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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突然变坏了。雨季到了，天气变冷，妈妈不让我出去捡破烂了。虽然她再没有给我买过油煎披萨饼，但有一回，她给我做了热那亚肉酱面，那天可把我高兴坏了。修女也不来胡同里了，大家对火车的事儿已经厌倦，也没人提了。

不出去捡破烂，我没东西拿给妈妈去换钱，日子不好过。我和托马西诺合伙做起了生意，还算不错。刚开始，托马西诺根本不愿意，他一方面觉得这买卖有些恶心，一方面怕被妈妈发现，可能要挨罚，没准要被送上火车。但我跟他说：“连‘大铁头’都能用垃圾堆里的破烂挣钱，为什么我们不行？我们是傻瓜不成？”就这样，我们的“耗子生意”开始了。我们各自分工：我负责抓耗子，托马西诺负责上颜料。我们在市场上支起一个小摊，那里有人卖鹦鹉和金翅雀。我们把耗子涂成了仓鼠的颜色，当成仓鼠卖。我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呢？之前有个美国军官，他养了好多仓鼠，卖给贵妇人赚钱，但那些贵妇人现在没那么有钱了。她们会用仓鼠毛做围脖，既节约，又好看。我的点子就是从这儿来的。我把抓来的耗子剪去尾巴，拿给托马西诺。然后，他用鞋漆把耗子全身上下都涂成白色或栗色，结果，我们的耗子看起来和那个美国军官卖的仓鼠一模一样。起先生意挺好的，我们有一些固定客户，要不是坏天气捣鬼，下了场雨，我和托马西诺可能已经成了有钱人了。“亚美利！”那天早上托马西诺跟我说，“要是我们找到了钱，你就不用去共产党那儿了！”“有什么关系呢，”我回答说，“就当是出去旅游嘛。”“对啊，穷鬼的旅游。你知道，我妈妈明年夏天带我去哪儿吗？她要带我去伊斯基亚岛……”这时，天色阴沉，雨哗啦啦地落了下来，都没见过那么大的雨。我说：“托马西诺，下次你还要扯这么大一个谎，一定先准备好伞。”

我们跑到屋檐下躲雨，但小摊和耗子都被淋湿了。我们没来得及跑过去收拾，鞋漆就掉色了，“仓鼠”也都变回了耗子。那些站在笼子旁边的贵妇人尖叫起来：“啊！真恶心，有病菌！”

那些夫人的丈夫围了过来，要打我们，我们无路可逃。但幸运的是，“大铁头”来了，他揪住我俩的衣领，命令说：“赶紧把那些恶心玩意儿弄走。我一会儿再跟你们算账。”

我原本以为他要好好收拾我一顿，但他对耗子的事儿只字不提。后来有一天，“大铁头”来我家和妈妈干活了，进门前，他招呼我过去讲两句话。他吸了口烟，对我说：“你们的想法挺不错的，但你们应该在有顶棚的地方卖。”他大笑起来，从嘴里冒出来的烟圈都飘散在空中。“你要是想做生意，就应该跟我上市场去，我可以教你……”说完，他的手放在了我脸颊上，我搞不清楚他是拍了一下，还是抚摸了一下，然后他就走了。

我确实想过到“大铁头”那儿去，纯粹是为了学怎么做买卖。但过了几天，警察把“大铁头”带走了。我想，也许是那几包咖啡惹的祸。好在胡同里的人都不谈论“耗子生意”了，他们全在议论“大铁头”被捕这件事儿。现在我倒要看看他还会不会说：他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男人！

妈妈得知“大铁头”被抓以后，把床底下所有东西都藏了起来。好几天，只要听见门外有声响，她就用手捂着脸，好像要让自己消失一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压根就没人来我们家搜查，大家也就把这件事忘了。胡同里的人总是七嘴八舌，但讲过的话，很快就忘了。可妈妈不一样，她话虽然很少，但从来什么都不会忘。

一天清早，太阳还没出来呢，窗外灰蒙蒙的一片，妈妈就把我从床上喊了起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只是看她穿上了一身好衣服，对着镜子梳头。她让我穿上了一身不太旧的衣服，对我说：“我们走吧，不然要迟到了。”我马上就明白了。

我们出发了，妈妈走在前面，我紧紧跟在后面，这时下起了雨。我在泥水里踏来踏去，边走边玩，妈妈照着我后脑勺拍了一巴掌，可鞋子已经打湿了，路还很长。我四处张望着，玩起了给鞋子打分的游戏，我数了几分，但我不太开心，我也想用手捂住脸，让自己消失一会儿。我看见有很多妈妈都领着孩子走在路上，有些小朋友的爸爸也跟来了，但一脸不乐意的样子。其中一个爸爸，在纸上写满了注意事项，比如他儿子要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每周要大号几次，另外他儿子晚上会尿床，所以得在床单下垫块油布。那个爸爸拿着那个单子，想把上面的注意事项全念一遍，儿子简直要羞死了。等念完了，那个爸爸把纸对折了两回，塞进了儿子的衬衣口袋里。不过，他又琢磨了一阵子，又把那张纸拿出来，在上面添了几句感谢的话，感谢招待他儿子的新家庭。他还说，感谢上帝，他们其实没必要送孩子走，但孩子坚持要去北方，他们决定满足孩子的愿望。

那些妈妈倒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她们有的牵了两三个孩子，有的甚至牵了四个。我是妈妈唯一的儿子，我没来得及认识我哥路易吉，也没来得及认识我父亲，我生得太晚了，什么都没赶上。但这样也好，爸爸就不会觉得送我上火车是一件羞耻的事儿。

我们来到一栋很长很长的楼房前，妈妈说，这是贫民收容所。“怎么会呢？他们不是说要带我去北方过好日子吗？为什么要到收容所来呀？在这儿我会过得更糟的！难道留在胡同里不好吗？”我问。妈妈回答说，在去北方之前，要到这儿来检查孩子是不是健康，有没有生病了，有没有传染病……

妈妈又说：“他们会给你穿上厚衣服、外套和鞋子，北方可不像我们这儿，那里已经是冬天了！”

“是崭新的鞋子吗？”我问。“要么就是全新的，要么就是别人穿过的，但完好无缺的鞋子。”妈妈说。“两分！”我大喊一声。那一刻，我忘记了自己就要离开，在妈妈身边蹦蹦跳跳，乐了起来。

长长的楼房外面，已经有好多人了。小孩子紧紧挨着妈妈，什么年龄段的都有：包括很小很小的孩子，和我一般大小的，还有稍微大一点儿的，而我属于不大不小的。楼房的大门口站了一位女士，但不是玛达莱娜，也不是送我们大米的阔太太。她说，我们得排好队，这样才能核对信息，在衣服上缝个编号，方便区分，不然等回来时就搞乱了，妈妈就再也找不到我们了。我只有我妈妈，我才不想被别人替换，我紧紧拉住了妈妈的挎包。我说，那些新鞋子说到底也没什么用，不如我们回家吧。妈妈假装没听见，她可能根本就没在听我讲话。我心里难过得不得了，我想，也许我应该继续装傻学哑巴，这样我就不用离开了。

我把头偏向一边，不想让妈妈看见我哭了，但眼前的情景差点让我笑出来。我看到了托马西诺，他在我身后两排的位置。“托马西！”我大声喊他，“你在等去伊斯基亚的火车吗？”他慌得要命，脸色苍白地望着我。他妈妈也需要人救济了！帕乔琪亚跟我说过，阿尔米达太太一开始很有钱，她先住在勒缇费洛大道，家里还有佣人。她给城里的阔太太做衣服，后来有了点儿名气。她丈夫乔亚奇诺·萨博里托先生几乎就要买上汽车了。但老桑德拉说，说实话，阿尔米达太太是靠给法西斯当哈巴狗才发的家。法西斯垮台以后，一切变回了原样，她重新做上了布匹买卖。而她那个曾小有脸面的丈夫，被警察抓去问话了。每个人都在等着她丈夫被判决：判刑，蹲监狱。但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老桑德拉说，那算得上大赦了。那就像有一回妈妈发现我把汤碗打碎了，那是过世的外婆菲罗美娜留给她的（愿外婆安息，保佑我们）。妈妈对我说：“马上从眼前消失，不然看我不打死你。”我溜到老桑德拉家里，两天都没敢出来见她。后来，阿尔米达太太的法西斯丈夫被放回来，但谁都不和他讲话了。现在他们住我家旁边的一个胡同里，在一栋楼的底层做布匹生意呢。

阿尔米达太太还在勒缇费洛大道做裁缝时，托马西诺总有新鞋穿（一颗星）。不过，等他妈妈搬回胡同，继续做布匹买卖以后，他就总穿着以前的鞋子，到如今，那些鞋子已经有些破旧了（一分）。

我看见托马西诺排在我们后面，妈妈捏了捏我的手，提醒我别忘了先前说的话。我紧紧拉着妈妈的手，转头冲托马西诺挤了挤眼睛。实际上我在捡破烂时，托马西诺有时候也跟我在一起。阿尔米达太太不太高兴，她说，她儿子不能和更落魄的人一起玩儿，要和有钱人玩儿。我妈妈听到这话以后，让我保证再也不和托马西诺玩儿了，因为他是暴发户的儿子，后来落魄了，加上老桑德拉说的，他们还是法西斯。我向妈妈做了保证，托马西诺也向他妈妈保证，我们不再见面。但每天下午我们还是会碰头，只不过是偷偷见面。

别的小孩也陆陆续续来了：有走路来的，有的是坐公共汽车来的，那是电车公司专门提供的，旁边一位太太是这么说的。有的甚至是坐军队的吉普车来的，车上挂着花花绿绿的横幅，坐的却不是士兵，而是好多小朋友。他们都在挥手，让我觉得仿佛看见民歌节的庆典马车。我问妈妈，我能不能也到吉普车上去坐坐。她说，我得好好跟在她后面，免得走丢了，要是我真想走丢的话，最好在他们给我的衣服缝上编号之后走丢。人越来越多了，门口的姑娘叫我们排好队，但队伍像小贩手里的大鳗鱼，扭来扭去的。

人群闹哄哄的，有个金发女孩子，刚才一直跟妈妈吵吵闹闹，嚷着要上火车，现在却改了主意，哭着不想走了。还有个男孩子是陪弟弟来的，戴着一顶褐色的帽子，比我稍微大一点儿。他边哭边说，弟弟去玩儿了，自己却被丢在这儿，太不公平了。妈妈噼里啪啦一阵打，但都无济于事：那些孩子还是号哭不停，妈妈丝毫没有办法。最后一位年轻女士过来，她把金发女孩的名字划掉了，添上了戴着褐色帽子的男孩的名字，大家都满意。那个妈妈拉着女儿往回走，说：“回去再跟你算账。”

这时，我听见了熟悉的声音：好些女人一窝蜂过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帕乔琪亚。她张开手臂，声嘶力竭地喊话，帕乔琪亚把国王翁贝尔托像用别针挂在胸口。我记得第一次看见这个画像是在她家里。我问她：“这个留胡子的帅小伙儿是谁呀？你的未婚夫吗？”她一听，气得差点儿踹我几脚，好像我冒犯了她的未婚夫。不过，她未婚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牺牲了，愿他安息。帕乔琪亚从来没有背叛过她的未婚夫，连想也没有想过。她在胸前画了三个十字，把指头放在嘴唇上，把吻抛向了空中。她说，这个留胡子的年轻小伙儿是最后一任国王翁贝尔托，实际上，当上国王之前，他的国王生涯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有些人想要实行共和，他们不择手段，在选举时作弊了，他才没有当成国王。帕乔琪亚还说，她拥护君主制，但共产党把一切都颠倒了，现在什么都一团糟，没有规矩。她觉得我父亲也是“该死的赤党”，所以才逃到了美国！我想，可能确实如此，我妈妈的头发是黑的，但我的头发是红色的，应该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我也是“赤党”。从那以后，每次有人想嘲弄我，叫我“小赤佬”，我再也不生气了。

帕乔琪亚胸前挂着画像，后面跟着一群没有带孩子的妇女。她们对着那些带了孩子的妈妈喊话。“不要卖掉自己的孩子！”帕乔琪亚大声喊道，“你们听到的都是空话，实际上，孩子们会被运到西伯利亚，只要他们没被冻死，就得做苦力。”

年龄最小的孩子哭了起来，他们闹着，不想去了，大一点儿的，干脆闹着要马上离开。场面像极了圣杰纳罗的节日庆典，只不过没有圣迹剧罢了 。帕乔琪亚不停拍打自己的胸脯，但我觉得，她像在扇胸口那个小胡子国王的耳光。如果老桑德拉在这儿，肯定和她针锋相对，和她吵起来了，可惜老桑德拉没有来。帕乔琪亚继续喊道：“别让孩子离开，否则他们再也回不来了！难道你们没听说，那些法西斯在铁路上埋了很多炸药，要把火车炸掉？拉紧他们吧，抱紧你们的孩子，像大轰炸那会儿一样，保护你们的孩子！能保护他们的只有你们，还有掌控命运的天主。”

我记得大轰炸，我记得警报声和人们的叫喊声。妈妈把我抱在怀里，不停地跑，到了避难所，她一直紧紧抱着我。大轰炸的时候，我幸福得不得了。

那些妈妈领着孩子，排成一队，但帕乔琪亚带着那帮没孩子的女人，从队伍中间穿了过去，把队冲散了。这时，从那栋很长的楼房里出来了几个女士，她们来安抚大家的情绪。“大家别走，不要剥夺孩子们的机会。想想吧，冬天就要来了，寒冷、沙眼病，还有潮湿的房子……”她们走到大家身旁，给每个小朋友发了一个用锡纸包好的薄片。“我们也是妈妈，也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会在温暖的地方度过一整个冬天，他们有吃的，有人照顾。博洛尼亚、摩德纳和里米尼的那些家庭已经在等他们了，会把他们领回家去。他们回来时会更漂亮，更健壮。他们一日三餐，会有早餐、午餐和晚餐。”一个女士走到我跟前，也给了我一块。我剥开看了看，发现里面是块薄薄的、深褐色的东西。那女士跟我说：“小帅哥，快吃吧，这是巧克力！”我做出很懂事的样子说：“嗯，嗯，我听说过……”

“安东妮耶塔太太，连您也要把孩子卖掉吗？”帕乔琪亚这时正好对我们说。她把手搭在画像上，那张小胡子的画像已经皱巴巴的了，可能因为她拍打得太久了吧。“您这样做，真让我不敢相信！您完全没必要……也许是因为‘大铁头’被带走了？只要您开口，我也会请您喝一杯咖啡啊！”

妈妈脸色一沉，看了看我，想搞明白是不是我把咖啡的事儿传出去的。“帕乔琪亚太太，”妈妈回答说，“我一辈子都没求过任何人，别人给了我什么，我总会还回去的。无以回报时，我是坚决不会拿别人东西的。我丈夫出门闯荡，去淘金了，他会回来的……这些您都知道，我没必要说什么。”

“淘什么金啊，安东妮耶塔太太，算了吧……没有 尊 严 了！”

帕乔琪亚说出“尊严”这两个字时，为了避免看到她的褐色牙龈，还有从缺了牙的洞口喷出来的口水，我把眼睛闭了起来。妈妈没答话，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赶紧睁开了眼睛。要是有人取笑妈妈，她才会沉默，这是她最不擅长应付的事儿。我掰下最后一块儿巧克力，把锡纸搓成小球，放进了兜里。前天，我在勒缇费洛大道捡到了一个小锡兵，这锡纸可以当他的炮弹。我替妈妈答话了，我说：“帕乔太太，无论他在哪儿，我毕竟有个父亲。但您的孩子在哪儿？”

帕乔琪亚把手按在胸口上，抚摸了一下胸口的画像。那个可怜的小胡子青年，现在已经皱巴巴的了。

“没有，是不是？您只剩下国王翁贝尔托的画像了吧？”

帕乔琪亚气坏了，褐色牙龈都在抖。

“太遗憾了！不然最后一块儿巧克力，我还想送给您的孩子呢。”

说完，我把巧克力扔进了嘴里。 WYTR7L+sJLISowqFCs/UxrCSza9hC1UmD25CfzMFirXC17ZoyrPWSWdMmdfSxa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