的地准备了铁和煤。”

在一个金银相对丰富的国家，黄金和白银反映上帝意志的这种想法可能更容易被人接受。麦卡洛克直白的声明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黄金这件事对美国这个相对年轻的国家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一大批加州人——从报纸编辑到军队士兵——放弃了他们的工作去河流中淘金。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西部寻求一夜暴富，这使美国人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国领事对其同事说：“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从未有过如此令人兴奋之事。”

人口涌动不仅仅限于美国国内：矿工从爱尔兰、苏格兰、西班牙、中国、智利纷沓而至—— 一个自南方迁来的人称之为“来自几乎所有文明地区的——从行为举止判断，也有一些来自荒蛮地区的——人员大杂烩”。 截至1860年，加州竟然有14%的人口来自德国。淘金热在美国西部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和政治中心。到1849年底，加州人口从1848年的约1.4万人增加到近10万人，到1852年底为22.3万人。1848年初人口还不足千人的旧金山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的重要城市。到了1900年，生活在落基山脉和太平洋海岸之间的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住在旧金山奥克兰地区。淘金热创造的第二产业也不可忽视。在很短的时间内，加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区之一。人们在圣华金和萨克拉门托山谷种植小麦供那些来到西部的人食用。

美国的黄金当然也改变了美国和全球经济。1848年美国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黄金生产国，而在1851—1855年，它的黄金产量占世界供应量的45%。黄金流通量激增，造成了全球的经济波动。旧金山证券交易所迅速成为美国第二大证券交易所（在19世纪70年代它还短暂地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然而，与许多大众现象一样，重要的是将不同的影响区分开来。对淘金热的描述，无论现在还是当时，都聚焦于早期淘金者的非凡运气和难以想象的财富。1848年7月，在萨特磨坊最初发现黄金后的几个月，一名陆军上校说：“4 000多人在黄金产区工作，其中超过一半是印第安人，每天至少出产价值3万~5万美元的黄金。” 此外，既没有学识也没有专业技能的人能在几分钟内赚到1个月或1年的工资，这导致当时许多评论家宣称全新的劳资关系的时期已经诞生，这种关系使劳动者无须长期依赖富裕的地主或贷方。加州的一家报纸声称：“无须本钱，没有资本干预，全凭气力，公平竞争！曾经一月辛苦赚得只够解决温饱的劳动者，已成为价值不菲黄金的所有者了！淘金者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资本家了！。” 几十年后，一些理论家认为，加州淘金热与发现其他殖民地一样对现代西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这些说法影响广泛，时至今日仍在为淘金热的神话助力，但对这些说法需要明辨。或许比19世纪中期挖掘出的巨额财富更引人注目的是财富的迅速消失。矿藏开采就是这样，一开始能产出很多矿，然后矿产量增长速度减慢；在许多情况下，几个月或几年内矿藏就开采完了。因此，加州的黄金总产量迅速上升，在1852年或1853年达到顶峰，然后开始持续下降，直到南北战争爆发。超高的报酬更加不堪一击；当然，少数最早开始淘金的人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都能获得好运（尤其是假如他们把开采做业区扩展到加州以外），1848年以后，普通淘金劳工每天的收入就再也没有像淘金热伊始时那样多到令人兴奋了。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每天约3美元的平均工资仍然高于美国东海岸的工资水平，但因为基本生活用品得靠长途运输过来，西部的生活成本大约是美国东海岸的两倍。对那些将淘金热作为个体劳动者的胜利来庆祝的人来说，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由于采矿业的成熟，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极少有单个淘金者可以凭一己之力成功了，露天采矿者已经不可能随时找到黄金了，剩下的就需要复杂的机器——因此就需要大量资金——才能有效地开采。

此外，在美国原本欠发达地区发现了珍贵资源，美国政府如何获取这些收益成了一个复杂且棘手的问题。几乎所有在加利福尼亚（以及后来的其他西部地区）发现的黄金都被默认为是在联邦政府的土地上。理论上，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发现的财富本可以分配给所有美国人。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认为联邦政府拥有权力、资源或基础设施就可以利用黄金这种意外之财的想法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更别提将所获的财富分配给未参与淘金的人了。理查德·巴恩斯·梅森是一名军人，他被派去对金矿进行报道，在萨特磨坊发现金矿的几个月内梅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我认真地考虑了如何能够使美国政府获得租金或一些费用，因为美国有权得到这些黄金。”但是考虑到此时规模已经很大的矿区、那些需要受到监管的人的品行以及联邦政府薄弱的力量，梅森决定放弃尝试。在南北战争前，美国西部的公共机构才刚建立，力量薄弱，因而对矿工之间激烈争端的解决方案（通过社区共识，有时候是通过暴徒的私刑）往往决定了法律体系，而不是反过来，由法律体系决定解决方案。可以理解的是，“边疆正义”如何创造了一种基于美国西部的政治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对东部盛行的政府概念是抵制甚至是有敌意的。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将矿产丰富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州（1850年）、内华达州（1864年）和科罗拉多州（1876年）纳入联邦，代表采矿业的政治家也直率地主张从中获得应有的权益。

抛开历史学家凯文·斯塔尔所谓的“阴暗面”来审视淘金热的影响也是有失偏颇的。比如说，从淘金热伊始，从中国来的矿工就被剥夺了去产量更高的矿井开采金矿的权利；他们在似乎快要发财的时候就被轰出营地，还有的被以所谓法律的名义私刑处死。例如，1848年马里波萨县的矿工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任何试图开采金矿的中国人在收到通知的24小时之内必须离开，否则矿工将对中国矿工施加他们认为适当的惩罚”。这些事件构成了19世纪后期加州制度性歧视的基础。 成百上千的亚洲、印第安和墨西哥妇女被迫为离开家中妻儿的矿工提供性服务（1850年加州人口中男性占92%，在矿区所在的城镇则多达98%）。矿业毁掉了埃尔多拉多县美国原住民赖以生存的狩猎业和渔业。来自采矿城镇的岩屑破坏了下萨克拉门托的排水系统，19世纪70年代几乎每年都会暴发大规模洪水。采矿对水和木材的巨大需求造成了影响巨大且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大量水银被用来从地下获得金子（单个洗矿槽就要用数百磅水银），150多年后水银仍污染着加州和内华达州的水和鱼。

然而，这些发人深省的事实并未减损黄金在美国神话般的自我形象中的地位。美国人与黄金之间的心理认同在19世纪得到了建立和加深。没有人会声称每个美国人都能快速致富；到了19世纪50年代，许多人坐上挂着类似“到派克斯峰掘金，要不就受穷！”标牌的篷车向西部行进，但遗憾的是事实证明多数人都是铩羽而归。但是人们认为，在适当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有可能致富，而且顺理成章地认为几乎每个人都想这样做，这种想法并没有错。这是美国精神中的全新事物，这种渴望财富的动力是与加尔文主义者奉行的节俭观念或者信奉致富只能来自不懈的努力和精神奉献这种观点背道而驰的。根据H.W.布兰兹的概述，这种新出现的思潮认为，“埃尔多拉多不是清教徒的山顶之城，而是美国人民的合适居所”。 通过黄金瞬间致富的可能性给美国的自由观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一个在哲学层面上不光是否定的维度（例如免受压迫），而是字面上肯定的维度：财富的无限性。

相信不用受多少苦难就能获得物质财富似乎有违基督教教义，并且有些人认为西部黄金的诱惑导致美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19世纪的基督徒认为，赌博、酗酒和卖淫是对上帝犯下的严重罪行，对他们来说早期西部淘金者的定居点显然就像罪恶的中心。然而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与淘金热相关的物质财富并不会让人们摒弃美国是幸运的国家的观点。相反，它暗示黄金和白银是美国与生俱来的，这同时证明了美国是一个幸运的国家——并且这片土地上的金银是上天实现承诺的手段。这种说法在现代世俗之人看来很奇怪，但是当时处于第三次宗教大觉醒时期 的美国人认为，仁慈的上帝特意将金银置于地表之下。许多人认为珍贵的矿产资源位于某些地方——比如落基山脉而不是其他地方——是美国的幸运；在这个前提下采矿和利用这些矿产创造美国财富也是上帝安排好的，美国人有义务将它付诸实践。19世纪50年代的许多美国人都觉得他们受到了上帝和金子的庇护，是无人能敌的，但这样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19世纪50年代的前期，美国的繁荣似乎势不可当。造就这种繁荣的有许多其他因素，包括移民（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是带来移民的原因之一）、修建铁路以及由于英国进口关税降低导致的出口增长，黄金生产则为最突出的因素。由于淘金热是前所未有的，人们轻易地认为美国每天生产黄金已成为新常态。

然而，合乎逻辑的现实则要复杂得多。大多数乃至一切强劲的经济增长都容易引起周期性的过度扩张，例如铁路融资很可能会在实际建设铁路的日程之前就发生，这令一些投资者陷入困境。美国将持续产出黄金的巨大利好也可能具有欺骗性。淘金热最为奇怪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为一个在表面上一点都不合理的尝试提供合理的理由：投机性的长途航海。仅在1849年，就有超过500艘帆船驶离美国东海岸并试图在西部靠岸，并且其中大部分都计划穿过危险的合恩角水域——大约15 000英里 的旅程，至少需要5个月而且往往更久。船舱内拥挤不堪，恶臭连连，就像是漂浮在海面的病房，到处都是患有晕船、痢疾和坏血病的人。幸存者的日志描述了变质的食物、蛮横的船长驾驭渗水的船只、一些乘客在航行中途发疯而不得不被铐住手脚关起来等情形。1853年加州第一家精神病医院斯托克顿加州疯人院成立，这并非巧合，当时已有的医院设施已经安置不了淘金引起的精神病患者了。

长途航海中的一项重大创新是穿越巴拿马地峡；未来的阿尔戈英雄可以沿大西洋海岸航行，通常在哈瓦那或金斯敦停留并停靠在巴拿马东海岸。在那里，他们将穿过47英里左右的地峡（1855年之后，经由铁路），然后换另一艘船沿太平洋上行到旧金山，整个行程通常只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样的旅程既不便宜（船舱票价200美元，外加穿越地峡的30美元费用），也不轻松：巴拿马地峡地形艰险，丛林里充斥着蚊子和病菌。但是人们对黄金的渴望如此强烈，因而到1850年，太平洋邮政公司每两周就发一次船，每艘轮船载有数百名乘客。 这些轮船还载有数万封信件。此外，因为船队有兴趣从风帆动力转为蒸汽动力，运营商也获得了联邦政府的补贴。除了太平洋邮政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邮轮公司之外，还有很多竞争对手很快就会出现，其中包括由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经营的一条线路。

这些航行频率高、速度较快，因而在美国西部有铁路之前的日子里它们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影响——主要并非因为成千上万想去淘金的人涌向美国西部，而是由于回程旅行通常载满了那些已经一夜暴富的人。在西海岸发现丰富的黄金矿藏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经济，也大大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经济。19世纪30年代，全球出产的黄金的价值平均每年约为1 300万美元，1853年则达到了1.55亿美元。天降之财令美国金融业爆炸式地增长。在1841年美国第二银行被清算后，大多数企业依赖于各州特许银行。整个19世纪40年代，美国这些银行的数量一直保持在700多家，到1856年，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达到约1 400家，流通中的贷款和票据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某家经济期刊在1852年提道：“国内遍地都是新兴的事业，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这表明财富快速增加、繁荣程度大幅提高。”这样的影响也是国际性的。货币市场的黄金总量增加了，加利福尼亚（以及1852年以后的澳大利亚）的黄金抬高了各地的物价，这对英国制造业和出口业尤其有利。

然而，经济繁荣并未令黄金运输更为便利或在本质上更为可靠。1857年9月，隶属美国邮轮公司的“中美洲号”载着572人离开哈瓦那驶向纽约。 该船于几天后在距离佐治亚海岸约100英里处遭遇了一场大飓风。“中美洲号”船舱很快漏水，人们一整夜抢修也无法使船泵和发动机保持正常运转。船长命令用救生艇撤离船上所有妇女儿童，他们大多被其他船只救出。然而，这艘船最终沉没了，船长及400多名乘客和船员丧生。报纸称这次事件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海难之一”，也是“因飓风造成的严重的单艘商业船只灾难”。

“中美洲号”的沉没带来了另一件让大众着迷的事情，它的吸引力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中美洲号”的许多乘客坐船回美国东部时都携带了大量的黄金，当他们慌慌张张跳上救生艇时，许多人被迫在他们快速获取的财富与生命之间做出选择——虽说他们坐上这艘船就是为了携带财富。被丢弃的装满金粉的旅行包和满是金币的手提箱散落在船上。一名乘客把20磅金粉和自己捆绑在一起，沉船前他被撞到水中（尽管起初他往海里下沉，但最终他获救了）。随船一起沉没的黄金总价值估计约为130万美元，约有3万镑的黄金，据称这些黄金相当于当时纽约所有银行所持有的黄金总量的20%。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队海洋探险家确定了沉船残骸的位置，并打捞回了大量的黄金（探险队的投资者与探险队负责人汤米·汤普森之间发生了纠纷，汤米在找到黄金几年后失踪了）。

在人们的回忆中，他们普遍声称“中美洲号”的沉没造成了或极大地影响了被称为“1857年恐慌”的经济衰退。一位历史学家说：“‘中美洲号’黄金货物的损失给了美国经济沉重的一击。” 金融恐慌中一大批银行倒闭，尤其是在纽约、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罗得岛多只铁路股票暴跌。造船业、制造业和烟草业的快速裁员使金融危机蔓延到了主流行业，那一年10月，恐慌的高峰时期，成千上万的纽约人聚集在银行外面，几乎所有纽约的银行都被迫关门。

鉴于“中美洲号”的沉没造成的死伤及作为自淘金热开始以来几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人们很容易夸大此事件对经济的影响。这也是电报时代最早发生的耸人听闻的新闻事件之一，公众对这起造成很多人死亡及财富随着死者消失在海里的神秘事件给予了持久的关注。毫无疑问，美国经济整体上已陷入危机，黄金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已经造成了快速扩张和股票投机活动盛行。特别是1857年下半年银行和铁路的股票波动性很大，对任何意外损失都很敏感。但值得注意的是，船上属于银行和企业的黄金投了保（尽管属于个人的黄金可能没有投保），保险公司（主要在伦敦）同意立即汇款。此外，在“中美洲号”起航之前，美国东海岸的经济已经出现了萧条的迹象。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国和法国的利率上升，受此困扰的美国股市在夏季表现出疲软。即使没有发生携带黄金的轮船沉没事件，谷物价格下跌、铁路产能过剩以及令人担忧的蓄奴制和叛乱状况（德雷德·斯科特关于蓄奴制的诉讼于1857年3月做出判决）也完全可能导致经济衰退。8月份，俄亥俄州最大的银行倒闭，其主要原因是纽约办事处的管理者挪用公款。此时恐慌已经开始了。

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还是清楚地表明美国经济中存有隐患——在短短几年内，美国金融体系已经过度依赖黄金。由于西部各州黄金丰富，人们以为黄金供给既容易又无穷无尽，幻想着经济总会增长。为了抓住淘金热带来的经济机会，信贷快速扩张，美国东海岸最大的银行成为一种适时的（just-in-time）金融体系：黄金刚进入银行大门，就会以扩大信贷的形式被放出去，但是如果供应受到干扰，就不太可能轻松地扭转信贷扩张的进程了。当时的一位银行家是如此概括这次经济危机的：“剧变是由纽约那些银行直接造成的……它们在7月份将贷款从1.17亿美元扩大到1.22亿美元，随后对黄金的损失感到担忧，于是又尽力以最快的速度收缩到1亿美元。” 或许在数百万人的心目中，在美国土地上发现了大量的、改变世界的黄金代表了天意和理想中的黄金国埃尔多拉多的崛起，但这还不足以抵御人类经济活动的变幻莫测性和经济衰退的必然性。

如果说经济周期的作用扰乱了黄金、货币和美国经济之间的和谐关系，那么战争通常会彻底将它打破。战争产生了迫切的、往往是意料之外的、新的支出需求，常以关税和税收来支付，这很有可能在战争结束后造成损害。战争将资本和人力从生产性经济活动（如农业和制造业）转移到破坏性的活动领域。战争可能（通过封锁、抵制或其他供应和分配壁垒的形式）威胁到任何经济链中的每一个环节。1860年前，美国经历了多次战争，其中至少有两次战争——1812年的战争和美墨战争（1846—1849年）——造成了长期的经济后果。

支持硬通货的一个长期论据，是它对政府的规模和扩张保持了绝对的制约，南北战争的来临使这一常理比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一目了然。南北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政府支出能力显著下降，从根本上重构了美国政府、人民和货币之间关系。虽然南北战争时期关于绿背美钞滥发的历史或许无法像数十万战争死难者的牺牲那样能让人感到悲痛不已，也没有美国奴隶的解放那么令人激动，但其影响同样持久。

在南北战争爆发的前几年，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糟糕。1857年的经济大恐慌和布坎南政府累积的债务为美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尽管人们都还不知道西部各州的黄金产量已达到了顶峰，但产量已经开始下降。在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第一次当选时，联邦政府的金库已经亏空；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说：“政府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给国会议员发薪水。” 因此，几个月后，当萨姆特堡袭击发生时，联邦政府面临大规模军事部署和动员，迫切需要筹集数亿美元资金投入使用。如果不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谁都想不出从何处去筹集这些必要资金的可行方案。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经济学人》刊物断言：“我们判断，美国人无论是想从国内还是从欧洲都不可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巨额款项：欧洲人不会借给他们，美国人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交战前后双方都找到了满足其财务需求的方法，林肯内阁和国会的确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采取了惯常的方法：税收、关税和借款。但是这些方式既不够快，筹到的钱也远远不能满足200多万部队人员的需求。1861年7月美国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财政部长萨蒙·蔡斯预估第一年军需将超过3.185亿美元。试想一下，当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43亿美元，并且与联邦政府年度支出相比，战争支出是天文数字了；布坎南政府每年借入约1 000万或2 000万美元外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另一个参照尺度是，在包括美墨战争的三年（1846年4月—1848年2月）中，美国陆军部的全部支出达到了8 000万美元。

事实上，蔡斯要求用来与南方作战的第一年的花费超过当时流通中黄金和白银的总价（当时北方和南方流通的金银总价约为2.5亿美元）。这一缺口并不代表黄金缺乏——恰恰相反，黄金以创纪录的速度流入美国的银行；缺口表明了战争动员的巨大代价。此外，联邦政府没有真正意义上现存的硬通货。即使很容易征集所有金子，但如果不破坏州立银行就无法进行征用，因为法律要求州立银行应对各种贷款和债券持有一定比例的黄金储备。

在1861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蔡斯试图用传统方法拼凑到战争资金。联邦政府发行债券和国债（尽管由于美国处于动荡状态，就算国债能出售，其利率也非常高），还与北方的银行商定拨给联邦政府贷款。贷款计划很复杂，可能注定是失败的。撇开其他障碍不看，1846年的法律规定联邦政府只能收付黄金和白银，甚至各州的纸币也不允许作为支付手段。11月，一名美国舰长在一艘中立的英国邮轮上逮捕了两名南方邦联代表，这引起了重大的外交纠纷——被称为“特伦特号事件”，美英战争和南北战争似乎都一触即发，蔡斯的精心计划瓦解了。股市产生恐慌并迫使美国几乎所有银行在12月底暂停钱币支付。美国财政部当年发行的大部分国债突然不畅销了，很明显需要立即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

这是美国首次实施《法定货币法案》背后的严峻情况。在纽约的银行宣布暂停兑现的同一天，国会提出了一项法案：创建可偿还所有债务的纸币，但纸币不能兑换任何种类的金属。这并非完全没有先例，许多欧洲国家已经拥有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在独立战争之前，几个殖民地也成功发行了纸币。有些州发行的纸币还特别受欢迎，比如弗吉尼亚州，特别是在纸币被用于偿付某笔特定期限的特定贷款的情形时。但对于商业和政治阶层的许多人来说，纸币是破产的代名词。例如，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迅速贬值，由此还产生了“不值一张大陆券”这个流行的短语，这样的先例直接导致美国宪法规定，“任何州都不得指定除了金银币之外的任何物品作为偿还债务的法定货币”。

因此，这是美国首次尝试创建一种除了政府的许可之外没有其他支撑的全国性纸币，并且这种纸币还具备法定货币的力量。这一想法假定并宣称联邦政府拥有金融主权，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时代以来这种想法一直备受争议，它与南北战争背后各州与联邦之间的紧张局势相仿。来自纽约的国会议员埃尔布里奇·斯波尔丁提出了法定货币法案，这位共和党前银行家称这项法案为“战时措施”。无论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还是出于真情实意，斯波尔丁阐述的理由都是毫不含糊的，他一再以“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为该法案的不寻常手段辩解。

这样一种对美国货币的革命性改革（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得以在缺少行政部门全力支持的情况下进行，在如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很显然当代的叙述几乎没有提及林肯对纸币问题的看法，更谈不上他对此问题是支持还是反对；仅有的一些细节探讨也模糊不清。 国会以外的核心人物是蔡斯，他将自己对这个法案的立场描述为不情愿的默许。尽管蔡斯赞同杰克逊主义关于硬通货重要性的观点，但在担任财政部长之前，他在经济方面却经验不足。他在1861年底提出了两个替代计划，斯波尔丁和他的筹款委员会认为，这些计划无法完成为陆军和海军的紧急筹款（他估计每天的军需为160万美元）。在国会的催促下，蔡斯就纸币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赞同纸币此时已经“不可或缺”。但即使如此，他也觉得有必要将他的个人观点和实际操作区分开来。他说他的立场不是让纸币成为法定货币，而是因为一些公司和个人会拒绝使用纸币，所以要想办法使纸币得到普遍接受。正是由于使这种用例论证如此普遍并显得有说服力，比如说，证明纸币与美国重要的宪法规定相矛盾，证明了美国人对纸币的敌意。美国财政部和国会之间明显缺乏协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创建的独立财政系统的不干涉方式，也可能反映了蔡斯和斯波尔丁之间的紧张关系。下一章中将要谈到，政治上雄心勃勃的蔡斯很可能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未来。无论如何，正如一位时事评论员所说的那样：“在美国财政史上，从这个案例可以最为明显地看出内阁部长与立法部门之间丝毫不协调的关系。”

能够预见的是，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美国银行最初都反对斯波尔丁的法案。纸币作为法定货币既会威胁到它们现有资产的价值，也会加剧它们从政府获取营业牌照的竞争。来自国会的反对者更加激烈，他们明确指出宪法禁止除了金银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作为货币。反对者们认为，宪法的制定者不仅规定联邦政府不具备发行货币的权力，并且这样的规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美国宪法刻意将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排除在外，因为它的构想就是联邦政府不应该具有这种权力。” 他们认为，使纸币成为法定货币（因而可以适用于所有债务）会破坏现有的契约，因为纸币肯定会贬值，所有债权人的收益都会低于他们的预期。

由于辩论涉及用于残酷战争的开销，所以它逐渐演变为关于美国民族自豪感和公共道德的夸夸其谈。一些人认为给士兵支付纸币既具有破坏性又是一种欺诈行为。假设纸币具有本质上的缺陷，国会议员贾斯廷·莫里尔拒绝接受战争使之合理化的前提：“如果纸币是一种战时措施，那么它就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要我为军队提供纸币我宁愿给木枪。”其他人认为，用纸币就是允许道德败坏。俄亥俄州的V.B.霍顿说：“该法案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已经破产了，我们不仅软弱，还缺乏诚信。” 在讨论法定纸币的实际操作——例如，预测这将导致金融崩溃、造成通胀失控、劣币驱逐良币并鼓励纸币永久发行——时，该法案的反对者想象出了一个印钞厂如同魔鬼制造车间的场景，认为这是工业革命带来的道德败坏在货币上的反映。一位国会议员警告说：“材料便宜、易于发行、机器生产、机器盖章，美国财政部长释放出了无穷无尽的纸质魔鬼。”

斯波尔丁及其盟友声称，美国宪法禁止任何金银以外的物品作为法定货币，这只适用于各州，而不是联邦政府。不仅如此，宪法还赋予国会制造货币并“规范其价值”的权力。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控制金属货币的价值（包括规定金属的纯度以及黄金白银之间的交换比率这些重要的事项）。斯波尔丁认定，他的法案只不过将这种监管权转移到了纸币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承认，美国宪法可能没有明确赋予联邦政府发行纸币的权力，但它也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发行国库券的权力，然而自从1812年的战争以来，对于联邦政府发行国库券的法律认可一直是毋庸置疑的。另外，纸币支持者并不认为纸币注定会失败，拿破仑战争使得英国在1797—1821年实际上已经转变为没有金银支撑的纸币本位，而这并没有引起经济灾难。

宪法辩论有时令人着迷且晦涩难解（在确定必要一词的正确含义上花费了很多精力），但辩论在法庭复审之外永远无法得到最终解决。与南方作战的紧迫性胜过任何哲学甚至实用的货币观点，正如斯波尔丁所说：“我们的陆军和海军必须拥有对他们来说比金银更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必须拥有食物、军服和战争物资。”参议院于2月13日以30票对7票通过了《法定货币法案》（其中有一些很快将遭到全方面攻击的、看似适度的修改），众议院和总统于2月25日批准了最终版本。

到这个时候，《法定货币法案》几乎与支持处于战争中的联邦的法案难以区分了。这个法案有利于强大、权力集中的联邦政府，它承认了工业革命及其相关的社会影响已经使美国社会经济契约达到宪法中有争议的条款（不仅仅是有关金银的条款，亦有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第十修正案）所允许的极限。转向全美国认可的纸币是对杰克逊主义经济学的一次打击，不仅因为它打破了货币的金属罩衣，而且因为它正式承认在所有情况下负有债务都不必担心，债务是美国增长必不可少的部分。法定纸币也迫使北方各州在一系列不可同时兼顾的价值观中进行选择。也就是说，尽管保护联邦、打击蓄奴制和坚持硬通货这些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不可能实现所有目标。在设计未来模式时，当基本国家目标与严格坚持硬通货直接冲突时，就只能牺牲硬通货了。此外，正如下一章将特别指出的那样，纸币向全世界发出信号，即货币价值不是由上帝给定的，因而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可变的，受到人为评估和意外情况的影响。金融历史学家布雷·哈蒙德把关于法定货币的辩论上升到一个政治形而上学的领域。“作为国家主权的行使，”哈蒙德写道，“纸币将国家政府的权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它们增加了联邦的权力……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通过立法制定一个新名称，可以改变事物的本质。”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是同样的：支持主张金银作为货币唯一可能的支撑的论点与那些支持各州的权力、脱离联邦和蓄奴制的观点难以区分了。它们支持对联邦政府在形式上限制权力（通过不赋予其印刷纸币的权力），在事实上限制规模（通过量入为出）。在那些宪法未明确赋予联邦政府权力的问题上，这些观点默认其是各州的权利。鉴于美国金融权力的地理分布，农业地区对金属货币的认同在杰克逊时代已经很强大了，现在更深化了；而工业城市变得更加认同纸币。而且，由于法定纸币代表了一种新的货币周期，金本位的倡导者觉得他们本质上支持传统、反对现代性。然而，即使这些争端代表了南北战争所有的苦难，但它们也禁受不了即将来临的动荡。 tUZ+LIw9pIVHt66LJDTNQp16634mOx87dwR89s4b+FoVCOmPm0msX8kcXf/VZg3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