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姑姑达霞掌管这份家业。她把腰身勒得很细，两条胳膊上的镯子叮当作响，一会儿走到厨房，一会儿走到谷仓，一会儿走到牲口棚，老是踩着细碎的步子，背脊不住地颤动。不知什么缘故，她对管事或者农民讲话，每次都要戴上夹鼻眼镜。爷爷老是坐在一个地方摆牌阵 或者打盹儿。到午饭和晚饭的时候，他吃得非常多。仆人给他端来今天的菜、昨天的菜、星期日剩下的冷馅饼、仆人的腌牛肉，他都狼吞虎咽，一股脑儿吃光。每次吃饭都给薇拉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后来她一看到人们赶羊，或者从磨坊里运来面粉，她就会想：“爷爷会把这些都吃掉的。”他大部分时间沉默着，专心吃东西或者玩牌阵，可是有时候，在吃饭的当儿，他看到薇拉，就动了感情，温柔地说：

“我的独一无二的亲孙女啊！薇罗琪卡！”

他说着，眼泪就在他的眼睛里发亮。或者，他的脸突然涨得通红，脖子变粗，恶狠狠地瞧着仆人，敲着手杖，问道：

“为什么不拿辣根来？”

冬天他过一种完全不出家门的生活，夏天他偶尔坐上马车到野外去看一看燕麦和青草，回到家里来总是挥动着手杖，说缺了他，到处都搞得乱糟糟。

“你爷爷心绪不好，”姑姑达霞小声说，“嗯，现在倒没什么了，可是从前啊，那可不得了：‘抽他二十五下！拿桦树条子！’”

姑姑抱怨说大家都变懒了，谁都不干活儿，这份田产没有带来什么收入。确实，这儿说不上什么农业上的经营；大家只是按照习惯耕一点地，下一点种，实际上没干什么事，虚度光阴。可是大家又成天价跑来跑去，这样那样地计算，忙忙碌碌在这所房子里，从早晨五点钟就忙起，经常可以听见：“拿来”，“拿来”，“快去找”，到傍晚仆人们照例累得筋疲力尽。姑姑每个星期都要更换厨娘和女仆；有时候她认为她们道德败坏而辞退她们，有时候她们说累得要命，自动走了。本村的人谁也不来当差，那就只好到远村去雇人。本村的人只有一个姑娘阿辽娜还在这儿当差，没有走掉，因为她一家人老老小小都靠她的工钱糊口。这个阿辽娜身材矮小，脸色苍白，傻头傻脑，整天收拾房间，伺候开饭，生火，缝补，洗衣服，可是大家总觉得她是在瞎忙，把靴子踩得咚咚响，反而在这所房子里妨碍别人做事。她生怕叫东家辞掉，被打发回家；因为怕，她就常把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打碎碗碟，他们就扣她的工钱，事后她的母亲和祖母就到这儿来，在姑姑达霞面前跪下求情。

客人们每个星期来一次，有时候来得勤一些。碰到这种时候，姑姑就走到薇拉的房间里，说：

“你最好去陪客人坐坐，要不然人家就要认为你骄傲了。”

薇拉走去陪客人，跟他们一块儿玩很久的“文特” ，或者由她弹钢琴，客人们跳舞。姑姑兴高采烈，跳舞跳得喘吁吁的，走到她面前，小声说：

“你对玛丽雅·尼基佛罗芙娜要亲热点。”

十二月六日，圣尼古拉节，一下子来了很多客人，有三十个上下。他们玩“文特”一直玩到深夜，许多人留下来过夜。到早晨，他们又坐下来打牌，然后吃饭，饭后薇拉走到自己的房间去，打算躲开谈话，躲开烟雾，休息一下，可是那儿也有客人，她绝望得差点哭出来。到傍晚，大家准备动身回家，她才因为他们到底要走了而高兴起来，就说：

“你们再坐一会儿吧！”

客人们使她劳累，使她感到拘束；同时（差不多每天如此），天一黑下来，她就想走出家门，坐上马车随便到哪儿去——去工厂或者附近的地主家做客，在那儿打牌，跳舞，玩游戏，吃晚饭。……在工厂里和矿场上工作的年轻人有时候唱小俄罗斯 歌，唱得很不错。他们唱的歌总叫人感到辛酸。要不然，他们就一齐聚在房间里，在昏暗的暮色中谈矿场，谈当初埋在草原的地底下的金银财宝，谈萨乌尔古墓 。……谈着谈着，天色晚了，有时候会忽然传来“救——命——啊”的喊叫声。这是一个醉汉在走路，或者有人在附近矿场上遭到抢劫。要不然，风就在炉子里哀号，吹打护窗板，后来，过了一阵，教堂里就响起报警的钟声：这是暴风雪开始了。

在所有的晚会、野餐会、宴会上最招人喜欢的女人总是姑姑达霞，最招人喜欢的男人总是涅沙波夫大夫。在工厂和庄园里，很少有人朗诵，弹起钢琴来也只弹进行曲和波尔卡舞曲，年轻人老是为他们不理解的事发生激烈的争论，显得很粗暴。他们吵得厉害，声调很高，可是说来奇怪，薇拉在别的地方从来也没有遇见过像他们那样漠不关心、无所用心的人。好像他们既没有祖国，又没有宗教，对社会也不感兴趣。大家谈到文学，或者解答什么抽象的问题的时候，从涅沙波夫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他已经很久没看什么书，而且也不想看。他神态严肃，没有表情，像是一张画得很糟的肖像画，经常穿一件白色的坎肩，始终沉默不语，莫测高深；可是太太小姐们都认为他有趣味，欣赏他的风度，嫉妒薇拉，因为他显然很喜欢她。薇拉每一次做客回来都感到烦恼，暗自赌咒从此再也不出家门；可是白天过去，傍晚一到，她就又急忙赶到工厂去，整个冬季几乎天天如此。

她买书，订杂志，在自己的房间里看这些书和杂志。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她还在看书。等到过道里的钟敲了两下或者三下，她看书看得太阳穴胀痛，她就在床上坐起来，想心思。该干些什么好呢？上哪儿去好呢？这个该死的、纠缠不休的问题早就有许多现成的答案，可是实际上又一个都没有。

啊，为民众服务，减轻他们的痛苦，教育他们，那该是多么高尚，神圣，美妙啊！可是她薇拉不熟悉民众。该怎样接近他们呢？对她来说，民众是生疏的，没有趣味的，她受不了农民小木房里那种刺鼻的气味、酒馆里骂人的话、没洗脸的孩子们、农妇们唠叨疾病的话。要她在雪地上走一大段路，冻得浑身发僵，然后在密不通风的小木房里坐着，教那些她不喜欢的孩子们读书，不，那还不如死了的好！再说，你教农民的孩子们读书，可同时，姑姑达霞却收那些饭铺的租金，罚农民钱，这是多么荒唐！关于学校、乡村图书室，关于普及教育，议论有那么多，可是，如果所有这些熟识的工程师、工厂主、太太们不是假充善人，而是真的相信教育是必要的，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每月发给教师十五个卢布，叫他们挨饿了。学校也罢，关于愚昧的议论也罢，仅仅是为了欺骗自己的良心罢了，因为他们拥有五千或者一万俄亩土地，却对民众漠不关心，那是可耻的。太太们讲到涅沙波夫大夫，总是说他心善，为工厂开办了一所学校。不错，他用工厂的旧砖头造学校，花了大约八百卢布，在学校的落成典礼上人们为他唱《长命百岁》歌，可是要他把股票献出来，他就未必肯，他脑子里也未必想到过农民跟他一样是人，也需要在大学里受教育，而不仅仅是在工厂这种简陋的学校里读书。

薇拉恼恨自己，也恼恨所有的人。她又拿起书来，想看下去，可是过一会儿又坐起来，想心思。去做医生吗？可是要做医生，就得把拉丁语考及格，再者她对死尸和疾病有一种难于克制的厌恶感。要是能做机械工程师、法官、船长、科学家，干一种可以用出全部体力和脑力的工作，累得筋疲力尽，然后晚上酣畅地睡一觉，那就好了；要是能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一种什么事业，使得自己成为一个有趣味的人，被有趣味的人所喜欢，而且爱上一个人，有自己的真正的家庭，那就好了。……可是该怎么做呢？从哪件事做起呢？

有一回，在大斋节期间的一个星期日，姑姑清晨走到她的房间里来取阳伞。薇拉坐在床上，双手抱住头，沉思着。

“你，宝贝儿，该到教堂去才对，”姑姑说，“要不然人家就会以为你是个不信神的人了。”

薇拉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我看得出来你烦闷，可怜的人儿，”姑姑说，在床前跪下；她疼爱薇拉，“说实话，你烦闷吗？”

“我闷得慌。”

“美人儿，我的女皇，我是你的顺从的奴隶，我一心巴望你好，巴望你幸福。……你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嫁给涅沙波夫呢？你还要什么样的人呢，孩子？原谅我心直口快，亲爱的，这样挑挑拣拣是不行的，我们又不是公爵。……岁月如流，你不是十七岁了。……我真弄不懂！他爱你，崇拜你嘛！”

“哎，主啊，”薇拉气恼地说，“可是我怎么知道呢？他自己闷声不响，从来也不说一句话。”

“他不好意思，宝贝儿。……万一你回绝他呢！”

后来姑姑走了，薇拉就站在房间中央，不知道该穿衣服呢，还是该再睡下去。那张床真讨厌。往窗外看一眼，那儿也净是光秃的树木、灰白的雪、讨厌的寒鸦、要被爷爷吃掉的猪。……

“真的，”她暗想，“也许还是出嫁的好！” paCXS+T/yVqXIzwO665JSDZyARsoQSFtBg7pVkxWAtQYUk7B71HthW3UJOZxM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