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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早晨八点钟，军官们、文官们、旅客们已经熬过又热又闷的夜晚，照例要到海水里去游一游，然后到亭子里去喝咖啡或者喝茶。伊凡·安德烈伊奇·拉耶甫斯基是个二十八岁左右、精瘦的金发青年，戴着财政部的制帽，穿着便鞋，也来游泳，在海岸上遇到许多熟人，其中有他的朋友，军医官萨莫依连科。
这个萨莫依连科长着一个大脑袋，头发剪短，脖子几乎看不见，红脸膛，大鼻子，浓密的黑眉毛，花白的连鬓胡子，身材矮胖而臃肿，再加上说起话来用的是军人粗哑的男低音，就给每个新来的旅客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就像他是个嗓音嘶哑的大老粗，不过，认识以后过不上两三天，人们就开始感到他那张脸异常善良可爱，甚至漂亮了。尽管他模样笨手笨脚，说话粗声粗气，但他却是个性子温顺、无限善良、心肠很软、善于体贴的人。他对城里所有的人都用“你”相称，把钱借给大家，为大家看病，做媒，调解争端，安排野餐。每到举行野餐，他总是做烤羊肉串，十分可口的鲻鱼汤；他老是为别人的事奔走请托，老是为什么事情高兴。按照大家的看法，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待人接物只有两个弱点：第一，他总为他的善良害臊，极力用严厉的目光和故意的粗暴来遮盖；第二，他喜欢医士和兵称呼他“大人”，其实他只是个五等文官罢了
。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亚历山大·达维狄奇，”拉耶甫斯基开口说，这时候他们两个人，他和萨莫依连科，已经走进海水，水没到他们的肩膀了，“假定说，你爱上一个女人，跟她同居了；又假定你跟她同居了两年多，后来，这是常有的事，你不再爱她，开始觉得跟她合不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呢？”
“很简单。‘亲爱的，你走你的路吧’，事儿就了结了。”
“说得倒轻巧！可是万一她没有地方可去呢？她是个孤身的女人，没有亲戚，身边没有钱，又不会工作。……”
“那又怎么样呢？一次塞给她五百卢布或者按月给她二十五卢布，就完事了。很简单。”
“就算你既有五百卢布，也能按月给她二十五卢布，然而我说的这个女人却是知识分子，自尊心强。难道你敢给她钱？而且怎样给法呢？”
萨莫依连科本来打算答话，可是这当儿有个大浪头从他们头顶上冲过去，然后撞在岸上，接着顺着碎石地，哗哗响地滚回来。这两个朋友就走上岸去，开始穿衣服。
“当然，一个女人，要是你不爱她，却要跟她一块儿生活下去，那是困难的，”萨莫依连科说着，抖掉靴子里的沙土，“不过，万尼亚
，人应当按人道的观点来考虑问题。要是我遇上这种事，我就不会对她露出我不再爱她的神色，我会跟她一块儿生活到死。”
他忽然为自己的话害臊了，他觉得不对头，就说：
“要按我的意思，一个娘们儿都没有才好。叫她们见鬼去吧！”
两个朋友穿好衣服，走进售货亭。在这儿，萨莫依连科是老主顾，这儿甚至为他预备下一套特殊的餐具。每天早晨他们用托盘给他端来一杯咖啡和一杯白兰地，另外还有一只高高的、里面盛着清水和冰块的刻花玻璃杯。他先喝白兰地，后喝热咖啡，最后喝冰水，这样的喝法大概蛮有滋味，因为喝完以后，他的眼神就变得含情脉脉了。他两只手摩挲着连鬓胡子，瞧着海说：
“这风景美得出奇啊！”
拉耶甫斯基昨晚却是用种种郁闷无益的思想打发掉漫漫长夜的，他没有睡好觉，而且那些思想使得夜间的闷热和黑暗似乎更加浓重了。这时候他精神不振，有气无力。游泳和咖啡也没提起他的兴致。
“亚历山大·达维狄奇，我们来接着谈下去，”他说，“我不想瞒着你，我要把你当作朋友，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我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关系不好……很不好！原谅我，我把我的隐私告诉了您，不过我不得不说。”
萨莫依连科已经预感到接下来会谈什么事，就垂下眼帘，用手指头敲桌子。
“我跟她同居了两年，已经不爱她了……”拉耶甫斯基讲下去，“或者不如说，我们之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爱情。……这两年其实是互相欺骗罢了。”
拉耶甫斯基有个习惯，讲话的时候总是注意地瞅他的粉红色手心，咬手指甲，或者伸出手指头揉他的袖口。现在他就在这样做。
“我清楚地知道，你没法帮我的忙，”他说，“不过我所以要对你说这件事，是因为对我们这班失意的和多余的人来说，要想得救，全靠喋喋不休了。我得总结我每一个行动，我得在什么人的学说里，在文学的典型里，为我的荒唐生活找到说明和辩解，例如，我们这些贵族在退化，等等。……比方说，昨天晚上我就安慰自己，老是在想：啊，托尔斯泰多么正确，多么无情地正确啊！这么一来，我就觉得轻松点了。真的，老兄，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任凭你怎么说，反正他是个伟大的作家！”
萨莫依连科从来也没看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天天都打算读一下，这时候发窘了，说道：
“是的，所有的作家都是凭幻想写东西，可是他写的却是实际生活。……”
“我的上帝，”拉耶甫斯基叹道，“我们受文明的害多么深啊！我爱上一个有夫之妇，她呢，也爱我。……起初我们又是接吻，又是安静的黄昏，又是海誓山盟，又是斯宾塞
，又是理想，又是共同的志趣。……多么虚伪呀！实际上我们是从她丈夫家里私奔的，可是我们却欺骗自己说，我们逃脱了我们知识分子空虚的生活。我们这样描画我们的未来：先来到高加索，为了熟悉一下地方和人，我姑且穿上文官制服，到机关里工作，然后找一个空旷的地方买下一块地，劳动得脸上流汗，开辟一个葡萄园，垦出一片地，等等。假如不是我，而是你或者你那个动物学家冯·柯连，你们也许就会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一块儿生活三十年，给你们的继承人留下一个富饶的葡萄园和一千俄亩
玉米田，我呢，却从头一天起就觉得自己像是个破产的人。在城里住着，热得受不了，闷得慌，缺人做伴，到田野上去，却又觉得每一丛灌木里，每一块石头底下，都好像有避日虫、蝎子、蛇藏着。田野之外就是高山和荒野。陌生的人、陌生的大自然、贫乏可怜的文化，所有这些，老兄，可不像穿着皮大衣，挽着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胳膊在涅瓦大街上散步，幻想温暖的地方那么轻松。这儿需要的是生死的搏斗，可是我哪里是个战士呢？我是个可怜的神经衰弱患者，干不了粗活的娇客。……从头一天起，我就体会到我那些关于劳动生活和葡萄园的想法简直是活见鬼。至于爱情，那么我得告诉你，跟一个读过斯宾塞著作而且愿意跟你走遍天涯海角的女人一块儿生活，就像跟安菲萨或者阿库里娜
之流一块儿生活那样乏味。照样有熨斗、脂粉、药品的气味，每天早晨也照样有卷发纸，也照样自己骗自己。……”
“家里缺了熨斗是不行的。”萨莫依连科说，听到拉耶甫斯基对他这么坦率地谈到一个他认识的女人，不由得涨红了脸。“你，万尼亚，今天心绪不好，我看出来了。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是受过教育的好女人，你呢，是个才智卓越的人。……当然，你们没有正式结婚，”萨莫依连科接着说，往邻近的几张桌子看一眼，“不过，这不是你们的过错，再者……应当抛弃成见，站在当代思想水平上才对。我自己就是赞成自由结合的，是啊。……可是依我看来，一旦共同生活，就该共同生活到死。”
“没有爱情也该这样？”
“我马上给你解释，”萨莫依连科说，“大约八年以前我们这儿有个年老的经纪人，是个很有见识的人。他常这样说：家庭生活里最主要的是忍耐。你听到吗，万尼亚？不是爱情，而是忍耐。爱情不可能持续很久。你在爱情中已经生活了两年光景，而现在，你的家庭生活显然进入新的阶段，在这种时候，为了保持所谓平衡，你就必须运用你所有的忍耐力才成。……”
“你相信你那个年老的经纪人，可是对我来说，他出的主意却毫无道理。你那个老头子可以假仁假义，他可以锻炼他的耐性，把一个他不爱的人看作他的锻炼所不可缺少的对象。不过我还没有堕落得这么深。如果我想锻炼耐性，我就会买一对哑铃或者一匹倔强的马，却不会找一个活人。”
萨莫依连科要了加冰块的白葡萄酒。等到他们各自喝下一大杯，拉耶甫斯基忽然问道：
“劳驾，告诉我，什么叫作脑软化？”
“这个，我该怎样向你解释呢……这是这样一种病：脑子变得软了……仿佛变得稀薄了似的。”
“这种病治得好吗？”
“只要不耽误，那是治得好的。……凉水淋浴啦，斑蝥硬膏啦。……再吃一些内服药。”
“哦。……那么，你瞧瞧我的处境吧。跟她一同生活下去我办不到，我受不了啦。我跟你在一块儿，倒还能高谈阔论，脸上现出笑容，可是一回到家里，我就完全泄了气。我已经害怕极了，假定有个人对我说，我还得跟她一块儿生活下去，哪怕只生活一个月，我好像就会往我的脑门里开一枪。同时，要跟她分手也不可能。她孤孤单单，又不会工作。她没有钱，我也没有钱。……她怎么办呢？叫她去找谁呢？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是啊，你说说看，该怎么办呢？”
“嗯，是啊……”萨莫依连科闷声闷气地说，不知道该回答什么话才好，“她爱你吗？”
“是的，她爱我，那是因为在她这种年纪，按她那种气质，她需要男人。对她说来，跟我分开如同丢开脂粉或者卷发纸那样困难。在她心目中，我已经成为她闺房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萨莫依连科窘了。
“你，万尼亚，今天心绪不好，”他说，“多半你没睡好。”
“是的，我睡得不好。……总之，老兄，我觉得很不舒服。脑子里空荡荡，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浑身没有力气。……应该跑掉才对！”
“跑到哪儿去？”
“跑到那边，北方。跑到有松树、有菌菇、有人群、有思想的地方去。……我宁愿缩短一半寿命，只求现在能够到莫斯科省或者图拉省一个什么地方去，在小河里洗个澡，挨一下冻，然后哪怕跟一个最差的大学生溜达三个钟头，聊一阵天也好。……那儿会有多么好闻的干草香气啊！你记得吗？到了傍晚就可以到花园里去散步，听钢琴声从正房飘来，听一列火车开过去……”
拉耶甫斯基高兴得笑起来，随后眼泪涌上了他的眼眶。他为了遮盖眼泪，并没有站起来，却探过身去，伸手在邻近的一张桌子上取火柴。
“我已经有十八年没去过俄罗斯，”萨莫依连科说，“我已经忘记那边是什么样子了。依我看来，再也不会有什么地方比高加索更美妙了。”
“韦列夏金
有这样一幅画：有几个被判死刑的人在一口深井底下受折磨。你这个美妙的高加索在我眼里就是这样一口井。如果有人要我在两条路当中选一条：要么在彼得堡做扫烟囱工人，要么到此地来做公爵，那我情愿做扫烟囱工人。”
拉耶甫斯基沉思了。萨莫依连科瞧着他那伛偻的身体，瞧着他那呆呆地出神的眼睛，瞧着他那苍白、冒汗的脸和凹下去的两鬓，瞧着他那咬坏的手指甲，瞧着他那双从脚后跟滑下来、露出缝补得很差的袜子的便鞋，不由得满腔怜悯；而且，多半因为拉耶甫斯基使他联想到孤苦伶仃的小孩，便问道：
“你母亲还活着吗？”
“活着，不过我跟她闹翻了。她为了我和一个女人的这种结合而不能原谅我。”
萨莫依连科喜欢他的朋友。他把拉耶甫斯基看作一个好人，一个大学生，一个直爽的人，跟这样的人可以喝喝酒，笑一阵，毫无顾忌地谈谈天，在拉耶甫斯基的行为举止中，凡是萨莫依连科了解的地方他都极不喜欢。拉耶甫斯基喝很多的酒，而且往往喝得不是时候，喜欢打纸牌，蔑视自己的工作，生活入不敷出，在谈话里常常使用不中听的字眼，穿着便鞋在街上走路，当着外人的面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吵架，这些都是萨莫依连科很不喜欢的。至于拉耶甫斯基以前在大学语文系里读过书，如今订阅两种厚杂志，谈吐常常十分深奥，只有少数人能听懂，跟一个有知识的女人一块儿生活，这些都是萨莫依连科不了解的，却反而使他喜欢，他认为拉耶甫斯基比自己高明，因而尊敬他。
“还有一件事，”拉耶甫斯基说，摇一下头，“不过这话不能宣扬出去。我眼前还瞒着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你可别当着她的面说走了嘴。……前天我接到一封信，说是她的丈夫得了脑软化症死了。”
“祝他升天堂……”萨莫依连科叹道，“可是你为什么瞒着她呢？”
“给她看这封信就无异于说，我们到教堂去举行婚礼吧。可是，首先得把我们的关系弄弄清楚。等到她相信我们不能继续共同生活下去，我才把这封信拿给她看。那时候就不会有危险了。”
“你要知道，万尼亚，”萨莫依连科说，他的脸忽然现出忧郁的恳求神情，仿佛打算要求一件很美妙的事，生怕遭到拒绝似的，“你结婚吧，好朋友！”
“为什么呢？”
“尽你对这个好女人所应尽的责任啊！她丈夫死了，这是上帝亲自指点你该怎么办！”
“可是你要明白，怪人，这是不行的。没有爱情而结婚是卑鄙可耻的，就跟不信宗教而去做祷告一样。”
“可你有责任结婚！”
“为什么我有责任？”拉耶甫斯基生气地问道。
“因为你既然把她从她丈夫那儿带走，你就负有责任了。”
“可是我已经用俄国话对你说清楚了：我不爱她！”
“好，你不爱她，那就该尊重她，博得她的欢心。……”
“尊重她，博得她的欢心……”拉耶甫斯基讥诮说，“好像她是个女修道院长似的。……如果你认为单靠尊重和恭敬就能跟一个女人一块儿生活，那你就是个糟糕的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女人首先需要的是卧室哟。”
“万尼亚，万尼亚……”萨莫依连科发窘了。
“你是个老孩子，理论家，我呢，是个小老头，实干家，我们永远也不会互相了解。我们还是不要再谈下去的好。穆斯达法！”拉耶甫斯基对堂倌叫道，“我们这儿多少钱？”
“不，不……”军医官惊慌地说，抓住拉耶甫斯基的胳膊，“钱该我付。是我要的酒。记在我的账上！”他对穆斯达法喊道。
两个朋友站起来，默默地顺着那条堤岸走去。在林荫道入口的地方，他们站住，互相握手告别。
“你们这种人都给惯坏了，先生！”萨莫依连科叹道，“命运赐给你一个年轻美丽而且受过教育的女人，你却不要，我呢，即使上帝赐给我一个歪歪扭扭的老太婆，只要她温存、心好，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会跟她一块儿住在葡萄园里，而且……”
萨莫依连科忽然觉得这话不对头，就说：
“而且叫她这个老巫婆给我烧茶炊。”
他跟拉耶甫斯基分手以后，沿着林荫道走去。每逢他这个体态笨重、神态庄重的人，脸上带着严厉的表情，身穿一件雪白的军服上装，脚蹬一双擦得很亮的靴子，挺起胸膛，胸前明晃晃地挂着一个系丝带的弗拉季米尔勋章，沿着林荫道走去，他总是自我欣赏，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在高兴地瞧着他似的。他不转动脑袋，瞧着大路两旁，觉得这条林荫道修建得十分完美，那些小柏树、桉树、瘦弱难看的棕榈树都很美，日后会铺开很大的树荫，觉得切尔克斯人是诚实而好客的民族。“奇怪，拉耶甫斯基居然不喜欢高加索，”他暗想，“怪极了。”他在路上遇见五个扛着枪的兵，他们对他行礼。林荫道右边，人行道上有一个文官的妻子带着她的儿子（中学生）走着。
“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早上好！”萨莫依连科愉快地微笑着，对她叫道，“您去游泳？哈哈哈。……替我问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好！”
他又往前走去，仍旧愉快地微笑着，可是看见一个军医士迎面走来，他忽然皱起眉头，拦住他，问道：
“诊疗所里有人来看病吗？”
“没有，大人。”
“啊？”
“没有，大人。”
“好，你走吧。……”
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一个卖柠檬水的棚子里，柜台里坐着一个胸脯丰满、冒充格鲁吉亚人的犹太老太婆。他对她大声说话，仿佛在对一团人下命令似的：
“劳驾，给我拿瓶苏打水来！”