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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走在前面，我紧紧跟在后面，她带我拐进了西班牙区的巷子。她走得很快，每走一步我都要用两步才能赶上。我打量着每个人的鞋子，心里在打分：如果没有破洞，就得一分；如果有破洞，就扣一分；要是没穿鞋子，就给零分；要是穿了新鞋子，就打一颗星。我从来都没有过自己的鞋子，脚上穿的全是别人剩下的，总是不合脚。妈妈说我走路歪歪扭扭，这又不是我的错！我脚上穿的鞋子都是别人穿过的，都被别人的脚拓出了形状，别人的习惯、走过的路、玩过的游戏也都和我不一样。鞋子到我脚上，它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怎么走路，也不知道我想去哪儿，它们得慢慢适应。可我的脚丫长得很快，鞋子没多久就会变小，一切就要从头来过，我得重新再去捡一双鞋子。
妈妈走在前面，我紧紧跟在后面，不知道她要带我去哪里。妈妈说这是为了我好，但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儿。有一次我头上长了虱子，她说是为了我好，给我剃了个大光头。不过，幸亏我的朋友托马西诺也是同样的遭遇，他也被剃成了“光葫芦”，这都是为了他好。结果胡同里的人都笑话我俩，说我们的脑瓜像“丰塔内拉”公墓走出来的骷髅头。其实，刚开始托马西诺不是我的朋友。有一回，我在集市广场上，看见他从水果贩的小推车上偷了一个苹果。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因为妈妈说，我们确实很穷，但我们不是小偷，否则真是没骨气。托马西诺看见我以后，也给我偷了一个，顿时我两眼放光，因为我肚子太饿了，况且这苹果又不是我偷的，是托马西诺送我的，我接过苹果，吃了个精光。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苹果朋友。
妈妈走在路中间，也不低头看看路。我盯着别人的鞋子，一边走一边打分，好把担忧抛在脑后。我掰着手指从一数到了十，然后从头开始。我心里想：如果我能数到十个十，那准会有好事发生。可能我数学不太好，也许出于这个原因，到现在好事还没发生到我身上。我很喜欢数字，但不喜欢字母：那些字母只有单独出现时，我才认识；它们混在一起，拼成不同的单词以后，我就糊涂了。妈妈说，我长大了绝不能像她一样，于是她就把我送去上学了。可在学校里，我感觉很难受，我不爱上学，小小的教室总有一股脚丫子味，同学又常常大喊大叫，弄得我每次回家时脑瓜都疼。不只如此，我还要坐在桌子前安安静静地待一整天，一笔一画写那些字母。我们老师的下巴好长，她说话时嘴里总像是含了一颗糖。只要我们笑她，她准照我们的后脑勺啪地打一巴掌。在五天时间里，我就被拍了十下。我掰着手指头数数，就像给鞋子打分，数到了十，但什么好事也没发生，我再也不想去学校了。
妈妈不乐意了，说我好歹得干点儿活，于是她打发我去捡破烂。刚开始我还挺高兴的，因为整天都可以在外面晃悠。我挨家挨户讨些破布破衣服，或在垃圾堆里翻一翻，把拾掇来的东西带到市场上，交给一个叫“大铁头”的男人。但没几天我就累坏了，开始想念拍我后脑勺的长下巴老师了。
妈妈站在一栋灰红相间的楼房前，这栋房子窗户很大，她说：“就是这儿。”我以为是所新学校，比之前那所漂亮多了，楼里安安静静的，也没脚臭味儿。我们爬上三楼，坐在走廊里的木长椅上等着。一直等到房间里的人喊了一声“下一个”。我们看周围没人站起来，妈妈才明白是在喊我们，于是我们走了进去。
妈妈叫安东妮耶塔·斯佩兰萨，房间里有个女士在等我们。她拿着一张纸，在上面圈出一个名字说：“就剩一家了。”我一听，心想这下好了，现在妈妈要转身带我回家了，然而妈妈并没带我走。
“老师，您也打人后脑勺吗？”为了安全起见，我一边问她，一边抬起两条胳膊，赶忙护住了脑瓜。她笑了，把手伸过来，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了捏我的脸蛋，但没有很用力。她说：“你们坐吧。”于是我们坐在了她对面的两张椅子上。
这个年轻女士跟我们老师的确不太一样，她下巴不长，脸上挂着甜甜的微笑，牙齿又白又整齐。她剪了短发，像男人一样穿着长裤。我们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她说，她叫玛达莱娜·克里斯库洛，说我妈妈也许还记得她，她为了我们的自由，与纳粹作过斗争。妈妈点点头，但很明显她之前绝没听过“玛达莱娜·克里斯库洛”这个名字。那个女士又说，那时德国人想把萨尼塔区的桥炸掉，是她保住了那座桥，为此政府还给她颁发了一本证书和一枚铜制奖章。但我觉得，给她发一双新鞋也许会更好些，因为她现在穿的鞋子只有一只是好的，另一只却有破洞（零分）。她接着说，我们来找她是对的，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她和其他同志不得不挨家挨户敲门，去说服那些小孩的妈妈，告诉她们，这对她们和孩子都是件好事。她还说，她吃了许多闭门羹，也听到了许多难听话。这一点儿我倒是相信，因为我有时候上门去讨些破布，那些人也会朝我说许多难听话。不过她最后说，也有许多好人相信他们，比如我妈妈安东妮耶塔就是个有魄力的女人，正在为儿子送上一份礼物。其实，除了一个装着我所有宝贝的老缝纫盒，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礼物。
妈妈不善言谈，她等着玛达莱娜把话讲完。玛达莱娜说，得给孩子一个机会。但我觉得，她要是给我面包、水果糖和鲜奶酪，我会更开心一点儿。有一次，我和托马西诺（穿的旧鞋子：扣一分）溜进了美国人举办的节日宴会，吃到过鲜奶酪。
妈妈还是不讲话。玛达莱娜说，他们专门安排了几趟火车，好把这些孩子送到北方去。这时我妈妈开口了：“您确定吗？您瞧瞧这孩子，他太调皮，太费事儿了，简直就是上帝对我的惩罚！”玛达莱娜说，坐火车的不止我一个，会有好多小朋友跟我一起。“原来这儿不是学校啊！”我恍然大悟，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但妈妈没笑，她只是说：“要是我还有别的法子，我就不会来这儿了，他是我唯一的孩子，您看着办吧。”
我们离开时，妈妈依旧走在前面，但步子比之前要慢了许多。我们路过一个卖披萨的小摊，每次经过这里，我都会拽着妈妈的衣服，吵着要吃，哭个不停，直到她扇我一巴掌。她停下了脚步，对摊位上的小伙子说：“来一块儿蔬菜鲜奶酪的，只要一块。”
可我这次什么也没要，我想：这大早上的，妈妈主动给我买油煎披萨饼，准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那个小伙子包起一块儿比我脸蛋还大的披萨，金灿灿的，像太阳一样。我两只手都伸了出去，生怕它掉地上。披萨饼热乎乎的，我埋头深深吸了一口气，香喷喷的热气一下钻进了我的鼻子和嘴巴。妈妈弯下腰，盯着我说：“你也听见了，现在你长大了，马上就要八岁了，我们的状况你也很清楚。”
妈妈用手背帮我把脸上的油擦掉了，她说：“让我也尝尝吧。”她轻轻掰了一小块儿。她直起身来，带着我朝家走去。我什么也没问，只是跟着她走。妈妈走在前面，我紧紧跟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