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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中，萨沙忽然觉得烦闷无聊，准备回莫斯科去了。
“在这个城里我住不下去，”他阴沉地说，“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我一吃饭就腻味：厨房里脏得不像话……”
“再等一等吧，浪子！”不知什么缘故，奶奶小声劝道，“婚期就在七号啊！”
“我不想再等了。”
“可是你本来打算在我们这儿住到九月间的！”
“不过现在，您看，我不想住下去了。我要工作！”
正巧这年夏天潮湿而阴冷，树木湿漉漉的，花园里样样东西都显得阴沉沉的，垂头丧气，这也实在使得人想要工作。楼下和楼上的房间里响起一些陌生女人说话的声音，奶奶的房间里有达达达的缝纫机声音，这是她们在赶做嫁妆。光是皮大衣，就给娜佳做了六件，其中顶便宜的一件，照奶奶说来，也要值三百卢布！这种忙乱惹得萨沙不痛快，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闷气，可是大家仍旧劝他留下，他就答应七月一日以前不走了。
时间过得很快。在圣彼得节
那天吃过午饭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跟娜佳一块儿到莫斯科街去再看一回早已租下来、准备给年轻夫妇居住的那所房子。那所房子有两层楼，可是至今只有楼上刚装修好。大厅铺着亮晃晃的地板，漆成细木精镶的样子，有几把维也纳式的椅子、一架钢琴、一个小提琴乐谱架。屋里有油漆的气味。墙上挂着一张大油画，装在金边框子里，画的是一个裸体的女人，她身旁有一个断了柄的淡紫色花瓶。
“好一幅美妙的画儿，”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出于尊敬叹了一口气，“这是画家希什马切夫斯基的作品。”
旁边是客厅，摆着一张圆桌子，一张长沙发，几把套着鲜蓝色布套的圈椅。长沙发的上方挂着一张安德烈神甫的大照片，戴着法冠，佩着勋章。然后他们走进饭厅，那儿摆着一个餐具柜，随后走进寝室。这儿光线暗淡，并排放着两张床，看上去好像在布置寝室的时候，认定将来这儿永远很美满，不会有别的情形似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娜佳走遍各个房间，始终用胳膊搂着她的腰。她呢，觉着衰弱，惭愧，痛恨所有这些房间、床铺、圈椅，那个裸体女人惹得她恶心。她已经明明白白地觉得她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了，也许从来就没有爱过，可是这句话怎么说出口，对谁去说，而且说了以后要怎么样，她都不明白，而且也没法明白，虽然她整天整夜地在想着这件事……他搂着她的腰，谈得那么热情，那么谦虚，他在自己的住所里走来走去，显得那么幸福。她呢，在一切东西里，却只看见庸俗，愚蠢的、纯粹的、叫人受不了的庸俗。他那搂着她腰的胳膊，她也觉得又硬又凉，跟铁箍一样。她随时都想跑掉，痛哭一场，从窗口跳出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她走进浴室，在这儿他碰了碰一个安在墙上的水龙头，水立刻流出来了。
“怎么样？”他说，放声大笑，“我叫人在阁楼上装了一个水箱，可以盛一百桶水，喏，我们现在就有水用了。”
他们穿过院子，然后走到街上，雇了一辆出租马车。尘土像浓重的乌云似的飞扬起来，好像天就要下雨了。
“你不冷吗？”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尘土吹得他眯缝着眼睛。
她没答话。
“你记得，昨天萨沙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沉默一阵以后，他说，“嗯，他的话很对，对极了！我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也做不了。我亲爱的，这是什么缘故？就联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也许会在额头上戴一枚帽章，去办公，我都会觉着那么厌恶，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看见律师，或者拉丁语教师，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觉着那么不自在？啊，俄罗斯母亲！啊，俄罗斯母亲，你至今还驮着多少游手好闲的、毫无益处的人啊！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身上啊，受尽痛苦的母亲！”
他对他什么事不做这一点，得出一个概括的结论，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等我们结了婚，”他接着说，“那我们就一块儿到乡下去，我亲爱的，我们要在那儿工作！我们给自己买下不大的一块土地，外带一座花园，一条河，我们要劳动，观察生活……啊，那会多么好！”
他脱掉帽子，头发让风吹得飘扬起来。她呢，听着他讲话，暗自想着：“上帝啊，我要回家！上帝啊！”他们快要到家的时候，车子追上了安德烈神甫的车子。
“瞧，我父亲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高兴地说，挥动帽子，“真的，我爱我的爹，”他一面给车钱，一面说，“他是个非常好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佳走进家里，心里觉着气愤，身子也不舒服，心想：整个傍晚会有客人来，她得招待他们，得赔着笑脸，得听小提琴，得听各式各样的废话，而且一味地谈婚礼。奶奶坐在茶炊旁边，穿着绸衫，又华丽又神气，她在客人面前好像总是那么傲慢。安德烈神甫带着他那调皮的笑容走进来。
“看见您玉体安康，十分快慰。”他对奶奶说，很难弄明白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在认真地说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