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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波第火车站都快成一片废墟了，好多火车在大轰炸时被毁掉了。它们像我以前在阅兵仪式上见过的士兵，手里举着旗子，拖着残缺不全的身体，有的缺了胳膊，有的缺了脚，还有的缺了眼睛。我觉得这些被毁坏的火车像是退伍军人，它们伤痕累累，但依然活着。
不过，也有没被炸掉的完整火车，都特别长，从车头望过去，根本看不到尾巴。玛达莱娜说，出发前妈妈会来向我们告别。我想，她们要是见到我们，应该会认不出来了吧。不过，还好我们胸口上别了编号，不然她们准把我们当成北方的孩子，到火车出发时，也不会跟我们说“愿圣母保佑你”。
每个男孩子都剪了头发，换上了长裤和厚厚的袜子，他们还穿了秋衣、衬衫和外套。但我的头发保留原样，因为不久前我还顶着大光头呢。女孩子都扎了辫子，上面有红红绿绿的蝴蝶结，有的穿着连衣裙，有的穿了长裙，上面都套了一件外套。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鞋子。不过，给我发鞋子时，合适的鞋码没有了。他们给我找了一双小一号的鞋子，全新的鞋子，是棕色的，擦得锃亮，还有鞋带。“怎么样？穿着舒服吗？”我试了试，感觉前后都有点儿紧。“舒服！可舒服了！”我赶紧说，生怕他们把鞋子收走了，于是我有一双新鞋子了。
我们在站台上排好队伍，听大人不停叮嘱说：不准把衣服弄脏，不准吵吵闹闹，不准把窗户打开，不准乱跑，不准躲起来，不准偷拿车上的东西，更不准和别人换鞋子和裤子，也不准把辫子解开。虽然才吃了面包，但我们又饿了，他们给每个人又发了两小块奶酪，不过，没有巧克力吃了。大家从没见过真火车，都很好奇。我吹嘘说，我父亲去美国时，坐的就是火车。要是他再等等，等到我出生了，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了。玛丽回答说，没人坐火车去美国，都是坐轮船去的。我反问她：“你知道什么吗？你父亲去过美国吗？”她说：“笨蛋，所有人都知道，美国在海的另一边。”玛丽比我大，她说她以前学习很好，但不幸她妈妈撇下了她，也丢下几个兄弟和鞋匠父亲，现在她也不能上学了。如果老桑德拉在就好了，我可以问问她，美国是不是在海的另一边。可惜她不在，妈妈也不在。不过妈妈有很多事也不知道，这不是她的强项。这时候，我看见了那个金发小伙子，就是先前在梅迪娜大街的办公楼里和几个同伴吵吵嚷嚷的小伙子。他在帮玛达莱娜清点人数，我感觉，他和玛达莱娜站在一块儿，看起来没那么难过了。他已经被“南方问题”困扰了好久，说不准玛达莱娜帮他解决了。
火车远远开来了，和我在勒缇费洛大道的玩具店里见到的那个小火车一模一样。慢慢地，火车近了，变得越来越大，成了庞然大物。托马西诺非常害怕，躲到我后面去了，他没发现我也很害怕。几个姑娘一边核对我们外套上的号码，一边照着花名册念名字。“亚美利哥·斯佩兰萨”——一个姑娘念了我的名字，总算到我了。车厢和站台之间有三个铁质的小台阶，我上了火车。车厢里潮潮的，好像很久没有透气了，和帕乔琪亚的破地下室一样。从外面看，火车看起来很大，没想到里面很窄小，一点儿也不舒适。像连在一起的杂物间，有一个铁门把手可以打开一个个小房间。现在我已经在火车上了，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即便我想回去，也回不去了。我想妈妈了，也许她已经回家去了，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难过。托马西诺和玛丽跟在我后面，也上了火车。看他们的表情，肯定也在嘀咕：我们就这么走了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走。那几个姑娘还在念花名册，车厢里渐渐挤满了小孩。我们站起来，又坐下去，前前后后来回跑。有人闹着说饿了，有人又说渴了。这时，原本要剪我们的舌头，但后来为我们画了像的毛里奇奥同志走进车厢说：“安静点儿，安静点儿，都坐下，要坐很长时间火车呢。”可我们还是想怎样就怎样。后来他收起笑容。我想他准是觉得烦了，现在他要把所有东西都要回去，包括火车、鞋子和外套，我们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一切。帕乔琪亚说得对，我们什么都不配。座位都是木头的，我坐在那儿，脸贴着车厢脏兮兮的隔板。我闻到火车久不通风的霉味儿，还有木头座位的潮味，火车上的玻璃脏脏的，我想妈妈了，眼睛有点发酸。
突然托马西诺和玛丽喊我：“亚美利哥，亚美利！快来，快来，快看看！”
我站起来，看见其他小孩都把手伸到了窗户外面，去拉妈妈的手。我走到窗户边，想找个缝儿钻过去，托马西诺挪了挪身子，我也能看见我妈妈了。她站在人群里，个头显得更小了。尽管火车还没有开动，但妈妈看起来很远。老桑德拉站在妈妈身边，她也来送我了，尽管她今早得去参加一个亲戚的第三十天日安魂弥撒。
妈妈从窗户递给我一个小苹果，圆圆的、红彤彤的，是个皇冠苹果，我把它塞进了兜里。我想，这个苹果可真漂亮，我才舍不得吃呢。它像颗红心，跟我在圣赛维罗礼拜堂见到的一样。老桑德拉跟我说过，在这个礼拜堂里放着死人，有骨头，也有血有肉，连心脏都看得见。有一回，我和托马西诺偷偷地溜了进去看。他原本是不想来的，怕被“死人”抓走。但帕乔琪亚总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死人，应该害怕活人。于是我和托马西诺点了根蜡烛，走进了黑洞洞的礼拜堂。我们刚进去就看见好多雕像，它们好像有血有肉，根本不像石头做的。我还看见一个耶稣像，他身上盖着床单正在睡觉，仿佛随时都会醒过来，床单也是石刻的，但很逼真。走在这些雕像中间，我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儿了。最后，我看见了那两具人骨架，它们站在那儿，就好像刚从肉里挖出来一样，脑瓜光秃秃的，还在笑，但没牙齿。它们的骨头上面缠着错综复杂的血管，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黑色的。胸口正中央就是心脏，圆圆的、红彤彤的，像枚皇冠苹果。蜡烛从我手里滑落，四周陷入了黑暗，我们大喊“救命”，在礼拜堂里乱摸索，可根本没人回应我们。不知道怎么地，最后托马西诺找到了出口。托马西诺说得对：活人令人害怕，但死人也不是开玩笑的。当我们跑出来时，街上已经黑咕隆咚一片了，不过跟教堂里的黑暗比，那根本不算什么。从那以后，我时不时还会梦见圣赛维罗礼拜堂里的那两个骨架。
我看着窗外的妈妈，她整个人都缩在披肩里，也不说话，沉默是她擅长的。这时火车嘶叫起来，简直比长下巴老师尖叫声还要大，那是因为有一回，我们给老师的课本下藏了一只大蟑螂的尸体，她看到后大叫起来了。听到火车叫了，所有妈妈开始前后挥舞双臂了，我以为她们在给我们告别，但我想错了。
火车上的小朋友，包括托马西诺和玛丽，都把外套脱了，从窗户扔了出去，扔给了自己的妈妈。我问他们：“你们做什么呀？到了北方，我们会冻死的。”
托马西诺回答说：“这是早就说好了。离开的孩子要把外套脱下来，留给哥哥或弟弟。北方虽然很冷，但这里也暖和不到哪里去。”
“那我们怎么办？”我又问。
“那些共产党还会给我们一套衣服，他们有的是钱，买得起的。”玛丽回答说。她刚把外套扔了下去，她的鞋匠父亲就把外套给最小的弟弟穿上。
我不知道怎么办，要是我哥哥路易吉还活着，兴许会用得上，但他已经不在了。我想，妈妈也许可以把衣服改一改，做成一个厚实的外套自己穿。于是我也脱下外套，扔了出去，但苹果我留下了。妈妈接住半空中的外套，看了看我，我觉得她在微笑。
我听见几个姑娘在隔壁车厢的喊声。我探头去看，想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原来，站长来了，他前前后后地跑，手足无措。他不知道是应该暂缓出发，先把外套拿回来，还是让我们这些小鬼下车……毛里奇奥同志走过去跟他讲话，最后，他们决定加一节有火炉的车厢，好把火车里的温度升起来。
就这样，在几个年轻女士的叫喊声中，那些孩子的妈妈夹着外套溜掉了。我们在火车上大笑，站长举起了信号牌，火车终于开动了。起先，火车只是慢慢地往前爬，后来越跑越快。妈妈手臂交叉，抱着我的外套，像大轰炸那会儿她抱着我的样子。她在站台一角，变得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