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妈妈走在前面，我紧紧跟在后面，她带我拐进了西班牙区的巷子。她走得很快，每走一步我都要用两步才能赶上。我打量着每个人的鞋子，心里在打分：如果没有破洞，就得一分；如果有破洞，就扣一分；要是没穿鞋子，就给零分；要是穿了新鞋子，就打一颗星。我从来都没有过自己的鞋子，脚上穿的全是别人剩下的，总是不合脚。妈妈说我走路歪歪扭扭，这又不是我的错！我脚上穿的鞋子都是别人穿过的，都被别人的脚拓出了形状，别人的习惯、走过的路、玩过的游戏也都和我不一样。鞋子到我脚上，它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怎么走路，也不知道我想去哪儿，它们得慢慢适应。可我的脚丫长得很快，鞋子没多久就会变小，一切就要从头来过，我得重新再去捡一双鞋子。

妈妈走在前面，我紧紧跟在后面，不知道她要带我去哪里。妈妈说这是为了我好，但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儿。有一次我头上长了虱子，她说是为了我好，给我剃了个大光头。不过，幸亏我的朋友托马西诺也是同样的遭遇，他也被剃成了“光葫芦”，这都是为了他好。结果胡同里的人都笑话我俩，说我们的脑瓜像“丰塔内拉”公墓走出来的骷髅头。其实，刚开始托马西诺不是我的朋友。有一回，我在集市广场上，看见他从水果贩的小推车上偷了一个苹果。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因为妈妈说，我们确实很穷，但我们不是小偷，否则真是没骨气。托马西诺看见我以后，也给我偷了一个，顿时我两眼放光，因为我肚子太饿了，况且这苹果又不是我偷的，是托马西诺送我的，我接过苹果，吃了个精光。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苹果朋友。

妈妈走在路中间，也不低头看看路。我盯着别人的鞋子，一边走一边打分，好把担忧抛在脑后。我掰着手指从一数到了十，然后从头开始。我心里想：如果我能数到十个十，那准会有好事发生。可能我数学不太好，也许出于这个原因，到现在好事还没发生到我身上。我很喜欢数字，但不喜欢字母：那些字母只有单独出现时，我才认识；它们混在一起，拼成不同的单词以后，我就糊涂了。妈妈说，我长大了绝不能像她一样，于是她就把我送去上学了。可在学校里，我感觉很难受，我不爱上学，小小的教室总有一股脚丫子味，同学又常常大喊大叫，弄得我每次回家时脑瓜都疼。不只如此，我还要坐在桌子前安安静静地待一整天，一笔一画写那些字母。我们老师的下巴好长，她说话时嘴里总像是含了一颗糖。只要我们笑她，她准照我们的后脑勺啪地打一巴掌。在五天时间里，我就被拍了十下。我掰着手指头数数，就像给鞋子打分，数到了十，但什么好事也没发生，我再也不想去学校了。

妈妈不乐意了，说我好歹得干点儿活，于是她打发我去捡破烂。刚开始我还挺高兴的，因为整天都可以在外面晃悠。我挨家挨户讨些破布破衣服，或在垃圾堆里翻一翻，把拾掇来的东西带到市场上，交给一个叫“大铁头”的男人。但没几天我就累坏了，开始想念拍我后脑勺的长下巴老师了。

妈妈站在一栋灰红相间的楼房前，这栋房子窗户很大，她说：“就是这儿。”我以为是所新学校，比之前那所漂亮多了，楼里安安静静的，也没脚臭味儿。我们爬上三楼，坐在走廊里的木长椅上等着。一直等到房间里的人喊了一声“下一个”。我们看周围没人站起来，妈妈才明白是在喊我们，于是我们走了进去。

妈妈叫安东妮耶塔·斯佩兰萨，房间里有个女士在等我们。她拿着一张纸，在上面圈出一个名字说：“就剩一家了。”我一听，心想这下好了，现在妈妈要转身带我回家了，然而妈妈并没带我走。

“老师，您也打人后脑勺吗？”为了安全起见，我一边问她，一边抬起两条胳膊，赶忙护住了脑瓜。她笑了，把手伸过来，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了捏我的脸蛋，但没有很用力。她说：“你们坐吧。”于是我们坐在了她对面的两张椅子上。

这个年轻女士跟我们老师的确不太一样，她下巴不长，脸上挂着甜甜的微笑，牙齿又白又整齐。她剪了短发，像男人一样穿着长裤。我们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她说，她叫玛达莱娜·克里斯库洛，说我妈妈也许还记得她，她为了我们的自由，与纳粹作过斗争。妈妈点点头，但很明显她之前绝没听过“玛达莱娜·克里斯库洛”这个名字。那个女士又说，那时德国人想把萨尼塔区的桥炸掉，是她保住了那座桥，为此政府还给她颁发了一本证书和一枚铜制奖章。但我觉得，给她发一双新鞋也许会更好些，因为她现在穿的鞋子只有一只是好的，另一只却有破洞（零分）。她接着说，我们来找她是对的，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她和其他同志不得不挨家挨户敲门，去说服那些小孩的妈妈，告诉她们，这对她们和孩子都是件好事。她还说，她吃了许多闭门羹，也听到了许多难听话。这一点儿我倒是相信，因为我有时候上门去讨些破布，那些人也会朝我说许多难听话。不过她最后说，也有许多好人相信他们，比如我妈妈安东妮耶塔就是个有魄力的女人，正在为儿子送上一份礼物。其实，除了一个装着我所有宝贝的老缝纫盒，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礼物。

妈妈不善言谈，她等着玛达莱娜把话讲完。玛达莱娜说，得给孩子一个机会。但我觉得，她要是给我面包、水果糖和鲜奶酪，我会更开心一点儿。有一次，我和托马西诺（穿的旧鞋子：扣一分）溜进了美国人举办的节日宴会，吃到过鲜奶酪。

妈妈还是不讲话。玛达莱娜说，他们专门安排了几趟火车，好把这些孩子送到北方去。这时我妈妈开口了：“您确定吗？您瞧瞧这孩子，他太调皮，太费事儿了，简直就是上帝对我的惩罚！”玛达莱娜说，坐火车的不止我一个，会有好多小朋友跟我一起。“原来这儿不是学校啊！”我恍然大悟，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但妈妈没笑，她只是说：“要是我还有别的法子，我就不会来这儿了，他是我唯一的孩子，您看着办吧。”

我们离开时，妈妈依旧走在前面，但步子比之前要慢了许多。我们路过一个卖披萨的小摊，每次经过这里，我都会拽着妈妈的衣服，吵着要吃，哭个不停，直到她扇我一巴掌。她停下了脚步，对摊位上的小伙子说：“来一块儿蔬菜鲜奶酪的，只要一块。”

可我这次什么也没要，我想：这大早上的，妈妈主动给我买油煎披萨饼，准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那个小伙子包起一块儿比我脸蛋还大的披萨，金灿灿的，像太阳一样。我两只手都伸了出去，生怕它掉地上。披萨饼热乎乎的，我埋头深深吸了一口气，香喷喷的热气一下钻进了我的鼻子和嘴巴。妈妈弯下腰，盯着我说：“你也听见了，现在你长大了，马上就要八岁了，我们的状况你也很清楚。”

妈妈用手背帮我把脸上的油擦掉了，她说：“让我也尝尝吧。”她轻轻掰了一小块儿。她直起身来，带着我朝家走去。我什么也没问，只是跟着她走。妈妈走在前面，我紧紧跟在后面。 Z0Yh4yNoJH44ie7RTJ2LuF5E3J7EmA3ewGXysDxEBpCUOcW/rxsiGMfOH30PzBQN

2

玛达莱娜说的事儿没人再提了。我以为妈妈已经忘了，或者改了主意。但没过几天，一个修女到我家来了，是杰纳罗神父让她来的。妈妈往窗外望了一眼，嘀咕说：“这个‘布头’ 跑来做什么？”

修女又敲了敲，妈妈只好放下手中的针线活，起身去给她开门。妈妈刚把门拉开一条缝，修女就把头探了进来，露出一张蜡黄色的脸，问她能不能进来。妈妈点点头，但显然，妈妈一点儿也不想让她进来。修女说，上帝的光辉照耀众生万物，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应该知道所有小朋友都是上帝的孩子，不只是属于父母亲。她还说，那些女共产党要把我们送到苏联去，砍掉手脚，让我们再也回不来了。妈妈没接茬，她很擅长保持沉默。到最后，修女也觉得没趣，怏怏不乐地走了。我问妈妈：“你真的要把我送到苏联去呀？”她又拿起针线，自言自语地说：“什么苏不苏联的……我不认识法西斯，也不认识什么共产党，连主教和神甫都不认识。”妈妈嘟哝着。她很少跟别人讲话，但总爱自言自语。她又说：“到现在为止，我只认识饥饿和辛劳……那些‘布头’可真得好好想想，家里没有男人，我还要养活儿子……她们又没有孩子，说话倒是轻巧。当时我的小路易吉病倒了，她们又在哪儿呢？”

路易吉是我哥哥，要是他没出什么岔子，小时候没得哮喘，活到现在的话，应该比我大三岁。我出生时是妈妈唯一的孩子，但妈妈几乎从不提他，只是在床头柜上摆了一张照片，还用小台灯挡住了。这些事都是老桑德拉跟我讲的，她人很好，就住在我家对门。哥哥死了以后，妈妈非常难过，大家都以为她要活不下去了。后来我出生了，她又快乐起来了。但我不像哥哥那样让她满意，否则的话，她怎么会把我送到苏联去呢？

老桑德拉什么都知道，就算不知道的，她也总能打听到。我从家里出来去找她。她说，实际上我们并不会被送到苏联。她认识玛达莱娜·克里斯库洛，他们其实想要帮助我们，给我们带来希望。可我要“希望”做什么呢？我跟着妈妈姓斯佩兰萨，我已经有“希望” 了。我叫亚美利哥，这是父亲给我起的。但我没见过我父亲，每当我问起他的事儿，妈妈就抬头望着天，好像天要下雨似的。她说我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男人，他去美国闯荡了。我问妈妈：“那他会回来吗？”妈妈回答说：“他早晚会回来的。”所以，除了这个名字，他什么也没留给我，但这也不赖。

火车的事情传开以后，胡同里热闹起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他们要把我们卖到美国去做苦力；有人说，他们要把我们运去苏联，扔到烤炉里；也有人说，只有生病的孩子才会被送走，健康的小朋友都会留在妈妈身边；还有人一点儿也不在乎，什么都不懂，照常过着日子。我不去上学了，什么都不懂。但总的来说，我知道一大堆事儿，胡同里的人管我叫“诺贝尔”。实际上，我只是在街头巷尾四处晃悠，打听打听别人的故事，听听别人讲什么，没人生来就什么都懂。

妈妈不希望我在外面讲她的事。所以我从来不跟别人讲：我家床底下放了“大铁头”搞来的咖啡，他每天下午都要来我家，和妈妈关在屋子里。当然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跟他老婆交代的，可能说他出去打台球了。他一来，就要把我打发出去，说他和我妈妈要干活儿。

我只好出门，去捡些碎布回来，捡点儿美国兵穿过的旧衣服，或者一些脏兮兮、满是跳蚤的破烂玩意儿。刚开始，“大铁头”来我家时，我不愿意出去：我可接受不了他到我家来作威作福。但妈妈说，我得尊重他，他有许多牢靠的关系，我们得靠他吃饭。妈妈还说，“大铁头”很会做生意，我可以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他也能教教我。我什么也没说，但从那天起，只要他一来，我就出门了。我会把捡来的破衣服都带回家，妈妈会把这些衣服洗干净，缝补好以后，再拿去交给“大铁头”。“大铁头”在集市上有一个小摊，他会把这些东西卖给那些比我们宽裕一点的人。我一边捡破烂，一边看别人的鞋子，我掰着手指头数数，要是数到了十个十，就会有好事情发生：我爸爸发了财，从美国回来了，我们还把“大铁头”关在了门外。

说真的，这事儿以前灵验过。有一次，我在圣卡罗剧院的对面看见一位先生，他穿着一双新得不能再新的鞋子，亮锃锃的，简直可以得一百分。后来等我回家，我看见“大铁头”站在门外，因为妈妈看见他老婆挎着一个新包，从勒缇费洛大道走过去了。“大铁头”说：“你得学会等待。等一等才能轮到你。”妈妈回答说：“那今天你也等一等吧。”结果妈妈一整天也没让他进门。“大铁头”在我们的破房子外面站着，点了一根烟，手插在裤兜里走来走去。我跟在他后面，想看看他难过的样子。我问他：“‘大铁头’，今天放假啦？不干活了吗？”他一听，在我面前蹲了下来，深深吸了一口烟，他吐气时，我看见好多小烟圈从他嘴里冒出来。“你瞧瞧，”他跟我说，“女人跟葡萄酒是一码事儿。要么你掌控她，要么她掌控你。只要掌控权在女人手里，你就会失去理智，成为她的奴隶。我一直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你跟我来吧，我带你去酒馆，让你也尝尝葡萄酒的味道。‘大铁头’今天要让你成为一个男人！”

“那太不好意思了，‘大铁头’，我不能跟你去，我还有事。”

“什么事啊？”

“跟平常一样啊，我要去捡破烂。虽然只能赚一点钱，但我们总要吃饭。我走了。”

说完，我把他一个人撇在那儿，径自走了。他吐的烟圈，在空中也渐渐消散了。

我把捡来的破布都放在妈妈给我的篮子里。篮子装满以后，就变得很沉，所以我学着集市上那些女人的样子，把篮子顶在脑瓜上。然而今天顶，明天顶，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头发开始掉了，到最后我的头顶成了光秃秃一片。我觉得，正是这个原因，妈妈才给我剃了光头，哪是因为我头上有虱子！

我捡破烂时，总会四下打听火车的事儿，但什么也没打听到。有人说火车是白色的，有的又说是黑色的。托马西诺一个劲儿说，他才不要坐火车离开呢。他家什么也不缺，他妈妈，也就是阿尔米达太太，还没有沦落到要接受救济的地步。帕乔琪亚算得上是胡同里的权威人士了，她说，要是国王还在，这种事就绝对不会发生，妈妈也不会把她们的孩子卖掉。她又说：“简直没有 尊严 了！”每次她说这句话时，就会露出褐色的牙龈，我看见她咬着仅剩的几粒黄牙，把“尊严”这个词从牙缝里挤出来。帕乔琪亚一直没结婚，我觉得这是因为她从小就很丑，这成了她的伤心事，别人是万万提不得的。而且她没有孩子的事儿，别人也绝对不能讲。以前她有一只金翅雀，后来逃走了。打那以后，在她跟前，就连金翅雀也不能再提了。

老桑德拉也没结过婚，没人知道缘由。有人说，追求她的人太多了，她挑花了眼，到头来成了孤家寡人。也有人说，实际上是因为她很有钱，不愿意跟任何人分享。还有人说，她曾经有个未婚夫，但后来死了。甚至有人说，她发现未婚夫已经结过婚了。不过要我来说，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有一次，也仅有这一次，帕乔琪亚和老桑德拉站在一条战线上：有一天，德国人跑到胡同里来找吃的，两个人把鸽子屎藏在夹心酥饼里，说是猪肉酥，是我们的特色美食，然后拿给他们吃。结果德国人吃了，连说“不错”。她俩一听，胳膊肘相互撞了撞，笑开了花。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德国人了，他们也没有回来报复我们。

到现在为止，妈妈还没把我卖掉。修女来过后两三天，我顶着篮子回家时，碰见了那个玛达莱娜·克里斯库洛。我想：这下好了，他们要把我买走了！妈妈跟她讲话，我就像傻子一样在房间里打转。她们一有问题问我，我要么就不回答，要么就装结巴。我想装成傻子，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把我买走了，谁会蠢到去买一个结巴或傻子呢？

玛达莱娜说，她以前很穷，当然现在也很穷。她说，饥饿不是罪，不公正才是罪；她还说，女人应当团结起来，改变现状。帕乔琪亚总说，要是所有女人都像玛达莱娜那样穿长裤，留短发，那世界就要颠倒了。可我转念一想：她怎么有脸说这些，她自己还有小胡子呢！玛达莱娜没有小胡子，她唇红齿白，真是好看。

玛达莱娜压低了声音，跟妈妈说，她知道妈妈的事儿，知道她的不幸，还有她遭受的苦难。她说，女人需要团结起来，相互帮助。妈妈盯着一片空白的墙，足足盯了两分钟，我知道她是在想念我哥哥路易吉。

玛达莱娜来我们家之前，有几个女人已经来过了，她们不穿长裤，也没留短发。她们是真正的阔太太，金色的卷发，穿着漂亮的衣服。她们走进巷子时，老桑德拉表情都扭曲了，说：“布施的圣母来了。”起先我们都很高兴，因为她们带了装食物的袋子，但很快大家就发现，袋子里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肉和奶酪，里面装的是大米，而且总是大米，只有大米。每次她们来时，妈妈都会望着天说：“今天又能开心大笑了，你们送来这么多大米，真让我们快笑 死了！”一开始，这些阔太太没明白什么意思，但看见没人再愿意要那些袋子，就说那都是北方的粮食，她们在推广大米 。不过等她们再来敲门时，大家就不开门了。帕乔琪亚说，我们不懂什么是感恩。她还说，我们什么都不配有，连 尊严 也没有了。但老桑德拉说，她们带着米来，就是要取笑我们。因此，每当有人要送她一些毫无用处的东西时，她就会说：“看，布施的圣母来了！”

玛达莱娜向我们保证，她说我们坐上火车，一定会玩得很开心。她说北方和中部的家庭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们，照顾我们，给我们饭吃，给我们衣服和新鞋子（两分）。我马上不装疯卖傻了，我说：“妈妈，把我卖给她吧！”玛达莱娜张开红彤彤的大嘴笑了起来，妈妈反手就甩了我一巴掌。我伸手摸了摸，不知道是因为挨了耳光，还是因为羞愧，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玛达莱娜收起笑容，伸出一只手，搭在妈妈的胳膊上。妈妈像碰到了滚烫的锅一样，向后缩了一下，她不喜欢别人碰她，轻轻挨一下也不行。玛达莱娜用很严肃的语气说，她并不想把我买走，目前意大利共产党正在组织一项前所未有的活动，可能会载入史册，让人世世代代都记住。“就像把鸽子屎放进夹心饼一样吗？”我问。妈妈脸一沉，看着我，我想她要再甩我一巴掌了。她却问我：“你呢？你怎么想的？”我说，他们要是给我一双新鞋子（一颗星），我就去，就是走也要走到共产党员家里去，更别说坐火车了。玛达莱娜笑了，妈妈点点头，意思是：“那好吧。” Z0Yh4yNoJH44ie7RTJ2LuF5E3J7EmA3ewGXysDxEBpCUOcW/rxsiGMfOH30PzBQ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